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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顾古代的医学名言，“治愈力”固存于心中与身体中，如果身心发生疾病，则医生只要帮助他除去有害的力量，便能带给他痊愈的力量。破除妄想之醒悟过程，其价值端赖是否能消弱阻碍力，而使真我的建设力有机会获得成长而定。
为了支持此种过程，分析者所应做的工作，便与分析自负系统大有不同。后者除了需有精良的技术训练外，还需广泛地了解可能具有的潜意识的错综性。而且个人还需具有发现、理解、联想的天才。为了帮助病人找寻自己，分析者也需要认识一些由经验中所获得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譬如经由梦或其他的途径，真我将会涌现出来；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方法根本就不明显。他也必须知道何时以及如何使病人的意识投注于这个过程中，但比任何这些因素还更重要的是，分析者本身必须是个具建设性的人，而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终极目标乃是在于帮助病人找回自己。
从一开始，就有许多痊愈力作用于病人。但在分析开始时，其气势通常仍是不够，且须在他们真能帮助抵抗自负系统之前，就先将他们引动起来。因此，分析者──开如就须拥有坚貌的意志；同时对分析具有积极的兴趣，这些都是有益的。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病人一定会很关心地要除却某些障碍，通常（也是不论理由为何）他亟欲改善这改善那的：他的婚姻、他与孩子相处的关系、他的性能力、他的阅读、他精神集中的能力，社交上的自然而不尴尬等等。他对于分析，甚至对于“自己”会具有智慧上的好奇；他想加深分析者的印象，而欲让其了解他原来的心意，以及他已迅速对此病情有所认识了；他会想要取悦分析者，或者做个完美的病人。而且他在分析进行中最初会很乐意，甚至很热望地与分析者协调合作，因为他期望他或分析者的能力会产生出神奇的治疗功效。譬如，他已确切地了解自己过分顺从，而且对别人的关心过分表示感激──因而，这种毛病便立刻“被治愈”了。虽然这些种类的动机并不会使他安渡分析的烦乱期，但他们却足以令他度过分析的初期，无论如何，初期大半是不会过于困信的。同时，他将学到很多关于自身的事物，而发展成更稳定的兴趣。利用这些动机对分析者而言，就如同了解动机的性质那般的需要。而且分析者也该适时决定，将这些不可靠的动机变为分析的情感或思想的对象。
分析的早期即开始引动了真我，这样的话，必将会是最具价值的，但此种尝试是否可行或有意义，就像做每件事一样，需视病人的兴趣而定。只要病人的精力还集中在强化他的自我理想化，而贬低了真我的话，那这些尝试或努力势必是无效的。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何其短少，因此一定还有许多比我们目前所想像的还更可行的方法，初期与后来的最大帮助，乃是得自于病人的梦。此地我无法开展我们对于梦的理论，但必须简要地提一下我们的基本信条：在梦中，我们将会更接近真实的自我；不管是以心理症的或正常的方法，梦乃是代表我们正努力地在解决我们的冲突；梦中，建设力会发生作用，尽管有时在不同的状况下这些力量是几乎无法发觉的。
从具有建设性元素的梦中，病人甚至于在分析的初期就能瞥见他所存在的世界，这是特别属于他自己的，就他的情感而言，这比他所幻想的世界更为逼真。病人因为是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之故，而改用了象征（符号）的形式，使对自己的那种怜悯感表现于梦中；有些梦显示了深深的悲伤、乡愁、渴望；在有些梦中，他奋斗求生；梦中，他梦见被关入监狱而想逃出；在梦中，他正妥善地在种植植物或发现自己处在从前所不知道的房屋里，有间空房；当然分析者必会帮他去理解这种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此外，分析者会强调病人在梦中所表示出──那些在清醒生活中所不敢感觉的情感或渴望的意义。于是他会提出问题（譬如），是不是病人对自己感觉到的伤感，比他意识里所装扮出来的乐观主义还不真实。
有时运用其他的方法也是可行的。病人自己会开始惊讶他对自己的情感、愿望，或信仰知道得竟是那么少。于是分析者将会鼓励此咎迷惑的情感，知道自己的愿望与信仰，的确是“天生的”──这些都存于他的天性中。因而，对于这些天生的能力之未曾发生作用，他是有理由感到惊讶的。同时，要是此种惊讶并非是自发的，那分析者必须要在适当的时机诱发出这个问题。
这些似乎都不甚重要，但此地不只获得一普遍的真理──“惊异”乃是智慧之始；更特别的是，病人了解了他与自我远离而不忘记自我，这是重要的。其影响堪与一个在极权政治下长大的年轻人，当他闻悉了民主的生活方式后所受的影响相比较；得到的这种消息可能很快地渗透，或者是满腹怀疑地加以接受，因为民主早已不被他所信任。不过，他可能会渐渐了解他已失却某些合意的事物。
此种应时的谈论或评论有时是必需的。只当病人已对“我是谁”的问题感兴趣时，分析者才会更积极地努力设法让他了解，他是如何地不知道或不喜欢他的情感、愿望或信仰。举一例证：有个病人，当他发觉本身有一个极小的冲突时，就会大感惊讶，他惧怕会为会为此所撕裂，了惧怕因此而发疯，问题可由许多不同角度去处理。诸如：只当凡事都在理性的支配下，他才会觉得安全；或他之惧怕任何轻微的冲突，将会消弱他去反抗他所认为敌对的外在世界。藉将焦点置于真我，分析者可指出，一项冲突可能是令人震颤的，因为它的量，或因为病人本身用以对付微小冲突的真我是这般极其渺小。
在此我们可以举个病例，有位病人在两位女人中踌躇莫展。当分析进行时，愈来愈明显的，无论在何种情势下他往往都难以决定自己，不管是关于女人或思想，关于工作或生活的住所都是如此。虽然如此，可是分析者可从不同的观点来确究问题，首先，只要一般的困难不太明显，他就必须找出在个人决心中包含了些什么。当“犹疑不决”的渗透性变得更为显著时，就会揭露出病人具有意欲“拥有一切”之自负──既要拥有他的烧饼，但同时也要吃掉它，因此，他觉得还“需要选择”是种可耻的退步表现。另一方面，就真我的立场而言，分析者可能还会向病人暗示，因为病人过于远离自我，而无法知道自己的偏爱与方向，所以无法控制及决定自己。
此外，病人可能会诉怨自己的顺从态度。他经常只要别人希冀或期望他去做某事，他就会承诺而去做那些尽管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事。根据当时的情况，问题可从许多有利点去解决：譬如，我们考虑到要他可能具有下列的心理：他之必须避免冲突、他之不会利用自己的时间、他具有了解能够胜任一切的自负。然而分析者可确实地提出问题：“你都未曾咨询过自己，有关你所希冀或认为是正当的事吗？”除了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来引动真我外，病人有时会表现出更独立的思想或感觉，表现得更自我负责，对自己的实况更感兴趣，独自了解他的伪装，他的应该，他所使用的外移作用……等等迹象，而分析者将会把握机会去激励他表现此种迹象。这包含了在每次分析会谈之间，多鼓励病人作自我分析。此外，分析者将会展示或摘要地记下，此种方法对于病人人性关系所具有的特别影响：他之较不惧怕他人，较不依赖他人，因而对别人更能具有亲切和善或同情慈悲的情怀。
有时，病人几乎不需任何鼓励，因为无论如何他觉得这样较为自由，也更具生活力。有时他会具有贬低上述方法所具重要性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因为它往往是代表病人“恐惧真我”的表现。此外，分析者也会提出有关如何使病人更自发、自作决定、或变得更为积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先着手了解与“病人有勇气去变为他自己”有关的因素为何。
当病人开始具有一些可资立足的坚定立场后，他将会更能与他的冲突格斗。这并非意味着冲突直到现在才已显而易见，其实分析者早已发觉到它们，甚至于病人也已觉察到他们所表现的症候。关于其他的心理症问题，也都仍具有此种现象：欲从心理症问题所引起的各项行为或表现，而了解心理症问题，这乃是一循行渐进的过程，而研究此种问题亦在分析中进行。但如果“远离自我”的程度仍未缩减，则病人必无法感觉到此种冲突乃是他自己的，而企求尽力去解决它们。就如我们已知的，有许多因素参与其中，而使“了解冲突”变为一种破裂的感受，这些因素中以“脱离自我”最为显著。理解此种关系最简单的方法乃是考虑人际间的一种冲突，假定某人与两个人──父母或两个女人──关系相当密切，而这两人正力图反向影响他，那么，他对自己的情感与信仰了解得愈少，他便愈易于被它们来回地支配，而且在过程进行中他可能会整个瓦解或精神错乱。但，反之，他愈坚固地根植于他自己，则他愈不会因此种反向影响而受到磨损或伤害。
病人用以渐渐了解自己冲突的方式，彼此间差异甚大。他们可能了解了有关特殊场合的分裂情感──诸如对父母或配偶的双重矛盾情感──或了解了有关性行为或思想＊的矛盾态度。譬如有位病人，他了解他虽不喜欢他妈妈，但却需对她挚诚。仿佛他已知道了一种冲突，即使只是关于一位特别的人而已。但事实上，这乃是他了解冲突的方法：一方面他觉得对不起妈妈，因为她是个受难型的人，她总是不快乐；另一方面他却又很恨她，因为她强制要求独一无二的挚诚。对他这种人而言，这两种都是最可理解的反应。其次，他所认为是爱或同情之事变得更为清楚；他应该是个理想的儿子，而且应该能带给她快乐与满足，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有“罪恶感”，而倍加殷勤地去弥补。这种“应该”（如同以下即将显现的）并非只限于这种情况而已；生活中不管处于那种场合，她都应该是绝对完美的。他的冲突的另一成分于是涌现而出，他也是一种相当脱俗孤立的人，他要求不受人的困扰，或期望他做某事，而且憎恨每种困扰、期望他的人。此地所提到的这种发展程序，乃是从“将他的矛盾情感归咎于外在的情势（妈妈的性格）”到“了解在特殊关系中他自己的冲突”，最后再到认出存在于他自身的主要冲突──因为它系存于他的心中，所以是作用在他的整个生活面上。
其他病人，起初可能只是瞥见他们生活哲理中的矛盾而已。譬如，自谦型的人，也许会突然地发现他过于轻视别人，或者他反对必须“和善”待人。或者，他可能短暂地认出自己对于特权具有过度的要求，虽然最初这些要求并未让他注意到这乃是一种矛盾（冲突更不待言），但他会渐渐了解这些要求的确与他之过分谦虚，及他之喜爱每个人互相矛盾。于是他会暂时地体验出一种冲突，诸如当他强迫性的助人行为未获得“爱”的回报时，他会盲目地愤怒自己当了“受骗者”。他变得完全不解人事──同时“感受”也沉没了。其次，他对自负与利益的禁忌态度，变得更为明显，而且显得相当固执与无理，因此他开始对它感到惊异。在他仁慈、神圣的自负渐受破毁后，他开始发觉自己正在羡慕他人；发现他对自利的贪得无厌，或他之吝于施舍。在他内心起变化的过程里，有部分可被描述为“渐渐滋长以熟悉存于他自身的矛盾倾向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单独就可用来说明因发觉矛盾的倾向而感震惊的态度，会渐趋于和缓方式的理由。就动力的变化而言，更重要的乃是在整个分析过程进行中他的成长是何其茁壮，因此他渐渐能在根本上毫不动摇地去面对这些倾向──同时也因此能够解决它们。
另一方面，病人或许会发觉存在于自身的冲突，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冲突的外形仍是何其模糊，意义仍是何其暖昧，所以这种冲突依旧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会谈及存在理性与情感间的冲突，或爱情与工作间的冲突。这种形式的说法是不易了解的，因为爱情与工作并不互相矛盾，理性与情感也并非不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