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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心的妙药 毕淑敏-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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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泣血的告白,我相信她的真实和无奈,我体谅到她的惊恐和无助,我明白她的哀伤和单纯,我懂得她的依恋和期望。可我依然不能原谅,因为你们已经成人。    
      早年看过一张得金奖的图片,拍一位穿红衣裙的小姑娘,大约只有五六岁吧,骑着她的小自行车,在风雨中英勇前行。那雨可真大啊,像一道道斜劈的亮剑,小姑娘的眼神,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决绝。照片的名字叫〃找妈妈去〃。    
      找妈妈去看到这句话,我们心底最嫩弱的地方会被扎破,滴出童年的水珠。每个人都曾有这番体验,在孤苦无依的险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钻回妈妈身旁。那里是生命的出发地,哪怕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们,那里也有温暖和食物,有乳汁和呵护。    
      这是人的本能,但在本能之上,横亘着我们的理智和良知。    
      此次大疫,在城市遭受SARS袭击的时候,有两个群体,表现了大慌张和大流动。一个是民工,一个是大学生。由于民工的特殊境遇,在此就不多说了。据可靠消息,有二十多万大学生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以种种方式离开了北京这座危城。    
      跑了的一代:作为个体,我可以同意你们摆出的种种理由;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在最危难的时候,你们选择了离开。这在道义和科学上,都非明智之举。    
      应对传染病有三大法宝,这就是: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当整个城市处于染病高峰的时候,从广义上讲,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的传染源。所以〃世卫〃宣布北京为疫区,亮出了旅游警告的黄牌。你们跑了,就把传染的危险扩散到了更广大的地区。再说切断传染途径,你们这一跑,就像滚动的钢珠,把传播途径链接上了。至于保护易感人群,简言之,你们的父老乡亲,正是这样的高危群落。中老年人一旦染病,死亡率比年轻人要高很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当中,SARS的病死率高达50%。    
      你们也许很委屈,说从未有人告知过我们这些。不是怪你们,只是想提醒你们,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灾难来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寻找有关的科技资料,了解资讯,而是埋头就跑,这无论如何都与蠢举相差不远。幸好SARS还算仁慈,不是最烈性的传染病,否则你这一跑,会把灾祸人为地放大千百倍。    
      很多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抱怨自己没有经历如火如荼的岁月。你们羡慕五四,羡慕抗日,羡慕战争,甚至羡慕上山下乡的苦难,觉得那才是年轻人燃烧激情的时光。你们以为所有的悲壮都已被消解一净,勇士已成了远古的恐龙。你们以为英雄主义已干枯成标本,你们以为人类已无往不胜,火星都快攀上,遑论连外壳都没有的病毒?你们以为集体主义都已打包收藏,从今后的潮流就是极端自我亦酷亦炫……    
      SARS来了,你们跑了。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们在敌人第一次集团冲锋的时候,就从倒下的伤员身边蹭过,掉头一溜小跑,给留下的人们一个张惶的背影,让他们在坚持奋斗的间隙失望地叹息。    
      你们大都是独生子,有着和自己的家庭状况不甚相符的较高消费,温饱型的父母使你们提前享有了小康型的生活。中国的父母,他们的生存水准,和世界发达国家可能差距一百年,但是他们以自己瘦弱的臂膀,为你们积累了财富,你们所拥有的物质生活,和发达国家相比,至少缩短了五十年的距离。你们对此可有足够的理解和珍惜?是否意识到站在父辈的膏脂上,理应做出更多的贡献?    
      SARS来了,你们跑了。放弃了责任,也放弃了一个让自己成长和坚强的机会。犹如蝌蚪放弃溪水,雏鹰躲避了风暴。    
      找妈妈去!这一句真挚朴素的话,如果是咿呀学语的孩子说,我们会心一笑,感觉到的是可爱的天真和童稚。如果是身高五尺的年轻姑娘和汉子说,是不是就有点弱智和畏怯?如果这汉子和姑娘并不弱智,读过很多书,而且是在两军短兵相接的战场上这样说,怒我直言,那就近乎猥琐和背弃了。    
      你们可以恨我的直言和尖刻,你们也可以恨我的不宽恕和不谅解。但你们应该听到这些逆耳忠言,因为你们不仅是会卿卿我我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更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五千年血脉的传承,更是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充满期望的双眸。    
      你们同龄人当中,也有让我深深感动的样板。一位二十岁的姑娘,感染了SARS,出院后的第一天,她想到是捐献自己富含抗体的血浆。深明大义的母亲支持了女儿的想法,一起问遍偌大的京城,哪里可以收下这宝贵的血浆。终于找到了接受血浆的机构,母女俩赶了去,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回家等消息。大病初愈之后的女儿,在北京城里颠簸了一天,晚上朦朦胧胧地睡下。半夜里,电话突然响了,通知女儿去捐献血浆……故事仅仅讲到这里,一切都还在我的预料之中,甚至也没有太多的惊讶和感动。我十七岁时,在藏北高原献过血,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后的一个细节,却让我久久激动那个女生听到捐血的消息后,高兴的一个跟头从床上蹦了起来,欢呼雀跃……    
      多么可爱的女孩啊!我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高原上献血,可我做不到一个跟头跳起来欢呼。我会把救助他人当作义不容辞责任,可我不会发出由衷的欢笑。我可以懂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付出,却不知这更是相濡以沫的获得。当我捐出可以计量的鲜血,我不知能够收取无以估价的快乐。    
      这就是我这一代人和那女孩的不同。她更健康更自由更轻松更无拘无束,她更天然地知道爱己也爱他人。    
      因为有了这样的女孩,我们有理由对你们充满了更辽阔的期待。你们已经长大,你们必将成熟。下一次,不知将有什么样的灾变在等待着你们,当它莅临之时,我确信你们再不会跑了。历史包绕着你们。    
         
    


PART 5青 烟

      想去采访环卫工人的念头来的十分偶然。此次参加采访非典一线的作家团,每人需提交一份详尽的采访计划,在我,因为并非自己踊跃报名,只是接受任务,所以事先并无细致的准备,一时竟理不出头绪。我在电话里问作协的工作人员,别的作家都报了怎样的计划?可否告知我以供参考?不知是出于保密还是其他原因,作协的同志答道,每个人关心的热点都不一样,您不必参考他人的,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写下来就是了。    
      于是挖空心思地想,并征求了我在那些日子里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人的意见。还要揣测其他的作家都报了怎样的地点和人物,以求尽量地不重复。这样大致想到了以下几点。    
      我想采访国家疾病预防中心和北京疾病预防中心的科学家。也就是在广播中常常提到到〃CDC〃。理由吗,当然最直接SARS是传染病,CDC就相当于战争中的消息树,首当其冲。    
      我想采访采访一线的医生护士和病人,最好能深入到病房中,和患者亲自交谈。在写下这一条的时候,我很犹豫。作为一名作家,我知道这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但是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我真是不忍心在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时候,拽住他们的白袖子问短问长。而且我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前线那么紧张,病人生命危在旦夕,怎能容忍无干人等穿行其中。采访无论怎样重要,医院当以救死扶伤为首任。不过,要是有个万一呢?思想斗争了一番,还是心怀矛盾地写下非典一线。    
      我想采访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电视里看到他们成功地捕获了元凶SARS病毒,看到那个模样诡异的小精灵,好像也不甚凶恶的样子,戴着夏季女孩样的圆圈帽子,不料却在2003年的春季发起了险恶的进攻。我倒要看看它在电子显微镜下的真容,听听科学家们对于这场疾病发展趋势的预料。以我从前做过医生的经验,我总觉得这场灾难还没有完。谁能预见病毒的转归?惟有科学家。另外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我在电视中看到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总觉略嫌简陋了,心里不踏实,有一究真相的好奇。    
      我还报上了外交部。有朋友听说后大不解,说SARS是咱们的内政,你采访外交部是何动机?    
      我说,北京是SARS疫区,SARS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我很想知道世界各国对这件事的反应。我们除了站在自己的角度看SARS,我也想听听外面的声音。    
      我还想采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个缘由显而易见,SARS至今还没有研究出一种特效的药物。    
      我还报了国家气象局。如果说,先前的一些项目大家还多少能有共鸣的话,这个动议,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在那些封闭的日子里,家成了我活动主要场所),他们说,你这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吗?    
      我说,我很仔细地读过微生物史,知道气候和生物有这多么密切的关系。比如某地流行一种奇怪的病症,医学家们反复研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请教了当地的萨满。萨满说,这种病,每隔几十年就会流行一次。在流行的前两年,必有滔天的大雨。记得当时看到这里,我疑窦丛生。尤其是对疾病爆发前两年有大雨的说法,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要说在病前几个月或是至多半年,还勉强说得通,这可倒好,一下子上溯了七百天,太夸张了吧?    
      幸好参与调查的科学家们不似我这般孤陋寡闻和武断,他们详细地分析了气候资料,结合流行病学的调查,最终揭开了谜底。原来萨满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发病的地区是起伏的丘陵地带,生长着矮小的灌木,由于干旱,长势不是很好。如果某一年大雨,雨水漫上了丘陵,灌木得了水分的滋养,就会长的茂盛。茂盛的灌木在第二年就会多结果,丰富的果实就会使以这种果实为食物的某种老鼠大量繁殖。老鼠的数量多了,就会像人群聚居的地方迁徙,这样就把原来仅仅是在鼠类中流行的病毒,带给了人类。一条病毒的流行链就这样形成了。    
      怎么样?当然,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然后又补上一句:病毒不是你养的,也不是我养的,是大自然养育的。那么,我们去查查大自然的变化,有什么稀奇的呢?    
      ……    
      还有一些医生和科学家的名字,也列在我的采访名单上,我在电视里目睹过他们的丰采,很想亲自听听他们对这场灾难的看法,是否还有一些更宝贵的念头有待披露。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我非常感谢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的同志们,他们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使我的眼眶经常饱含泪水,使我的大脑不停地运转,使我的心在那些日子里不断地被感动。    
      但是,我没有要求采访SARS垃圾的处理者们。请原谅我,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如我们常常把餐馆修得富丽堂皇,却潦草马虎地对待厕所。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都知道这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环节。    h t t p : // h i。 bai du  /云 深 无 迹
      那天我赶往北京市委宣传部听汇报材料。听到石景山区委的同志介绍垃圾处理场的情况,我的心陡地一动。通过之前若干天的采访,我已知道这病的传布是怎样危险,有最新的研究证明,SARS病毒在人的尿液中能够生存十天以上。想想吧,如果SARS的垃圾处理不当,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浩劫。无论前面的环节怎样完美,那罪恶的源泉尚在,成千上万的人的安全就没有保障。    
      想到这里,我马上对石景山区委的同志表示,很想访问他们的特殊垃圾处理场。该同志很热情,说我会安排。那时非典的疫情还远未结束,大家都很忙,繁文缛节一概取消。他汇报完之后,就匆匆离开了会场。我相信他是一位说话算话的人,但急迫的心情让我一分钟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估计该同志的车已从会场回到了区委,我马上躲到走廊给他打电话,说您答应了安排我采访,不知进行的怎样了?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深深地不安,这近乎强人所难。大家都日理万机地忙,哪能就这样立等可取呢!但是他很热情地回答我,说正在和垃圾处理场联系,有了具体的消息就立即告诉我。我穷追不舍道,那我今天下午就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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