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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要，只要他能获得安全就好了）他的情感与愿望已不是决定的因素；可以说他不再是个驾驭者，而是个被驾驭者。大体而论，他的这种自我分割不只使他变得懦弱，而且也因增加了他的不安，而使他的精神变得更为错乱；他不知自己究竟置身何处，或自己是“谁”。
此种开始“脱离自我”的现象乃是一项更为基本的要因，因为它增添了其他损失的伤害程度；如果我们现在想像一个人若无法脱离其“自我生活中框”，所可能发生的情况，则我们会更明确地了解上述的意义。在此种病症中，病人会有某种冲突，但不致于为这辗转反侧；他的自信心（正如此词之意，需有一种可以置信的自我）将会受到伤害，但不致完全毁减；他与别人相处的关系将会产生障碍，但内心仍未与他们脱离。因此，“脱离自我”的人大都需要一种能他支持的东西（如果说此种东西乃是真我的取代物，那是荒谬的，因为此物根本就不存在），亦即需要一种“个体统一的感觉”──自我感，这可以使他觉得自己活得更有意义，而不在乎身体的衰弱，这给予了他一种权力与意义的感觉。
假设他的“内在条件”并未改变（仍生活在某种适宜的环境），他就用不着上述所列举的需要，只有一种方法似乎可用来使他满足那些需要，且可以马上满足所有的这些需要，那就是“幻想”。渐渐而且潜意识的，“幻想”开始在他的意识里产生自己的“理想形象”。在些种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无限的力量与崇高的能力；一变而成为英雄、天才、至情的爱人、至高的圣者、神明。
“自我理想化”离不了“自颂”，它带给个人相当需要的意义感及凌驾他人的“优越感”，但决非盲目的自大，每个人都经由自己特殊的经验、过去的幻想，个人的需要以及他所具有的天赋，来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形象”。若不是幻像具有“人格特质”，那他就无法得到一种“本身”及“统一”的感觉。他一开始就将他解决“基本冲突”的方法理想化：使顺从变为善良、爱与神圣；攻击变为力量、领导力、英勇与全能；冷漠变为智慧、自足与独立。根据个人的解决方式，使本身的明显缺点或缺陷变得隐晦，或对此加以修正。
他将会利用下述三种方法之一去对付他的“矛盾倾向”。此种倾向或许会在暗地里为人所赞颂，也许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才会稍现端倪：就一个认为爱情不该懦弱的急进分子而言，其理想的形象不只是一个穿著金光闪烁的战甲的武士，而且也该是个大情人。
其次，“矛盾的倾向”除了被赞颂外，也会由人的意念中被孤立起来，而不致于再构成阻碍性的冲突。病人在幻想中，自己乃是人类的恩人，是个相当沉著的智者，是个冲锋陷阵的勇士，这些都是自觉的；不但是“非矛盾”的，而且是“非冲突”的方法。史蒂文生（Stevenson）在其著作《吉柯医生与海德先生》中即已提过。
最后，因为“矛盾的倾向”也许会被提升，而变为实际的能力或才华，所以它是复杂人格中合宜的一部分。我已在他处（我们的内在冲突）举过一例，一个有天赋的人，将他的“顺从倾向”转变成基督的美德，将攻击的倾向转变为珍贵的政治领导能力，脱俗孤立转变为哲人的智慧。因此这三项基本的冲突立刻被美化，而获得和谐。
结果会促使自己去模仿那理想的、完美的形象，而不再是暗地里向往的幻像；不知不觉地，他已变成为这个形象：“理想的影像”变成了“理想化的自我”（以下简称理想自我）。此一理想自我对他而言，还比“真我”来得真实；主要不是因为它之令人心动，而是因为它能满足他的各项迫切需要。此种重心的转变全是一种内在的过程；他并未表现出任何可见的或外在的显著变化；这完全是内在的改变，一种他自己本身所感觉到的改变，它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特别奥妙的进化过程。它不会发生在爱尔兰的小猎犬身上，只会发生在真我曾经模糊的人的身上。虽然在这种发展状态下，正常的过程总是朝向真我而奋斗，但他目前为了“理想自我”而开始要舍弃它。“理想自我”开始告诉他能够做的、或应该做的实况或可能的情况。它成为一种用以判断本身的“知觉”以及用来测定自己的测量棒。
站在不同的观点，我主张称“自我理想化”为“广泛的心理症解决法”──不只用以解决个人的冲突，而且可以满足在某一特定时候所发生的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但可以摆脱痛苦与不堪忍受的情感（感到失落、焦虑、卑下及分裂），而且还可使他获得他本身或生活上的惊人成就。无庸置异，在他发现了这种解决法后，为了他可贵的生命，他会去坚守它的；同时，用适当的精神医学名词来说，它会造成一种“强迫性”【当我们对于此种解决法的过程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我再讨论“强迫性”（pulsiveness）的真义】。在心理症中，“自我理想化”之经常出现，乃是由于在易于造成心理症的环境中所养成的“强迫性需要”，经常出现的结果。
我们可以经由“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点，来探讨早期人格发展的合理（必然）结果，与未来发展的起始。它对未来的发展必定会具有深运的影响，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步骤，没有一步比“舍弃真我”更合逻辑。其“革命性的效果”主要是由于“实现自我”的精力被转移到实践“理想自我”之上所致。此种转移正是整个个人生活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改变。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对人格具有“塑造力”的转移方式。其作用在于避免“自我理想化”始终停留于“内在的指使”，而使其能溶于个人的生活圈中。果能如此，则个人会希望──或被驱策──去表达自我；亦即希望表达理想化的自我，并用行动在加以证实。它突破了他的渴望、他的目标、他的生活行为以及他与别人的关系。基于此一理由，“自我理想化”必定会产生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力，我拟用一个较适合其性质与范畴的名称来为它命名，即是探求荣誉（search fro glory）。“自我理想化”依旧为其核心，其作的组成元素，虽然因人而有其强度与知觉上的差异，但多少总是存在的；那就是为求完美的需求、心理症的雄心以及报复胜利的需求。
在为求实现“理想自我”的驱力中，“需要完美”乃是最根本的；它的目的在于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的自我。就像萧伯纳作品中的匹格玛琳【匹格玛琳为希腊雕刻家，与他所刻的雕像发生了恋情，于是后人逐称病人与自造的物体热恋为pygmalion】，心理症患者不只企图修饰自己，而且还要将自己改造成理想形象中的完人；他藉着一种复杂的“应该与禁忌系统”，而力图达成此一目的。因为这种过程既重要又复杂，所以留在本书第三章再加以评论。
“探求荣誉”其组成元素中，最明显的是“心理症的雄心”，这是一种追求外在成就的驱力。此种追求“现实的优越表现”的驱力颇具普遍性，它还遍及于追求任何事情的优异表现，但通常它常有力地被应用于那些在特定时间下，易于表现优越的事情上。因此，这种雄心其内容在一生中是多变的。譬如，在学校里，有人会觉得在班上拿不到最高分，乃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慢慢地，他会情不自禁地与最种爱的女孩多次地约会，然后，也许会为了赚更多的钱或想要显名政界而感到困扰，这些变化便甚易产生“自欺”的现象。一个在某一时期曾决心做个体育健将或战地英雄的人，在另一时期可能又决心做个最伟大的圣人，然后他可能会相信他已“失去”了雄心，或者，他会觉得在运动场上或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并非他“真正”想要的。他不知道自己依旧驾乘着“雄心之舟”，只是改了航程而已。当然，个人必须详细地分析在某一特定时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改变了航程。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变化，是因为由此看出了一项事实──受雄心掌握的人们，往往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漠不相关，而只注意到“优异”本身。如果无法认识这种“不相关性”，则许多变化将会变得令人无法理解。
为了这项讨论的目的，特别的“雄心”所垂涎的特殊活动范围是较少引人注意的。而其特征乃在于自己是不是众人的领导者，最出色的健谈者，拥有音乐家或探险家的美誉，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是否为名作家或是最擅长穿著者这类的问题。然而雄心的目的为何，系根据个人所渴望的成就种类而异。简而言之，它可能是在于增加权力（管理权、次于王权之权、势力或操纵力），或是增加威望（名誉、赞赏，声望或崇拜与专宠）。
这些“雄心的驱力”，比较上来说，乃是夸张性驱力中最为实际的；至少由下述意义而言，此说乃是正确的：于此有关的人们会将他们的实力投注在“优越感”的终极目的上。而这些驱力似乎也来得较为实际，因为很幸运的，拥有此种驱力的人们，都能确实地获得所渴求的魅力、名誉与势力。然而另一方面，当他们得到了更多的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后，他们就会开始觉得此种徒劳追求所带来的整个震击力。他们变得无法确保心灵上的平静，内心的安全感，或生活的情趣。为了补救他对“荣誉幻想”的追求，于是内在的压力仍如往昔一般笼罩着他。这些并非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意外”结果，而是必然的趋向；或许可以较为正确地说，对“成功”的一切追求乃是全属虚幻不实的。
由于我们系生长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所以上述的评论听来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很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应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且精益求精，改善自己，所以我们会觉得这种倾向乃是“天性”。然而，在竞争的传统习俗下，所引起的对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事实上，并未减少人们的心理症特质；甚至于在竞争的环境 下，其他的价值观──特别是成熟的价值观──就大多数人而言，仍比与他人竞争的卓越感还来得重要。
“探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元素，远比其他元素更具破坏性，那就是为得到“服复的胜利”的驱力。它也许和追求“实际的成就与功名”的驱力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此，则其目的必在于使人蒙羞或藉着给人事功而征服或战胜他人；或藉着达到卓越的地位以获取权力，或将快乐建筑在那些受辱者的痛苦上。另一方面，为求优越的驱力，也许会归于幻想，而且这种“报复的胜利”的需求也会自然地表现于人际关系上，而产生使人降服，挫折、智取或打败他人的这些不可遏抑的冲动。我称此种驱力为“报复性的驱力”，即因此种驱力乃是为了要洗雪孩提时期的耻辱，所采取的报复冲动而来──此一冲动在晚期“心理症的发展”中更为明显地增强。这种晚期的增强，可能系为使“服复的胜利”的需求变为追求荣誉的因素而发生的；此种驱力的强度，以及人们对它的“知觉”其间差异甚大。大多数人只在短期内知道或认识此种需求；它有时会公然出现，但后来却变为隐含于生活中的主动动机。近代史上的希特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曾经有过耻辱的经验，因此他幻想着将生命专注于打败人群这一点上。在这例子里，那种不断在增加需求的恶性循坏是易于为吾人所了解的，其中一种恶性循环乃因他只注意到“胜利”与“失败”而发展出来的。由于对失败发生了恐惧，遂使他决心在下次非获得胜利不可，而每次的胜利都会增加他的伟大狂傲，此种狂傲感又使他更无法忍受那些不赏识他伟大的任何人或国家。
还有许多与此略同的病症或故事，现在我们单从现代作品中举出一例。有一本书名叫《注视火车过去的人》。故事中有个正直的伙什，困服于家庭生活与办公室里。很明显的，他除了尽责之外不思他念，有一天，当他发现了老板利用欺诈的手段导致公司破产的事后，他的价值尺度便猛然崩溃了。那些拥有一切的在上者与像他那样只有正当行为的窄径可行的下位者间的区别，因此粉碎了。他知道他同样可以变得“伟大”与“自由”。他也能够拥有一位女主人，甚至于是老板那迷人的太太。此时，他的自负已变得如此夸张，以致于当他亲近她而受到拒绝时，他遂扼杀了她。后来当警察极力要逮捕他时，虽然有时他会感到一阵害怕，但他的主要动机却在于胜利地击败了警察，甚至对于他之企图自杀而言，这仍是一种主要的激发力。
这种“胜利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