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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她大都了解了，但她依旧觉得她应该具有一种可了解所有困难的第六感。
其他对自我的一些要求，本质上也许并非是幻想的，但却表示了一种完全不顾情况的态度，因为这样，要求就可被达成。因此，很多病人期望立即结束他们的分析，因为他们自觉十分聪明，这些人的推理力，事实上可能经常会阻碍了分析的进行。对此有价值的乃是病人的情感力量，他们行为的率直与他们的自我负责。
这种欲求轻易成功的期望，不只发生于整个分析的过程中，而且同样与个人本身所有的内省有关。例如，认识了心理症要求，对他们而言似乎就好象要他们革除要求一样，因此需要耐心的分析；只要产生要求的那些情感需要依旧存在，则要求将永远长存者──但此种需要却为他们所忽略了。他们相信他们的智力应是至高无上的动力，于是接踵而来的失望与沮丧势必成为无可豁免的了。同样，一位具有长期教书经验的教师，也许会坚持着认为写篇有关教学法的论文应该是容易的。但是文字无法由笔尖流露出来时，她也会对自己感到极度的嫌恶。她已经忽视了或抛弃了下列与此有关的问题：她有某些事项要说？她是否已将经验化为具体有用而系统化之正确陈述？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一篇论文仍是意味着一种系统化地陈述或表达思想的诚实工作。
内心的指使正像极权国家的政治暴行一样，表现出极度无视于个人本身的精神情况──不顾他所感觉的与他目前所做的。譬如常见的应该之一就是一个人应该不曾感到被伤害过；任何人都会发觉达到此种绝对（不被伤害）要求乃是极其困难的。究竟已经有多少人或现在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毫无焦虑，或十分安详以致于不曾感到被伤害过？充其量这只能是我们奋斗的一种理想；一个人若能真诚的采取此一计划，那他必定会积极而耐心地去研究我们潜意识理为求防护的要求，研究我们错误的自负──或简言之，研究在我们人格中使我们易受攻击（变弱）的每一因素。但是，一个觉得不应受到伤害的人，他的心目中并不具有如此具体的一套计划。他只是给自己定下一条“绝对”的法则，而否定或无顾他所具有的弱点。
我们再考虑另一需求：我应该永远是聪明的、富同情心的与助人的。我应该能软化犯罪的心。事实上，这也并非全属幻想。很少人会像维克多·雨雷：“Les…Miserable”一书中的牧师，能成就他的精神力量。对于我的一位病人，这位牧师的形象对他而言便是一种重要的象征，他觉得她应该像他。但此时她却没有那位牧师对待犯人的态度及能力，她有时表现仁慈，因为她觉得她应该仁慈，但实际上他心中并没有仁慈的感觉。事实上，她觉得任何人的所作所为并非全是善行，她经常恐惧某些人会欺骗她，每当找不到东西，她就以为是被偷了。还未了解它，她的心理症已经使她变得十分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专注于一己之利──这些原本是被一层强迫性的谦逊与良善所掩蔽着。那时她会愿意去了解自己的这些困难进而去研究它们吗？当然不会。这也是一个盲目制造定则的问题，只能导致自欺或偏颇的自我批判。
为了说明“应该”的惊人盲目性，我们必须再提出一些较不紧要的目的。然而，只要从“应该”在荣誉探求中的根源，或其为将自己改变成理想自我的作用来看，必可发现一项事实：“应该”所由生之前提乃是对自己而言无不可能之事。果真如此，现存的情况当然不需去检点。
当一倾向在“针对过去之要求”表现得最为明显，心理症患者的孩提时期，不只对于说明影响心理症之进行是重要的，而且还可由此而发觉他现在对过去逆境所持的态度。这些与他被对待的善恶较无关系，主要系由他目前的需要而决定。譬如，如果他已发展出一种为求优美与光辉的普遍需要，他就会使他的孩提时代满布金雾。要是他强压抑住他的情感，他就会觉得他需要他的父母，因为他应该爱他们：要是他平常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则他可能将他所有的困难归咎于父母。这种伴随后者而来的报复心理，也许会转变而公然地表现出来，或是被压抑下去。
他最后可能走向相反的极端，表面上为自己担当一些荒谬的责任。在此种情况下，他也许已知道威迫性的与阻止性的早期影响的所有冲突，他所自觉的态度相当客观而且似乎是合理的。譬如，他可能会指出他的父母之所以依他们自己的意思而行，乃是迫不得已的，病人有时也会奇怪自己为何不会感到任何愤恨，其实不感愤恨的理由乃是此处所吸引我们的“同愿性的应该”，虽然他知道他被冒犯，此事足以压服其他任何人，但他应该毫无受害地去克服它。他应该早已具有内在的力量与坚忍的精神，而不让这些因素影响他。因此，这遂证明了一开始他就在做无益之事，换言之，他真的能胜任此种场合；他会说：“确实地，那是伪善与残酷的渊薮污池”但接着他的洞察力却变得模糊了：“虽然我无助地面临这种环境，但我应该早已就能克服他们，一如百合之出于沼泽。”
如果他真能对他的生活负起真正的责任，而不负如此虚假的责任，那他就试着做种种不同的思考。他会承认早期的影响真能以不利的方式改变他，而且他会发现无论他的困难起源为何，都会阻碍他目前及未来的生活，因为这样，所以他最好要振作他的力量以克服他们。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只是将整个问题置于完全幻想且无益的层次上，而一味地需求他不应已被此所影响。同一病人，在后期能反转他的处境，进而确信自己并未完全被早期的环境所征服，这乃是进步的征兆。
“回顾性的应该”不只表现于对孩提时期的态度方面（此种“应该”带来了虚伪的责任，以致徒劳无用）。譬如，有个人始终不渝地觉得，他应已藉着坦诚的批评而帮助了他的朋友；而且他应该将他的孩子抚育成人，而不让他们变得神经质。我们确实都会遗憾在这些方面我们是失败了，但我们可检讨失败的原因从而学得改善。我们必定会知道，由失败时所发生的心理障碍或困难看来，当时我们确已尽力而为了。然而，对于心理症患者而言，已经尽力而为并不令他感到自慰，因为他认为在某些奇迹出现的情况下，他应该会做得更好才对。
同样地，了解目前的任何缺点，对于那些被专横的“应该”所困扰的人是无法忍受的，无论困难是甚么，它必须迅速被除去，除去困难的方法个个不同：一个人愈生活于想象中，则他将愈易摆脱这种困难。因此，有一个病人发现自己有追求超乎王权的权力的强大驱力，而且知道此种驱力是如何在她的生活中发生的，一到隔天她却确信：现在此种驱力已全属往事了。她不应该被权力所奴役；因此她不再渴求。就这些经常发生的“改善”，我们知道这种为求控制与权力的驱力，只是表示在她想像中所具有的一种魔力罢了。
有些人试图藉着绝对的意志力来除去已知的困难，在这方面，人们的确能够收到异常的结果。譬如，我想起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他们虽觉得不应惧怕任何事物，但其中有一位却很怕夜贼，于是她强迫自己睡在一间空屋里，直到她不再害怕为止。另一位，如果碰到水不够清澈就不敢游泳，因为她觉得可能会被蛇或鱼咬到，而她却强迫自己游过一鲨鱼群集的海湾。这两位女孩都利用此种方法以压服他们的恐惧；他们不正是显示了必要的作法，是在于使自己得到协调（合作）？但，事实上对夜贼或蛇的恐惧，乃是一种普遍而较为深藏的恐惧的最明显表现。其实这种隐伏着普遍焦虑的情绪并未因她所采取的“挑战”法（压服恐惧之法）而略有改变，固然表面上可不能再恐惧，但因解决法未触及病根，而使得焦虑愈被深埋着。
在分析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当他们一发觉自己的弱点时，意志力的机器是如何以某些方式并动着的。他们下定决心并试着去维持预算、去与人们相处或变得更武断或更宽怀。这是好的，只要他们同时同样会去关心并了解他们的困恼的含义与来源。但不幸地，这种关心却是少得可怜。就仅是第一步，更了解所有的特殊障碍的范围，可能就令他大为不快，这真与他们那种欲使障碍消失的激昂驱力相反。同时，因为他们觉得藉意识的控制应该足以征服它，所以细心解决障碍的过程，等于是承认自己的柔弱与败绩。当然这种人为的努力早晚必会减除的；因此，这种困难是极少会被控制的。所确信的乃是困难（或障碍）已秘密地被驱策，而且继续以一种更隐匿的形式出现。分析者自然不应鼓动患者有此种努力，而应该去分析他们。
大部分心理症的障碍，甚至于对最艰辛的努力控制也会发生抗阻作用。意识的努力对于抗忧郁、抗工作上根深蒂固的禁忌、或抗耗费性的白日梦简直是一筹莫展的。大家都会以为那些在分析中已得到某些心理方面的认识的病人，对这种结果都相当清楚。然而思想之清晰并无法影响“我应该能够克服它”的看法，结果他会因更忧郁而诉苦……等等，因为显而易见的除了他原有的痛苦感觉外，他缺乏了万能的感觉。有时分析者可在开始时了解这个步骤，而防患于未然。因此一个已显露出有白日梦症状的病人，当她详细地揭穿了它是如何诡谲地影响了她的大部分活动时，她会开始了解它的害处──至少了解它是如何耗竭她的精力。下次她会因为白日梦仍旧存在，而感到有点犯罪感与歉意。了解她对自己的需求后，我个人相信要人为地中止那些需求既不可能又不明智，因为我们可以确信那些需求在她的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我们会渐渐了解的。她感到病情好了不少，于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中止这些白日梦，但因为她过去未能如此做，所以她觉得我必定会厌弃她。她过去已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在我身上。
许多在分析中所发生的失望、暴躁或恐惧的反应，主要是由于病人感到无法立即除去困扰的问题，而非由于病人已经发觉到困扰自己的问题所致（正如分析之易于如此假定）。
因此，内心的指使虽然对维持理想的形象而言，比其他方式更为根本，但像其他方式一样，目标不在于真实的改变而在求迅即的与绝对的完美。他们力求使缺点消失，或力求使其出现，一若得到一特殊的完美之物似的。就如上例，如果内心的需求被外移时，这就显得特别清楚。于是一个人的现实状况甚至于他所诉苦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只有能让别人看到的方能使他产生强烈的忧虑：在社交场合中的手抖、脸红、别扭。
因此，“应该”缺乏对真正理想的道德真诚，譬如，在他们掌握中的人们，无法为迈向更诚实而奋斗，但却被驱策去渴求“绝对”的诚实，这总是何其遥远的，大约只能由想像中获得吧。
充其量，他们只能完成一种行为主义的典型，就如Pearl Buck在《女人阁》一书中所描述的吴夫人的性格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女人，她似乎永远在实行、摸索、思考正当的事情。这种人的外表不需说，是最虚伪的，当他们突如其来地显示出恐惧街症或机能性心脏病时，他们自己便感到无比的昏乱。他们会自问，那怎么可能呢？他们已完美地支配了自己的生活，已是班上的领导者、组织者、结婚伴侣或父母亲的典型。最后，他们必定会遭遇无法以平常的方式过活的情况
况，则他们的平衡性便大为混乱了。分析者在逐渐熟悉病人极度的精神紧张后，会大感惊异；只要他们并未遭到大障碍，则他们仍可维持正常的举止。
对于“应该”的性质我们感觉出的愈多，则我们愈能清楚地了解，“应该”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的差异并非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大体而论，他将内心的指使（他已经发现到这类的现象而且将之描述为超我）当作是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实际上，首先他们与道德问题的关系就不太密切，为求道德充实的“指使”，在“应该”中确实是担任了显著的角色，因为道德问题在我们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很显著的，其余的通常系由潜意识的自大而定，如“我应能避免掉星期天下午的交通拥挤”或“我应该不经辛苦的训练或工作就学会绘画”。我们一定还记得有很多需求显然地都缺乏道德的托辞，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任何惩罚”，“我应该永远胜过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