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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密的回传】
唐密借助东瀛之地得以完好保存，并反哺华夏，早在七祖惠果和尚的预料之中。据史料记载：
惠果和尚乍见空海，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华，入灌顶坛。”于是，三个月将两部大法传承完毕，又嘱空海曰：
“……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
“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意思是说，应当明白有义务、有责任供奉两部大法，并弘法于华夏。
这是惠果祖师的预言与期待，也是华夏有情的心愿与期望。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一时复兴
唐密在盛唐时期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所弘传者非纯正密教，乃是印度后期密教和藏地风俗结合后形成的藏密，明清两代亦大体如此，且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仅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不得随意传授。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而这中断的唐密，却在民国时期得到一时复兴，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奇观。
最早赴日学密的是江西的桂伯华。他大约于清末的1906年前后赴日本留学，到民国四年即1915年三月病逝于东京时止，计有十余年，但其在国内影响甚微。随后，出家僧中赴日学密的逐渐增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纯密）、谈玄等在东密根本道场高野山学习密法后带回中国。居士界则有顾净缘、程宅安等。
当时的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对此十分关注，曾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趣势》，文载《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1922年冬入日本真言宗高野山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仅三、四个月即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断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然佛法深奥，有情体悟各殊。由于当时学法时间短，且侧重事相，忽视教相，大勇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依止上师金山穆韶大阿阇梨的批评。金山穆韶大阿阇梨在《弘法大师之佛教观》中说：“然嗣后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杂志，见有大勇法师发表于关于密教之论文，似于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有不充分纳得大师教义之处，甚为遗憾焉。由是，余草一文，欲匡法师之谬见。”后来他转而入藏，惜中途病故。
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的，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了，年仅二十四岁。显荫法师天资聪明，慧解过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骤而英年早逝。
持松法师与大勇法师一同东渡，于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大阿阇梨修学古义真言宗密法，得三宝院流五十一世传法阿阇梨位，1924年春回国。先于上海传法，后于是年夏应邀至武汉任洪山宝通寺住持，并开坛传法，并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瑜祗堂、五轮塔，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陀罗，使洪山宝通寺一时成为唐密重兴之根本道场。后法师又乘赴日出席亚洲佛教大会之机，续留东瀛学法，再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古义真言宗中院流两个阿阇梨位，并专习台密仪轨，于事相教相均融会贯通，影响甚巨（详见第二节）。
总体来看，上世纪的“密宗热”对社会重新接触认识密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庸讳言，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问题的症结要么是“不如法”（越三昧耶传授、非器传授），要么是缺乏大小乘根基，要么对密典歪曲理解，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失去了大乘戒律的制约。这也是民国时期密法热不能持久的根本原因。因此，唐密回传的历史任务也就无法圆满完成，期待着后来者再续前缘。
第二节显密圆通的持松法师
持松法师（公元1894－1972年），现代高僧。俗姓张，法名密林，因慕名玄奘，自号师奘沙门，因修密受灌顶，又号入入金刚。法师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县（现荆门市）沙洋的一世代书香门第。17岁时感人生之无常，投铁牛寺出家，后往远安县观音洞居住。1913年往汉阳归元寺求戒。戒期后，往禅堂，一心参禅。1914年，适闻月霞法师在上海办华严大学，欣然投试，被录取，师事三载，对大小乘经论，各宗教义，深有所得。1917年随月霞法师赴归元寺及宜兴、盘山。七月随居常熟兴福寺。半年后，月霞法师示寂，次年二月，嗣法月霞法师接任兴福寺住持。五年中：偿还积债，赎回寺产；两次传戒；设华严预科学校；授课之余，撰《摄大乘论义记》十卷，《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1921年，受太虚法师之邀于杭州净慈寺讲《八识规矩颂》，再次传戒，度僧百人。次年春，先赴汉口九莲寺学校，讲《摄大乘论》，旋至武昌佛学院，讲授《观所缘缘论》、编《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后杖锡安庆迎江寺，讲《十二门论》。1922年冬，因阅《法轮宝忏》，深感瑜伽宗密义难解，且原在我国盛行于唐，久已不传，而今仍盛行于日本，遂立志挽回千载之绝学，毅然辞去兴福寺方丈之职，孤身东渡日本，礼高野山五十世阿阇黎金山穆韶，习古义真言宗，得五十一世阿阇黎位，上师赐灌顶，号入入金刚。后因东都地震，加之川资告磬，遂归国，旋赴杭州菩提寺为信众结缘灌顶。1924年春，武汉佛教界暨两湖巡阅使萧珩珊（萧耀南）、李香庭、汤乡明、李开先、陈元白等迎请来鄂主持武昌洪山宝通寺。法师来此，讲经传法灌顶几无虚日，其《自述》说：“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
1925年秋，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亚洲佛教大会。会后至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各流灌顶，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相承血脉――密林第四十九世阿阇梨位”。次年，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再赴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再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文法，得“高野山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密林第六十四世阿阇梨位”，尽得铁塔正传血统一脉。1927年归国。抗日期间，法师蛰居欧阳竟无大居士所购赠之上海圣仙寺，杜门谢客，拒敌伪之所诱，如是数载。1947年3月，上海静安寺恢复十方丛林选贤制，法师被推为住持，兼任静安寺佛学院院长。次年创办《学僧天地》月刊，担任名誉社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前有人劝持松法师去台湾，为其婉拒，随继续住持静安寺。1953年，在静安寺设立唐密道场，恢复在我国失传已久的唐密。此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上海市人民代表。1956年，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1957年，率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柬埔寨参加释迦牟尼涅般2500年周年纪念庆典。1964年，随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并多次出访尼泊尔、缅甸、日本、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1972年法师自感来日不长，墨书毛主席诗词、法华碑文、圣教序、兰亭集序等馈送诸友。11月16日，于入寝定中安然圆寂。法师示寂于上海，而塔于常熟虞山兴福寺，并设纪念堂于静安寺，世寿七十有九，戒腊五十。
持松法师爱国爱教、爱人民、爱和平，功德无量，高山仰止，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他被选为人民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每次国庆节都应邀登上观礼台，参加检阅典礼，他和海内外许许多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英诚挚交往，以其学识广博，待人真诚，富有智慧，赢得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广大信众的称赞与敬重。
持松法师生前结缘灌顶人次众多，超晔等居士得到良好法理熏陶，并培育指导多名优秀唐密行者。
【唐密回传台湾】
随着台湾佛教的兴盛，唐密法脉在台湾也得以弘扬，今只略举2位台湾唐密大德，以作说明。
一、五智山光明王寺——悟光上师
悟光上师，法名悟光，字全妙，传临济宗竹溪寺眼净老和尚暨日本佛教真言宗高野山派金刚峰寺中院流法脉，为台湾佛教真言宗五智山光明王寺第一代传灯大阿阇梨，上师俗姓郑，台湾高雄县内门乡人，生于民国七年（十二月五日，离开娘胎落地之时，即颈缠脐带、两膝跪地、双手握拳，有如僧人颈悬念珠，双手合掌拜佛之势，实慧根夙备乘愿再来者也。
上师幼学时，即聪慧过人，灵动机巧，同侪间嬉戏，每装扮佛道礼拜仪式模样，显现出善根宿植。于国校五年级时，即向当时学校日籍老师预言：将来收音机会如香烟盒般大，可置于口袋；在家中高坐即能欣赏电影，不必去戏院；打电话不必经交换机接线，全世界到处都可以通话，并看到对方真面目；电线将全面地下化；又言会发明人体分解术，将人光化，瞬间往返各地，诚轻而易举事，所言之语全证诸事实，无不令人讶其巧思慧心，不与俗同之独特卓见。
上师力慕高远，志切宏博，勤阅藏经，苦参禅法，诸方耆宿，莫不赞奖。其后随贡噶老人－申书文，再习藏密。然而上师虚怀自御，不自满意，竟而独入六龟深山，结茅荒涧，抑志深修，持咒阅藏穷研诸家典籍，亲证历代法案，于禅录之外，兼及语疏，复及密部。悟密旨所寄，不在简册，若欲求融，应当另行筑求。
上师于六龟深山闭关阅藏时，知有绝传于中国之真言宗，广布日本已达千余年，期间国内颇多高士欲赴日习法，或不得其门而入，或未获其堂奥，虽于民国年间或有弘传，然以中辍。故发心亲往日本求法，遂于民国六十年六月远渡东瀛，入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依中院流宣雄大阿阇梨攻习金胎两部，三昧五观，刻苦修证，获阿阇梨位，并嫡传中院流，登第五十四世传法大阿阇梨位，从此真言法脉再回流此土。
民国六十一年，上师获授『大阿阇梨』位，返回台湾，勤于弘法教化。先后分别蒙高野山真言宗管长大僧正『高峰秀海』颁授『大僧都』之位，管长大僧正森宽绍，再授『少僧正』之位，并应允披紫色衣之荣耀。民国七十年，以【生活禅】一书，获美国联合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学院颁赠『荣誉哲学博士』学位。
上师六十一年返台后，随即于竹溪寺『一真兰若』（后易名『妙明精舍』）开坛传授真言教法，并成立『佛教布道所』，展开各地讲经弘法工作。翌年，首创道场于台南，适有信众捐赠『龙山内院』为密教布教所，经整修后，于民国六十三年落成启用，即为今日之『真言宗光明王寺台南分院』。民国六十九年，因信众日益涌增，又于高雄市左营购屋创立『真言宗光明王寺高雄分院』。民国七十年，于美浓镇建『造化庐』为龙肚道场，真言宗总本山筹建工作因之露出曙光。上师愿力弘深，佛力加被，民国七十三年，有人建言，内门旗山交界，向称明秀，识者许为圣域，既谋弘大法，可藉以为基地，故请之临鉴。上师乃偕五智山光明王寺众往观亲视，登临展望，大加赞许，且说偈言：
左旗右鼓峙楠仙凉伞高耸入西巅
龙吟雨化圆潭月虎啸风云岫口烟
玉梳挠起东方日禄马交骋护八边
威音留下空王地镇在五智山中天
吟毕，告示随众：我初得法之时，于东瀛金刚峰寺发愿，誓持所学，归还我土，重兴密法，追继唐朝开元盛期；及归国以来，开教所、设讲院、立道场、不遗余力，今日遇此佳壤，堪充瑜伽密教重振之基，何其幸运！希望诸君共同于此创立密宗根本梵刹，为我密宗开别生面。上师遂将此地命名为『五智山』，全名为『五智山真言宗光明王寺』台湾总本山。随众遵聆教言，连袂奋起，集资纠力，开荆辟棘，合力垦植。于七十九年三月动工，十年间，光明王寺从地涌出，万佛宝塔凌空显姿，民国八十八年十月大殿工程毕竣。上师于开山期间，为弘法利生亦奔走各地，先后又于台北、香港二地分别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