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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工作而忽略了自我认识的重要；真相是，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即使从事于利他的工作，骨子里也可能只是把权力欲或其他的欲望包装成神圣济世的外貌；这样的人只可能剥削他人而不可能带来任何提升。所以克氏一再提醒：你就是这个世界；如果每个人对于身心的认识能清楚一点，这个世界就能进一步地觉醒一些。个人的解脱之道即是利他的菩萨道；自、他根本是不二的。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四部分死亡与童女之舞
窗外的那棵独树一格的大叶合欢总是在葱绿的春季落叶，光秃的树枝上残悬着一片片干枯的豆荚。四月底五月初之际豆荚开始脱落，枯枝发出了新绿，消声已久的鸟儿也旧调重啼。我体内的那股愉悦的能量随着安德烈·波塞利（Andrea Bocelli）的《大地之梦》蹿升至头顶。席琳·狄翁（Cline Dion）说过：“如果上帝会唱歌，它一定有副如安德烈一般的嗓子。”洁生与我就在“上帝的歌声”中欣然起舞，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安森林公园。
落日余晖中漫步于这个闹区公园，一幕幕普罗大众的生命景象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叹、质疑与联结。时代真的大不相同了，公园里双双颈交的爱侣，在众目睽睽之下光明正大地进入了无人之境。长椅上的那对恋人应该是大学生吧？我心里这样想着。只见那名脸上布满了红豆的男孩儿深情地俯视着仰卧在自己腿上的女孩儿，女孩儿无视于那些红豆以及旁人的存在，迷醉地凝视着她的南国。
回忆起二十岁那年的仲夏，我穿着两截式的中空装，脚踩着恨天高，心里充满至福地紧握着Don的手，漫步于西门町的天桥上，但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我们的反应，却如同接近疫区一般。有一个从我旁边擦身而过的外省男子，竟然怀着国仇家恨式的愤怒，大声地对我们叱喝着：“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记得自己完全能觉知那名男子心理上的不平衡，却无法辨认出他已经患了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之病，同时也无法细微地分解出其中的嫉妒、自卑与失望。我当时的欠缺辨识力、易感和对外境的攀缘以及错误的反应，使我在面对暴力的那一刻无形中受到了轻微的内伤。二十多年后的今日，目睹眼前这对爱侣旁若无人的示爱举动，令我不禁生起了祝福与羡慕之情。
然而他们的勇气到底是不再受制于集体压力的一种自由的展现，还是缺乏对环境的敏感度？到底是被动情激素全盘掌控顾不了旁人了，还是一种向集体暴力示威的举动？或许只是单纯地没有私人空间，不得已只好在公共空间里觅得一个属于两人的天地吧？还有，别忘了，热恋是可能激起超人般幻觉的。
无论真相是什么，不可否认的，台湾确实比以往开放了，人心容纳异己的空间也拓展了。民智在各种启蒙运动中逐渐觉醒，但是多年来被压抑的、被否认的、被漠视的异化问题，也将透过身心的病痛一一示现出来。
人心是本自具足究竟圆满的，但是文明与文化的扭曲发展，却在人们的心田中种下了四分五裂的理想、教条、禁令、意见和种种的观念；人性中的暴力与异化倾向，就是由这些被视为正常的自我制约所孕育成的。
我联想到成长团体中的某些可爱的女性因长期处在暴力的环境里，又缺乏正确的心理教育，所以总是落入不安或自惭形秽的神经过敏反应里；而大众媒体的意见领袖们又无法察觉自己的人格失调倾向，总是振振有词地贩卖着“众人皆错我独对”的呓论。这些现象彰显了人们对于心理和精神状态的缺乏辨识力。
当海峡两岸正集中焦点于“统独”问题和二○○○年的“总统”选举时，我却觉得台湾五百万的精神官能症［1］患者、人格失调者（可能也包括领导阶层的人在内）、大陆“文革”期间的身心受创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下一代，才是真正应该关注的对象。
在意识演化的阶梯上，大部分人所热衷的政治派系斗争，只是一种最低阶的物竞天择的活动，还有更精微的以个人身心灵为本的内在次元，正等着真正的勇者去揭露。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宝瓶同谋》中的一句话：“人的历史上不论哪一个时代都有一小群在科学或宗教边缘的独行者，凭借着自己的体验而得知人类终有一天会超越狭隘的‘正常’意识，进一步地扭转人性中的暴力与异化倾向。”
回溯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要是没有那一点先天的逆叛性和质疑探索的勇气，可能早已在父母的心病和众人肤浅的褒贬下丧失了健全的神智。我之所以没有陷入自怜、自欺或自毁，终究学会了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和承担各种因缘和合的过程与后果，必须深深地感恩——感恩所有与我有缘的老师和他们授予的内在知识，以及生活中的各种人事物带给我的启发。这本揭露自己学习与治疗过程的传记，就是对这些恩宠的献礼。
我的知觉从思维的次元回返到当下，继续和洁生手牵着手往前漫步。抬头仰望浩然的蓝天，发现树梢歇息着一对鸳鸯鸟，它们细琐而迅捷的动作在缕缕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灵妙。自然是不需质疑，也无需解答的，但误入迷途的人类却需要层层的探索与揭露，才能褪去自我的武装，回归本初的面貌。
我低头俯视着洁生粉白细嫩的小脸。童女的诞生象征着母体的大死；生命最深的意义就在自我的死亡中。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四部分后记
答自己问
问：为什么写自传？
答：为了整合自己，做一次彻底的揭露自疗，串联起细微的因因果果，假如能因此而利益读者则更佳。
问：为什么在四十六岁写传记？
答：如果命运之说成立，我可能会活到九十岁，那么四十六岁就成了中途站，不妨做个阶段性的整理，如果命运之说被推翻，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我就走了，此时不写有点辜负诡谲多变的一生。
问：写自传的过程有什么发现？
答：我发现这本书竟然也是个独立的有机体，它也有自己的力量；它不全然受我的意志掌控。当“我”企图将它导向媚俗的方向时，它会自动扳回到如如的现实；当“我”想炫耀自己逆俗的勇气时，它又开始自省起来。这个角力的过程是我始料未及的新发现，我因此而窥见有为与无为、虚构与真实、小说与传记之间的暧昧性。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还不如改行。
问：写自传时有什么感触？
答：一个人自囚于不到三十坪的斗室里，历经三个多月的时空穿梭，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坐同样的位置，面对同样的场景，却涉入了四十多年来的感官记忆、情绪记忆与思维记忆，感触可以称得上是波澜起伏。其中最令我抗拒的是童年回忆里父亲内心深处的哀伤。他心底的那个幼小无助的孤儿，曾经不可思议地勾动了我儿时的同理、同情与企图援助的渴望；那是我此生救赎欲望的源头，也是深化我生命经验的驱力，但也是被我压抑得最严重的脆弱。能够和这个最脆弱的部分重新联结，是个惊人与感人的治疗经验。
初恋则是另外一个我自认为已经解除而实则不然的意识症结，我发现自己在忆写的过程里仍然有强烈的美感、不舍与遗憾，但是这些强大的情绪能量一旦曝光，执著的力量就消散了；如同一个迷人的彩色泡泡，在阳光下突然破灭。
问：写自传时身体有什么反应？
答：一开始着手写作时，我察觉后颈喉轮的能量中枢是阻塞的；精神一旦集中，思维活动上了轨道之后，喉轮的气便顺着督脉往头顶运行。有时具体的时间、地点资料不全，必须进行查证，写作的流畅感因此而中断，或者心理上抗拒而不愿进入某种记忆时，我立刻意识到后颈的能量有卡住的现象。这是我头一次清楚地印证喉轮确实是掌管思维活动的能量中枢。威尔伯在《意识光谱》这本书里曾引用亚历山大·洛温（Dr。Alexander Lowen）撰写的《忧郁与身体》中的人体图；图中显示敌意、负面精神状态与退缩倾向，都会引起后颈、颈项和肩部的肌肉紧缩。后来我每天按时服用中药的葛根汤，情况改善了不少。在气功养生法中，“运思”是普遍被采用的法门，例如“禅”本是梵文“禅那”的音译，指的就是运用思维的活动来进行修持，玄奘将其译为“静虑”——沉静地审慎思虑之意。这使我联想起克氏与戴维·博姆在《超越时空》中所谈到的：“脑子必须经常加以锻炼，否则就有萎缩的可能。”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没什么身体上的运动，但是整体来看气血循环还算不差，食欲和消化都还正常，比起翻译《恩宠与勇气》时要强得多。我认为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累积了四十多年的心声终于一吐为快；第二，整合中西医理与药理的萧圣扬教授建议我改变饮食习惯，他的建议和嘉楚仁波切的观察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我的体质先天不良，不该一直吃素，应该补充肉类食物；于是我隔一两天就吃一点此生从未碰过的羊肉，结果精气神确有改善，可见没有任何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的。
问：有没有想补充的话？你到底属于什么教派？
答：受限于传记的时空束缚，有许多整合的理念无法完整而细微地全盘厘清，只好放在未来的著作和有声出版中加以补述了。我不属于任何教派，我只服膺于真理以及诚实面对自己的人。
问：这本自传问世后你有什么期许？
答：能够如期完成写传的工作，我已经心满意足如释重负，至于后果是什么，就让它在祭坛上发挥观者各取所需的效用吧！
问：你今后有什么计划？
答：我觉得中国人迫切需要身心灵整合治疗上的研究，希望西方世界的整合学能结合东方古老的观察与验证，然后落实于中土，让饱受身心病苦的苍生获得救赎。这种研究的方向需要心中有宏愿的朋友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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