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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带有否定价值的意味）的方式而表现出来。在这些情况下，混乱的思考与怀疑（人生价值或别人的善意）的态度会使得冲突的问题更为迷惑不解，因此他们根本就无法发觉到那些冲突。
病人竭力逃避对于自恨或自卑的体验，其主要问题乃在于避免去了解那些有所未满足的“应该”。因此，在分析中，他必定还击，以避免洞悉那些就他“内心的指使”而言乃是不可原谅的罪行──缺点。因此任何有关这些缺点的暗示，他都会觉得是一种恶意的谴责，而迫使他采取自卫行为。不管在他的防护中他是好战的或是平静的，其效果都相同；它防止他适度地去查明真相。
所有病人用以保护他的主观价值与避免危险──或是焦虑与恐惧的主观感觉──的迫切需要，正说明了他之不顾自觉的善意而无法与分析家密切合作，这也说明了他之所以需要采取自卫的缘故。
到目前为止，他的自卫态度其目的乃在于“维持现状”【这乃是“阻抗作用”的定义，我在《自我分析》中，第十章阻抗作用的处理中即已提过】，在分析过程中这是最显著的特征。譬如分析退却型的病人时，在分析进行的初期，病人需要完全地保存他的孤立（与人脱离关系）与“自由”，以及他那不希求、不战斗的政策，这些完全决定了他对分析的反应态度。然而，就夸张型与自谦型的人而言，特别是在分析的初期，还另外存有一些阻碍分析进行的因素。就像他们在生活中亟欲追求绝对的胜利、征服或爱的积极目标一样，在分析中他们同样会外求以达到这些目标。分析应该要除去一切的障碍物──他们为求澈底的胜利或永不战败，神奇的意志力，无可抗拒的惑力，神圣不可冒犯……等等障碍。因此它不单是病人自卫的问题，而是病人与分析者之间的积极对立问题。虽然两人都会谈及演进、成长与发展，但他们的所言完全意指着不同的事物。分析者注意的是真我的发展，而病人却只能思索着如何完成自己“理想化的自我”。
所有这些阻碍力，也会影响病人欲寻求得到精神分析之动机。人们希望被分析，是因为存有某些障碍，例如恐惧、忧郁、头痛、工作方面的限制、性的困扰、各方面的反覆失败。他们来接受分析，乃因为他们无法克服某些痛苦的生活情势，如太太或先生的不贞或欲离家出走。他们也可能是因为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的发展，正遭受到障碍而来求分析治疗的。所有的这些障碍似乎都有足够的理由可考虑作一次分析，但并不一定要做更深入的检查。基于刚刚提到的理由，我们最好要问：谁受扰乱了？是病人本身──因他真正地希冀幸福或成长──或是他的自负呢？
的确，我们无法过于明确地对此做一区别，但我们必须了解，自负在制造某些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事实方面，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譬如，“怕车道”对一个人可能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它伤害了他“欲战胜一切”的自负。“被丈夫遗弃”这事若使得她那种为求公平相待的心理症要求遭受到挫折，则它便会带来极度的不幸。（她会觉得“我是一个这么贤慧的妻子，因此我有权享受他终生的忠诚”）通常不会烦扰一般人的“性问题”，对于那些自认为“极其正常”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不堪忍受的。个人的发展受到阻碍可能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他“要求不劳而获的优越”似乎已无望了。自负也可能表现于下面的事实中，譬如个人可能会因为一些伤害自负的小烦扰──忸怩羞愧、害怕演说、双手颤抖──而找医师帮忙，反而有些更具障碍性的大烦扰却会轻易地忍过去了，但事实上，在他被用以分析的解决法中，这些大烦扰也只担当了微不足道的角色。
另一方面，自负可能会阻止人们请教分析家──这些人都是需要帮助而且能帮得上忙的。但他们那种“自足”与“独立”的自负，却会认为祈求任何帮助乃是耻辱之事，这是不该有的“纵容或沉溺”；他们应该能自己克服烦扰或障碍，或者，甚至他们那种“战胜自我”的自负，都不允许他们具有任何心理症的烦恼。充其量，只有在为了讨论朋友或亲戚的心理症时，他们才会来请教分析者，所以在此种情况下，分析者必须留意各种可能性──他们将会间接地藉此谈及自己的困难。因此，自负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困难无法作真实的估计，而致不去找寻分析者帮忙。当然，并非每种特殊的自负都禁止他们去考虑接受分析，在内在冲突的解决法中，任何因素都可能会抑制了他去寻求分析之动机；譬如，退却的倾向可能大得让他们宁愿安于他们的烦扰或障碍中。或者，他们的自谦倾向可能会禁止他们不可“自私地”为自己谋利。
阻碍力在病人自己对分析所怀抱的期望中也会发生作用──当我讨论分析工作的一般困难时，我已提过这一点。再重述一遍，他一方面期待分析应该毫不改变他的心理构造，而又能除去他的障碍（烦恼）因素，另一方面，分析应该能实现他的“理想自我”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期望不只关系着分析的目标，而且也与达成目标的方法有关。他很少会对分析工作做适度的评价，其中所涉及的因素非常之多。当然任何人都难以赞赏分析工作，他们只会从阅读方面或偶而尝试要分析人或自己时，才会懂得分析的意义。但，就像任何其他新工作一样，只要他的自负尚未干扰他，病人必会及时学习有关的事项。夸张型的人抵估自己处境的困难，同时也高估他克服困难的能力，且认为凭他的头脑以及他那至高无上的意志力，应该能够迅即解决他的困难。退却型的人，因本身的惰性与缺乏动机而变得麻痹无力，他并不期望分析家赋予他神奇的线索，却会很有耐性地等着，他喜欢当个有兴趣的旁观者。当病人自谦的元素愈占优势时，只因为他的处境极苦且亟欲祈求帮助，所以，他愈会期待分析者挥动魔杖拯救。所有的这些信念与希望，当然都是隐藏在合理的期待层底下的。
此种期望的阻碍作用相当明显。不管病人是期待分析者，或是他自己能利用魔力以获得所想要的结果，他自己那种振奋工作所需的精力动机必已遭受到损伤了，分析也因而变为是种相当神秘而难解的过程。不消说，合理化的解释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未触及内在的需要──这些决定了隐藏在“解释”背后的“应该”与要求。只要这些倾向产生话，病人是很希望能接受短期治疗的。但病人会过于忽略了这些治疗结果的发表只是有关症状的改变而已，他们会深深地迷惑着，误以为达到正常与完美乃是一蹴可即的。
这些阻碍力在分析工作中所表现的形式变化多端，虽然为了能迅速了解病情，认识这些形式对分析者而言乃是必备的，但我将只提到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同时我不打算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以讨论他们，因为此地我们的兴趣并非在于分析的技巧，而是应该要了解治疗过程中的要素为何。
病人或许会变为喜好争吵、爱好讽刺、太具攻击心；表面上他可能很有礼貌地装出顺从的样子，而以此作为遮身的屏障；他可能表现得回避而令人无法捉摸，抛开主题，或忘掉主题；他可能马马虎虎，不假思索地谈论主题，仿佛此一主题根本与他自己毫不相干似的；他可能会发出自恨或自卑的咒语，藉此提醒分析者别再继续进行下去了──等等。所有这些困难在直接分析病人的问题时可以会发生，或者也可能会发生于分析者与病人的关系上。跟其他的人性关系相较，“分析的关系”在某方面对病人而言，乃是较为简易的。分析者对他的反应态度变化较少，因为他专心在理解病人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此种关系较为困难，因为病人的冲突与焦虑会因之油然而生。不过它仍是一种人性关系，同时病人与别人之间所发生的困难，在分析的关系中也会发生作用。在此只提出一些显著的情形：他之强迫性地需要胜利、情爱或自由，大大地决定了关系的进展，而且使他对指导、拒绝或强制变得过敏。因为他的自负在进行的过程里势必要因此而受损害，所以他极易感到受屈辱。由于他的期望与要求，在分析中他常会觉得被挫折以及被虐待或被辱骂了；当分析者引发他自责与自卑的感受时，他会觉得宛若被控告及被轻视似的；或者，如果他正处于自毁的激怒的震击之下，他很快就会转而辱骂或虐待分析者了。
最后，病人常会高估分析者的重要性，在他们的眼中，他不只是一个凭藉训练自知以帮助他们的人。不管他们如何地通达世故，私底下他们还是将他奉为是术士，他对喜恶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的恐惧与期望结合而产生了这种态度。分析家具有伤害他们、压服他们的自负，唤起他们自卑的能力，但也具有神效的医疗能力；简言之，他是个术士，具有推他们下地狱及提他们上天堂的能力。
由许多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坚定这些防御的意义。当我们分析病人时，对于这些防卫在分析过程中所具有的阻碍力，我们的印象会特别来得深刻，他们让病人难以──有时不可能──反省自己，了解自己以及改变自己。另一方面──就像弗洛伊德所发觉而提到的“阻抗作用”──他们也是导向我们问题的指标。当我们渐渐了解病人所需保护或提高的主观价值，以及他所逃避的危险何在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一些发生于他们身上的重大力量了。
此外，虽然病人的“防卫”态度导致了治疗上的多重混乱，以及──直言之──分析家有时也希望此种防卫行为会减少，但分析过程中，具有此种防卫态度远比没有时更不具危险性。虽然分析者竭力避免做过早的解释，但因为他缺乏上帝的全能力量，所以他无法阻止这项事实的发生──有时病人会产生比他所能解决的更为恼人的因素。分析者自认为自己的谈论对于病人是毫无弊害的，但病人却会以焦虑不安的方式去解释它。或者，甚至于分析者并无此种谈论或说明，病人也曾经由联想与梦境，而展开那种令人惊讶但却丝毫无益的回想或展望。因此，不管防卫在效用上是多么地具阻碍性，他们（防卫）仍需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他们是直觉自卫过程的一种表现，系因自负系统所创造出的那种危险的内在情势所致。
在分析治疗中所引起的任何焦虑，通常对病人而言都是危险的，因为病人易于将它认为是不全或损伤的征兆。但偶而也会不是这样的。“焦虑”的重要性只能就出现的前后关连而予以评价，它只能是意味着，病人已比某时候他所能忍受的更能去面对他的冲突或自负；在那种情况下，他惯常用以缓和焦虑的方法通常可以帮他去应付它。似乎是原本敞开着的通路在此又再度关闭了，他无法从感受或体验中获益。另一方面，急切的焦虑也具有明显而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可能表示，现在病人已觉得有足够的力量，更能镇定地去冒险以面对他的问题。
精神分析治疗之路是种古老的方法，在人类历史上屡次地被提倡。就苏格拉底与印度哲学的观点而言，它乃是经由自知而获得再定向之道。它的新颖与特别处，主要在于获得自知的方法之不同，而这都要归功于弗洛伊德的才华。分析家帮助病人了解所有作用于他身上的力量，阻碍性的或建设性的；他帮助他对抗前者而引动后者。虽然阻碍力的破坏作用与建设力的诱导作用都是同样发生的，但我们将分别讨论他们。
当我对本书所提的各主题作一连串的讲演时，有一次在我讲完第九次讲演而将谈及治疗之时，大家提出了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所提过的一切都是有关治疗的。所有精神方面可能涉及到的知识，可以使每个人有机会找出自己的困难所在。此地我同样地要问，病人必须要知道什么才能铲除他的自负系统，以及除去由此所衍生的一切附带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必须晓得我在本书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他对荣誉的探求，他的要求，他的冲突，他个人的特别解决法──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在他的人性关系方面，与创作力方面所具有的影响为如何。
此外，病人不可只知道这个个别因素，而且也应该知道其间的关系与其相互间的作用。这方面最重要的，则是他应了解自恨乃是自负所不可脱离的伙伴，他不可能只具有其中一种，而缺乏了另一种。必须就整个人格构造来了解每一存在的单一因素，譬如，他必须了解他的“应该”乃因他自负的种类而定，“应该”之无法满足或达成，必会引发他的自责，于是这些自些自责依次地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