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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分析下来，觉得马清臻基本符合写举报信的条件：由于有着其子马一成的身份关系，他有获得内部机密的便利；他手头有一二八军旧信封；他是商人，手头自然不缺特殊信纸——狭条毛边纸，那显然是从用于制作账本的毛边纸上裁下来的。
如此，那就去拜访马清臻吧。马清臻住在南门外双城门，那是一位体形敦实、满脸红光的健壮老者，南鸣秋与其交谈之下，得知对方长期习练查拳。正好一同去的侦查员麻志清是世代习练查拳的，南鸣秋于是示意麻志清跟马清臻以此为话题聊了起来。马清臻果然豪爽，跟麻志清聊了一会儿，就起身打了一套拳。麻志清见了知道这是切磋的意思了，于是也就表演了一下。马清臻见之大喜，就让其妻准备酒菜，他要好好款待解放军朋友。侦查员都是军人身份，入城纪律一条条都是倒背如流的，自然不能就地吃喝，于是赶紧先谢后阻，说马老爷子您可不能让咱们违反纪律受到军法处罚，您老的情咱们领了，喝酒的事儿就留待以后吧，我们在银川住下就不走了，往后大家交往的日子还长哩。
马清臻这时才想起问侦查员找他想办什么事？南鸣秋于是就拿出了那个已经拆开了的信封，说老爷子不知这个信封是不是您这边寄出去的？马清臻一看，马上摇头，从抽斗里拿出一沓崭新的信封，也是牛皮纸的，左侧印有竖排的绿色铅字：至诚药材行宁夏省银川市南门外双城门。老爷子说：“我写信自有敝号专用信封，哪里寒碜到使用旧信封哩？”
侦查员不能向马清臻透露举报信的内容，只好在信封上绕圈子。拐弯抹角说了一阵，终于使马清臻明白了一层意思：话题是从一二八军的旧信封上引起的。于是，马清臻就微笑着起身入内，去后面住室拿出了一个红漆木盒，打开，里面是用细绳扎着的几十封信。
这些信件都是马清臻的儿子马一成近三年里写给父亲的，信封一角上都写着号码，马清臻解释说这是因为生怕有信寄丢了才关照儿子这样做的。侦查员查看编号，从1946年11月2日第一封到1949年9月12日最后一封，编号一个也没少。马清臻又拿出了一封信，编号是按照顺序往下的，但信封左侧已经没了第一二八军司令部的字样，而只有一个“缄”字，那是邮局出售的统一民用信封了。估计这封信是马一成投诚后写的，一看邮戳，果然是9月20日寄自金积县。
这样，就可以认定眼前的这位老爷子并非写信人，侦查员于是告辞。一路上南鸣秋等人心里觉得好不郁闷，暗忖这事往下应该怎么调查。
南鸣秋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再次去邮局。没想到运气来了，他刚进门，邮局的军代表小李就说正要找你呐，我们这边的邮差老黄想起了一个有时也有国民党部队寄去信件的地方。
邮差老黄据说是邮局最老的职工了，他在邮局已经干了将近三十年。他家住在宁夏永宁县，前一阵解放军打宁夏战役时，老黄担心家里出事，就向邮局请了假回乡了。现在，永宁县也已经解放，家里没事，他就回来上班了。老黄回来后，听说了军管会来人查问国民党第一二八军信件之事，他说银川除了南门外双城门马老爷子外，还有一个地方偶尔也有第一二八军的信件寄去的，那就是也在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老黄把这事对军代表小李一说，小李就想向南鸣秋那里通报了，这当儿正好南鸣秋登门了。
北方地区的大车店，是一种能供用牲口拉的大车连同赶车的车夫一并下榻的客栈，如果将所有下榻处放在一起按档次分级别的话，大车店应该是属于最低一个档次。通常，那里是运输物资的大车夜晚下榻的最佳选择，收费很低，还有专人代为照料牲口，如果车夫自己带着粮食的，还能在店里加工膳食。这些大车一般都只在大车店投宿一个夜晚，傍晚投宿，次日早晨即走。但是，也有一些不赶大车的旅行者，由于需要在某地逗留较长时间，而又因为经济原因而想节省旅费的，也会到大车店投宿。这类投宿者，通常会在大车店住上一段时间，甚至有三五个月的。这样，大车店就成了他们的临时居住处，所以，他们就会让别地的亲友把信函或者汇款寄到大车店。邮差老黄所说的他所记得的曾经往“双阳大车店”投递过第一二八军信封的函件，应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据老黄回忆，他在今年4月上旬曾把一封挂号信投递到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
既然是挂号信，那就应该有人签收的，当初的签收单子还保存着吗？老黄说他记得确实是签收了。不过，按照邮局的规定，当天他就已经把签收单子交到局里了。侦查员于是请军代表立马查收这份签收单。由于银川市是和平解放的，未经战乱，所以，邮局的一切设施档案都保存完整，这份签收单很快就被找了出来，送到了侦查员的面前。
从签收单上可以看出，这封挂号信函是一个名叫林梦冲的人于3月24日从陕西定边使用一二八军司令部的函件寄出的，收信人是宁夏省银川市南门外双阳大车店的旅客杨尔国，银川市邮局所盖的邮戳表明该信函于4月4日寄抵银川，次日投递。但签收单上“杨尔国”的签名后面都有一个小括号，内写着一个“代”字。侦查员看着觉得有些许糊涂：既然是杨尔国本人的签名，那为何又有一个“代”字呢？
于是就向投递员老黄请教，老黄解释说，那天他把这封挂号信送往双阳大车店时，伙计说这个客人不在，大概出门访客去了，于是就让大车店女老板代为签收了。
南鸣秋等人向邮局借走了这张签收单，返回办公室商议。这时天色已黑，便亮了灯吃晚饭。南鸣秋一边吃着馒头，一边盯着签收单看着。这其实是一个完全无意的举动，但运气就是在这种无意间中显现出来的。要说专案组长南鸣秋的文化程度，不过是小学毕业，但他从小跟着一位当过私塾教师的本家长辈习练过数年书法，因此写得一手好字，也形成了一种看字体时喜欢琢磨笔画的习惯。这会儿就是这样，一边吃一边下意识地看着，忽然就觉得“杨尔国”三个字似乎有点眼熟，竟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一样。一个馒头吃完，南鸣秋突然推开了面前盛汤的搪瓷碗，从皮挎包里拿出了那封举报信，和签收单上的字迹对照着一看，喜出望外地笑了。
众人一齐吃惊，纷纷停止进食，眼不错珠地看着专案组长。南鸣秋示意众人靠近，指着举报信和签收单：“这是同一个人写的！”
王必庭等四名侦查员围着观看，看了良久都是不得要领。于是，南鸣秋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三个词组：“杨司令、国字脸、据称”，又在“杨”、“国”、“称”三字下面画了道粗杠，指着举报信说：“你们看，这三个字的书写笔迹跟‘杨尔国’的签名三字不是一模一样吗？”
其他几位仔细分辨，觉得果然如此。又想到了用来作为信纸的狭长毛边纸，都认为这与大车店的情况也相符。于是，就喜滋滋地议论说原来就是双阳大车店的女老板写的举报信，那好，咱们去找她当面了解不就得了？可是南鸣秋却不这样认为，他的观点是：一个经营大车店的女子写这种内容的举报信件，我基本上已经相信这封信所说的情况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她实在没有必要跟我们开这样一个玩笑；而这位女老板能够写这种内容的一封举报信，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她既然匿名，那就是心存顾虑，我们冒冒失失登门了解情况，如果她来一个矢口否认呢？那不是把事情弄僵了吗？而且，也许还会惊动了刺客，给人家形成不安全因素。所以，我们先得把确实是这位女老板写信之事弄扎实了，然后才能跟她悄悄地接触。
众人听了觉得南鸣秋言之有理，于是就议了一个方案付诸实施。
先了解了双阳大车店女老板的情况：这是一个30岁的年轻女子，名叫陈侃凤，未婚，河南省孟县人氏，她是在1944年夏天来银川投靠在马鸿逵的第十七集团军当国术教官的叔叔陈子灵的。陈子灵当时正好从一个回族人手里盘下了银川市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准备请人经营，陈侃凤向叔叔提出让她经营，陈子灵就把大车店交给了侄女。据说陈侃凤家以前在孟县是三代经营大车店的，她对此也是熟门熟路了，所以经营起来倒也顺手。陈子灵是太极名家，其武艺在宁夏省乃至西北地区是排得上名次的，据说跟马鸿逵父子的私交也不错。凭着这点，陈侃凤经营的大车店自然没有军警地痞之流敢来捣乱，数年下来创出了品牌。至于陈侃凤本人，许多人见她未婚，纷纷向其本人或者叔叔说媒，其中有的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但不知什么原因无论是陈子灵还是陈侃凤本人，不管开口的人是什么身份，都是一概摇头。
专案组请军管会公安部治安科派人去对双阳大车店进行了例行访查，其中夹了个侦查员党大旺。一行人登门，无非是问问最近是否有可疑对象前来下榻，旅客是否携带了军管会明令禁止的武器、凶器、毒品等物，顺便当然还要翻翻旅客登记簿。其实，这翻阅登记簿才是真正的目的，党大旺留心到，确实有一个名叫杨尔国的旅客在今年2月26日登记下榻，根据登记簿资料显示，这人至今尚未离开大车店。
于是，党大旺就指着杨尔国的名字问伙计：这个客人住到现在还没有走吗？怎么住了这么长的时间？伙计说，哎，别提了，这个姓杨的是一个滑头，他在4月4日这天就已经离开了，在敝号吃住了一个多月，竟然一文钱也没有付，他是偷偷溜走的。
党大旺心里一个激灵：邮差老黄不是说4月5日去投的信吗？既然这人已经在上一天离开了，怎么还收了他的信呢？
专案组就是凭借这一点在当天下午悄然传唤了陈侃凤。传唤的理由是：有人举报你私扣了旅客信件，请你对此作出解释。
陈侃凤起初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装糊涂，说在她的记忆中没有这种事情。于是，侦查员就点出了杨尔国的那封挂号信。陈侃凤这才点头，轻松地说有这人的一封挂号信，是我替他代收的，这人欠了敝号一个多月的费用没有支付，是悄悄溜走的，我正要找他呢。住店不付钱，天底下还有这个道理？
好的，那么这封信呢？
陈侃凤直到这时候才觉得似乎“来者不善”，一双明眸定定地看着侦查员，片刻，微微一笑，出乎意料地说：“如此，看来诸位不是为这封挂号信而找我，而是为其他事情了？”
南鸣秋送上一杯茶，也是微笑着说：“陈老板你是个聪明人啊！”
陈侃凤冲侦查员双手作揖拱了数下：“哈哈，看来聪明人是诸位先生了，竟然很快就查到了双阳大车店。佩服！佩服！”
接下来的话题，很容易地就转到了举报信上——
银川解放后的第八天，双阳大车店来了两个男子，自称是从中宁那边过来的，在登记簿上写的是“经商”职业，要求住一个干净而又安静的房间，多付点钱没有关系。陈侃凤于是就把两人安排到了后院她账房兼她的卧室隔壁的那个收费最高的房间，两人看了觉得满意，拿出三枚大洋说要住两天，顺便请店里的伙房替他们准备一些酒菜，说晚上要招待一位贵客。
陈侃凤当时就觉得这二位似乎有点蹊跷：订房时看似出手大方，看他们的谈吐举止似也是熟悉江湖规矩的主儿，可是如果确实要招待贵客的话，那就应当去外面上馆子，哪有就在这种上不得档次的大车店里请贵客喝酒的？这样，陈侃凤就多生了一份心，暗忖要留意一下才是。开大车店的因为接待的旅客鱼龙混杂，最担心的就是在店里作案，只要一发生刑事案子，哪怕不是命案，这店的招牌也就打了折扣，不出一周，生意上马上给人颜色看。因此，开大车店的第一要紧的就是不能让旅客在店里作案。
由于觉得蹊跷，陈侃凤就决定留上一份心。她吩咐伙房师傅待会儿给这个房间的客人准备酒菜时得特别小心侍候，不要考虑成本。陈侃凤的用意是要让客人专心喝酒议事，她则在自己房间里偷听他们跟那个还未露面的客人究竟密议些什么机密大事。为防止对方生疑，陈侃凤不敢待在外面等着那个客人登门，而是提前等候在自己房间里。
当晚6点钟左右，那个客人来了，陈侃凤在隔壁房里听着，那是一个说话声音很轻的男子。接待他的两个主人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