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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上下落了许多；对最近记忆的研究，重点已经从无意义的内容转到有意义内容的记忆上了。）
哥丁根大学的乔治·艾利亚斯·穆勒（1850－1934）在艾宾豪斯的方法里面加入了内省法，以便检查统计发现结果后面的心理活动。穆勒发现，无意义音节的回记忆远不仅只与排的长度有关系而且与重复的次数及类似因素有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受试者积极使用自己的方法呈偶然关系，比如成组、节奏和甚至有意识地将一些意义安放在这些词上。简短地说，学习不是一种消极的过程，而是积极和创造性的过程。这些发现也有助于心理学从在莱比锡大学强加上去的局限中解放出来。
还有其他一些心理学家，包括冯特的一些学生，发展出更为激进的实验研究方法。奥斯瓦尔德·克尔普（1862－1915）尽管是在冯特指导下完成学位并跟他当了8年助手，但他慢慢觉得，不仅记忆，而且其它许多的思想过程都可以在实验室里加以研究。1896年，他在沃滋堡大学成立了一个逻辑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很快产生了影响，地位仅次于冯特实验室，他和学生也成了沃滋堡学派。他们最有特色的贡献在于使用到了“系统实验内省法”，受试者不仅报告自己的感觉和感情，而且要报告进行心理测试工作时的想法。
克尔普利用这个方法来试验东德斯的假想，即复杂的心理活动由简单的活动组成，结果是，一级级的心理活动在反应时间实验中经常会完全改变思想过程，得出一个与将所有涉及的步骤简单相加不同的反应时间。
沃滋堡学派其他一些人的工作——卡尔·马尔布、纳希斯·阿什和卡尔·布勒…使这个学派的名字与人类思想实验研究等同起来。在典型的沃滋堡实验中，受试者也许会得到作为刺激用的一个词，然后要他产生一个更为复杂的相关词，或者一个更为具体的相关词。如果刺激用的词是，比如说，“鸟”，则处于“较上位”的词（更综合）可能是“动物”，“较下位的”词（更具体）可能是“金丝雀”。之后，受试者要重述执行任务的几秒钟时间内脑子里想的所有事情——他对刺激词的辨识、对这项任务的反应、由刺激词唤起的心理图象、对合适词的搜寻和合适词的样子。这些回顾活动，写下来后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线索，了解记忆工作的机制。
（最近几年，这个方法被人工智能专家们采用来创造“专家系统”——计算机程序，可以刺激人类解决问题的活动，如通过计算机语言复制人类专家推理的步骤进行医疗诊断。）
沃滋堡学派的成员们作出的另一项奇怪的发现是，受试者有时候在内省中找不到心理图象的痕迹。比如，增加或者减少数字，或者判断一句话是否正确，可能不会涉及图象。研究者们把这个现象叫做“无图象思维”；它表明，与冯特理论不一样的是，有些思维过程不是由基本感觉或者通感构成的。
一位名叫亨利·瓦特的研究者也属于沃滋堡学派，他为这个学派找到了另一个极有价值的发现。他发现，如果在把刺激词告诉受试者之前，把任务告诉他——也许是“找一个综合词”，内省会显示，受试者并没有去找这个词，而这个词却自己显现出来了。瓦特在这之前曾发现“确定倾向”，或者叫“心理定式”——思维通过无意识的方法为完成一项任务作出的心理准备。
沃滋堡学派根据这些方法扩大了实验心理学，远远超出了冯特规定的范围，并使心理学朝着更完整的方向迈出了步伐。
到20世纪20年代，冯特心理学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鲁迪特·本杰明教授是这个领域的历史大家，他作出了一个总结：
最终，冯特心理学以及他同时代的心理学都被更新的心理学方法所替代了。尽管这种心理学系统的一些部分还存在于现代心理学中……我们还能记住他的主要原因是，他看到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和希望，并在19世纪迈开了大步，确立了这门新科学主要的原则。
可是，他还说，最近的研究发现，冯特具有“深刻的理解和广泛的兴趣（例如，他在文化、法律、艺术、语言、历史和宗教上的论著）”，而这方面一直为大众所忽略。
尽管如此，波林对冯特的评价却好像是无懈可击的，这个评论最早是60年前作出的，1950年还是如此：
艾宾豪斯而不是冯特……在如何研究学习上面闪耀出天才的火花。有关情绪、思维、意志、智力和性格这些大问题也是如此，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成功的解决，但冯特实验室尚没有准备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我们不应该轻视我们的遗产，因为，是在这些遗产的帮助下，我们才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远远超越了它。
第六章 无心插柳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这不是科学”
一位在心理学这门新科学里成了出类拨萃的教授，可又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的人，应该归入哪一类呢？他赞扬实验心理学家们的发现成果，可又不情愿进行实验，尽量少做实验；他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19世纪晚期）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可他从没有上过心理学课，甚至有时候还否认自己是一位心理学家。
听听这位怪杰威廉·詹姆斯的话：
对一位写诗的朋友，他以对德国机械论者的新心理学不无嘲讽的口吻写道：“科学现在可以确认的惟一灵魂，就是一只砍掉了头的青蛙，这只青蛙的抽搐和扭动表达出比你们这些怯懦的诗人所能梦想到的更深刻的真理。”在给他兄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信中，他说心理学是一种“讨厌的小课题”，只要是人们想知道的，它都不去研究。在他完成他自己卷帙浩繁和权威性的《心理学原理》后不到两年时间内，他写道：
听到人们骄傲地谈论“新心理学”，看到人们在编写“心理学史”，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词所涵盖的真实元素和力量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一点清晰的影子都找不着。只有一串纯粹的事实；一些闲言碎语和不同意见的争执；仅只在描述水平上的小小分类和综合；一种强烈的偏见，说我们有不同的思想状态，说我们的大脑控制着这些状态；可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不像物理学能够给我们列出一些定律那样找出规律来，没有一条命题可以拿出来用以从因到果地推断一个结果出来。这不是科学，它只是一门科学的希望。
可是，这位直言不讳的不服从者并非对心理学抱嘲笑态度，反而对它有极大的期望。他看出，它的目标是要发现每一种生理的“大脑状态”与相应的意识状态之间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真正的理解将是“科学的成就，在这样的成就面前，以前所有的成就就相形见绌”。可是，他说心理学还没有准备好实现这个目标；它的状态就像伽利略宣布运动定律以前的物理学，拉瓦锡宣布质量守恒律以前的化学。在这门科学的伽利略和拉瓦锡出现以前，它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解释有意识的心理生活的定律，可是，“这一天最终必将来临”。
令人敬慕的天才
詹姆斯的话虽不是正式的评论，也没有自命不凡的意思在里面，不过，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一位与冯特完全不一样的人，难怪他们对彼此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好话可说。詹姆斯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蓝色的眼睛，脸上有少许胡须，他长得眉清目秀，还有一个有贵族气的前额，他喜欢穿一些不那么正规的衣服，比如诺福克夹克、浅色的衬衣和宽松的领带，这跟他的教授身份不怎么相符。他为人友善，风度迷人而且还喜欢外出经常跟学生一起走过哈佛园，与他们谈话非常投机，这景象让严肃的教授感到害怕。作为一位讲课人，他又活泼，又幽默，以至于一天上课时，一位学生打断他的讲课，请他严肃一些。
尽管他总挂着一脸微笑，看上去有孩子气甚至很顽皮，可是，这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很坚强，可有时候又很脆弱，工作勤奋，也喜交际，心情开朗，但有时也受一阵阵子忧郁的困扰，对学生很友善，对家庭也充满爱心，可他很容易感到厌倦，而且喜欢夸大其事，干一些像校对之类的琐事时喜欢挑挑剔剔的。（对此他曾写道：“别再让我校对了！我会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再也不跟你说话。”）尽管他有绅士风范，行为也极有教养，可他有时候也会十分恶毒，比如前面引用的他评说冯特的那些话，可是，通常他只在私人信件里说这些，而在他的公开著作里却是谦逊有礼，客客气气的，哪怕是在批评别人的时候。
他行文极为流畅，很轻松写意，有关私人的话也说得很多，这是他同时代其他的心理学家，特别是德国人，做梦也绝不会做到的。在一些制约着一个人的好多功能社会性自我的不同规则中，他说：“总体来说你不能撒谎，但是，当问及你与某位女士的关系时，你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面对一个同行，你必须接受挑战，可如果是比你差的人，大可一笑了之，聊表轻蔑即可。”为了示意一个人对不喜欢的课题很难集中注意力，他举出下面这个例子（可能就是他本人）：
人们会抓住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手头上不想干的事情，不管这无意到手的借口是何等的琐屑和与己无关。比如，我认识一个人，他宁愿去拨火，剔地上的污渍，清理桌面，翻报纸，翻一翻眼睛能看到的任何书，修理指甲，简短地说就是磨磨蹭蹭地浪费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而且这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为的只是他所不喜欢的形式逻辑学，而中午时分他应该做的惟一事情就是为这门课备课。对此，您有何高见？！
有时候，詹姆斯会用一些幽默的故事和笑话冲淡他作品里面的严肃性。在描写亥姆霍兹和冯特对一位刚刚错误地应用了他们的无意识参考原则的教授作何感想时，詹姆斯写道：“很自然，（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故事里那位水手对那匹马的感觉，因为这匹马把他的脚伸进马镫里了，水手说——‘如果你要穿上（往前走），我就只得脱下（下马）了。”’
詹姆斯有时也相当敏感，富有同情心。当海伦·凯勒还是个小女孩子时，他就买了一个估计她会喜欢的小礼物送给她，而事实上她永远没有忘记这个礼物——一根鸵鸟羽毛。
（海伦·凯勒为盲人、聋人和哑巴，凭惊人毅力学会数种语言，并成为作家。她的故事在全球传颂——译注。）
难怪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总结他时说：“威廉·詹姆斯，那是位可敬的天才。”
威廉·詹姆斯1842年出生于纽约市，他家境富裕，可万没有想到他竟会成了纨裤子弟，不算花花公子也只能算个浅尝辄止的玩家。
他祖父是苏格兰——爱尔兰血统，是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的，他是位精明强干的商人，还是伊利湖运河的发起人，赚了好几百万美元。结果，他的儿子亨利（威廉的父亲）根本就不需要去工作。亨利上了两年的教会学校，但因为觉得这里古板的长老会教条令人难受而辍学，可是，他还是持续对宗教及哲学问题感兴趣，一辈子都是如此。33岁的时候，他遭遇到严重的情感危机。晚餐后，当他闲看着火堆时，突然被一阵莫名的恐惧感笼罩住了——“一种完全失去理智和可怜的恐惧，没有任何显然的理由”；他后来说——虽说只持续了10秒钟，但却让他受到极大的打击，在以后的两年内持续受到反复发作的焦虑影响。看医生，旅行和其他一些分神的办法都不起太大作用，可最终，他在瑞典神秘主义者依曼纽·斯维登堡的哲学里找到了救助的办法，因为斯维登堡本人也曾受到这种焦虑感的打击。
恢复健康后，亨利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作神学和社会改革方面的作品（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一方面用于对孩于们的教育上。他对美国学校不太满意，时不时带家人去欧洲——威廉·詹姆斯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以增长见识，补充教育，再把孩子们带回他们在纽约华盛顿广场的家，以保持与自己文化的接触。
结果，威廉·詹姆斯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和德国都上过学，还接受过私人教育；他对随家人去过的那些城市的大博物馆和画廊都很熟悉；五种语言都说得不错；与梭罗、爱默生、格里利、霍桑、卡莱尔、丁尼生和J·S·密尔等经常造访他家的名人见过，交谈过，并听过他们的高论；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阅读广泛，有了哲学的基础。这并不是说老亨利·詹姆斯就是位工头和严守纪律的人，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