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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乃因他自负的种类而定，“应该”之无法满足或达成，必会引发他的自责，于是这些自些自责依次地又说明了何以他需要保卫自己以免于遭受自责的猛攻。
了解所有的这些因素，并非指懂得这些因素的死知识，而是意指要澈底地去认识他们。马克慕雷说过：“专心于单一目标，而对相关的人漠不关心，这些都是“死知识”的特征，这通常称之为“客观性”或“对象性”，实际上它只是非人格的……。死知识终归是有关某事物的消息或知识，而不是去认识或了解那些事物。科学无法教你了解“你的”狗，而只能教你狗的一般性何在而已。你只能从它生病时，你照顾它、教它如何在屋子周围活动、以及跟它玩球之中，而了解它。当然，你可以运用科学所给你的有关狗的一般性，而更了解你的狗，但这已是另一件事了。科学所注重的是一般性，多少都是指一般事物的普遍特征，而不注重个别的或特别的事物。而任何真实的事物永远都必定会是个别的、特殊的。在某些奇特方面，对于事物的了解或认知，乃视我们个人对他们的兴趣而定。”【取自约翰·马克慕雷所著《理性与情感》】
此种对自我的认识，包含了两件事。第一、病人只大略了解他具有太多错误的自负，或他自己对于批评与失败过于敏感，或他有责备自己的倾向，或他具有许多冲突而已，但这仍是无所助益的。有价值的，乃在于他能了解这些因素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特殊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他个人（特别的）生活中──过去的与目前的──具体而详实地表现出来。譬如大体上知道“应该”，或甚至于知道“应该”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一般事实，对于病人而言乃是一种裨益的，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他必须澈底认出“应该”的特殊内容，使这些“应该”变为必需之特殊因素，以及“应该”对于他个人特殊生活所具有的特别影响。然而，强调“特别”与“特殊”乃是必需的，因为基于许多理由（他之脱离自我，他之需要掩饰不自觉的伪装），病人有变为迟疑混钝、或非人格的倾向。
此外，“认识他自己”不可只停留于“智慧上的认识”，虽然它可能会由此方式而开始，但后来必须变成一种情感的体验，其实这两项因素必会相混合，因为大体上没有人能够普遍地体验出“自负”；他只能从某一特定的事物中体会出他个人的自负。【在心理分析史上，最初，“智慧的认识”似乎是种有效的治疗剂。那时它意味着孩提时代记忆的涌现。由下面的预测可得知当时是如何地高估智慧的胜利：只要认识某些倾向的无理性即足以解决问题。后来，又转变而趋向另一极端：一项因素的情感体验变为最重要，而且在各方面都已受到注重。事实上此种论调的转变，乃是大部分分析的进步特征。每个人似乎都需独力再发现情感体验的重要性。】
于是他不只要考虑作用于他自己的力量，而且要感觉出这些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纯智慧的“了解”就字的严格意义而言，一点也不包含了解【根据韦伯斯特（Webster）的说法，“了解乃是变为真实之行为或过程”】──“觉察”、“实现”或“获得”的意思：纯智慧的了解对他而言尚未成为真实，它尚未变为他个人的所有物，它尚未在他身上定根。他特别用智慧所观照出来的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就像一面不能吸收光线而只能反射光线的镜子一样，他可将这些“见识”应用于别人，而不用到自己身上，或者，智慧上的自负在许多方面可能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掌握住一切：他可能因觉得创造了一项别人所逃脱或规避的发明，或发现而自傲；他开始操纵这项特殊的问题，改变且扭曲它，以致于他的报复、或他的被辱骂感，立即成为一种完全合理的反应。或者，最后单单他的智力可能已让他足以去排除问题（万难）：“知道”即“解决”。
此外，只当我们体验出那些潜意识或半意识的感觉，所具有的“不合理”之震撼力时，我们才能逐渐了解发生于我们心中那些不自觉的力量的强度与强迫性。病人可能会承认他对单恋的失望，事实上，可能是因为他不可被抗拒的自负，或占有对象的身体与心灵的自负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一种被屈辱感。但这仍是不够的，他必须感觉到屈辱，以及进一步感觉到他的自负支配了他才行。只模糊地知道就当时情势而言“他的愤怒与自责可能比应有的表现更过分”也是不够的，他必须感觉到愤怒的完全震击力，或自责的深度。于是某些潜意识的过程（以及它的无理性）所产生的威力，才会迫在眼前，对他而言才会变得明显可见。唯有如此，他才会具有想再找寻出更多有关自己事情的动机。
感觉出原原本本的情感，以及努力去体验那些还只是知道，而尚未感觉到的情感或驱力也是重要的。譬如，再重举以前举过的例子，有位女士当她无法爬到山顶上时，也连看到狗都会害怕──她已完完全全地感觉到恐惧本身所具有的强度。她澈底地了解并感觉出，恐惧乃是源自于自卑，因此这才能帮她克服她的这种特殊恐惧。虽然自卑几乎无法被体验出来，但她的发现却也意味着恐惧已原原本本地被感觉到了。但只要她仍无法感觉到自卑的深度，则其他的恐惧亦会继续发生。只当她原原本本地感觉出她对自己的无理要求──欲征服一切困难──时，自卑的体验才会帮助她克服恐惧。
到目前为止，某些潜意识的感觉或驱力的情感体验，可能会突然发生而深深地吸引住我们，仿佛是种启示一般。它更常逐渐发生在专诚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譬如，病人最先可能认出包含了报复性元素的暴躁，他可能会认出这种情况与受伤的自负彼此间的关系，但有时他必定会体验到那种受伤的情感的一切强度，以及报复的情感震击力。另一方面，他最初可能先认出比当时情势所容许的，还更感到愤愤不平或更感到被辱骂被虐待，他会察觉到这些情感乃是为他对某些期望大失所望的反应；他也会了解分析者的暗示──这些情感是无理的，但他自己却认为这乃是完全合理的。渐渐地，他将会认出那些他深深不合理的期望，以后，他们就会了解它们（即期望）并非是无害的愿望，而是一种相当固执的要求。他将会及时发现他们的范围以及他们的幻想（不合理）性质。接着他会感受到当这些遇到挫折时，他是何其剧烈地愤感不平，是如何极度地被压服。最后，他明白了他们所固有的势力。但所有这些都仍与他“宁死而不愿放弃期望”的感觉大有差别。
最后一个例证：他可能知道他以为“闪避乃是最为悦人的作法”，或者，他也可能知道有时他喜欢愚弄或期望别人。当他对这方面的认识更为广泛后，他会了解他是多么地羡慕那些能比他更会“躲避”事情的人，或者了解当他被愚弄或欺骗时，他是多么的愤愤不平。他会渐渐地更加认出，事实上他是多么地以他那欺骗，或虚张声势的能力而表自傲！有时他必定也会刻骨铭心地，深感它实际是种撩人的酷爱物。
然而，要是病人全然没感觉到某种情感、冲动、渴望──或其他任何的感觉时，又将如何呢？我们毕竟是无法人为地引诱出情感。不过，如果病人与分析者都确信让情感表露出来（不管是关于哪方面）以及让情感以原有的强度而奔放出来，其价值还算有些助益的话，这将会使病人与分析者注意到纯粹的“劳心工作”与“情感的参与”间的差异。此外，它也会引起他们对于分析那些干扰情感经验的因素感到兴趣，这些因素在程度上、强度上与种类方面都有所差异。探知这些因素是阻碍病人一切情感的感受，或只是妨碍对于特殊情感的感受，这对分析者乃是很重要的。其中最明显的乃是病人无能，或乏能冷静判断地去感受任何事物。一个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体谅别人的病人，当他了解他已变得令人极感厌恶，且会压制他人时，于是由于价值的判断，他顿悟了此种态度乃是错误的，他必须停止下来了。
此种反应看来像是公正地在抵抗心理症的倾向，而且想要改变它。事实上，在这种状况下病人依旧陷于自负与恐惧自责的原动力中，因此，在他们有机会去了解与体验他们个别倾向的强度之前，他们会急忙地想抹杀这些倾向。另一种病人，他禁忌自己去接受或利用他人，他发现在他过度谦虚的心境下，埋藏着一种找寻自己利益的需要；发现他如果无法在某一情况下获得什么，则他必会真的表现得相当愤愤不平；也会发现每次当他与那些比他更居优势，情况比他更好的人们相对时，他都会感到身体不舒服。于是有如雷光闪电般的，他迅作结论说他是极其可憎的──而且因为这样，而无法去体验及了解那些被压抑的攻击倾向。于是欲了解强迫性的“无私”与相对的“贪取”之间所存在的冲突，也遭到了阻碍。
那些思索过自己，而且觉察到好多内在问题与冲突的人当会说道：“我对自己是这么的（甚至于是全盘的）了解，因此这应可帮助我更能控制自己；但实际上我还是感到这么痛苦与不安。”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病情的认识会变得过于偏激或片面，而且过于肤浅与表面化；亦即它并非是刚提过的那种具有深奥广泛意义的认识。然而，假设某人已真正地体验出某些作用于自己的重要力量，而且已发觉到这些力量对他生活上的影响后，那么他对病情所有的这些了解，会是如何地帮助并解放他呢？或能帮他解放自己，而达于何种程度呢？当然这些认识有时会困扰他，有时则会解救他。但他们对于他的人格究竟有何影响呢？不用迟疑的，这问题似乎过于普遍而无法作一满意的回答。但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估他们治疗效用的倾向。同时，因为我们极想更正确而明晰地了解治疗的原因与动力为何，所以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此种“了解”所导致的各项变化──他们的可能性与界限（缺点）。
没有一个人能不经历“再定向”作用，而能精通他的自负系统。他开始了解到，他对自己所具有的某些观念或想法乃是纯属幻想的，“他开始怀疑他对自己的需求”就别人而言是否可能实现，他对别人的要求（除了建筑在动摇的基础上者之外）是不是有部分可以实现。
他开始发觉他过于以自己所没具有的特性──至少他不相信自己具有──为傲，譬如他发觉他所引以为傲的“独立性”，并非是真正的内在自由，而是对“强制”的一种敏感罢了；他会发觉事实上他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诚信不欺，因为经由他潜意识的伪装与掩饰，他已表现得多变莫测；发觉自己虽已具有胜利或战胜的自负，但他在家中甚至于连个家长都不是；他发觉他对人们的许多爱（这使他变得何其绝妙！）都是因为他强迫性地需要被喜欢或被崇拜而产生的。
最后，他开始怀疑他的价值观以及他的目标的确实性。也许他的自责并非纯为道德感受性的象征吧？或许他的讥诮见解或言词，并非表示他已超越一般的成见，而只是想权宜地逃脱，免于使自己与自己的信仰一致？或许将别人视为骗子并非全为凡俗的智慧（老于世故）？或许因为他欲离弃独立而致丧失良多人际关系？或许胜利或爱情并非是每件事的终极答案？
所有这些变化，可以被描述为是一种现实测验与价值测验的渐次成果。经由这些步骤，自负系统的根基就会逐渐损毁。治疗的目标乃是让病人能具有“再定向”作用，而这些步骤则都是再定向的必备条件。到目前为止，他们全是破除妄想的醒悟过程。然而，如果只有发生这些过程而无建设性的步骤同时加入，则他们亦无法而且也绝不会具有彻底而永久的解放效果。
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当精神病学家开始认为分析乃是精神治疗的可能形式时，有许多人提倡分析之后必须做一综合。他们好像已承认，必需先将某些事物分离、破裂，而且，治疗者必须给病人某些价值、正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病人生活所凭依的，他所能相信的，或他所能实行的。虽然这些暗示可能会因误解分析而产生，而且也可能包含许多的错误，但他们都是由很好的直觉情感而来。事实上，这些暗示对我们的分析思考而言，远比弗洛伊德的思考更为适切，因为他并不像我们一样了解治愈的过程：为了让建设性的事物可能成长，而应放弃阻碍性的事物。古老的暗示告诉我们，主要的错误在于他们将一切责任推给了治疗者。他们不相信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