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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段话在文法上是混乱不清的，因为“制度”无法“专有”，“主义”也无法“共有”。它的确切意思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国家政权应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所代替。这种思想意义重大，它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依据。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参加中国革命领导机构，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工作。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它刚刚发生的时候，对当事人来说往往是不自觉的。事后我们从历史发展上看，上述事实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政治家不能不援引共产党领导人参加领导核心，共同进行中国革命，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在此以前，中共领导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但中共还是一个小党，不是一个有广泛影响的群众性的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使中共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进入中国政治的领导层，参与了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并由此成为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
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国民革命还不是中共领导的，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是主要的领导者，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内居于次要地位。但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各政派与中共相比，政治领导作用呈日渐下降的趋势，最后不得不归并到中共高举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下。
中共从成立到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论、政治主张，树起自己的旗帜，开展革命工作，再到成为中国革命实际上的领导者，或作为重要的决策参与者，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共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宣传上成为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进步团体的领导者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退下来的开始。但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上民族资本不能顺利地发展，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它还是一个受压制甚至受掠夺的阶级。因此，它仍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性。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不会消失，而且它和无产阶级政党争夺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不会停止。
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是不同的，根本的政治立场是矛盾冲突的。共产党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也是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一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新民主主义的。两种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分歧和斗争贯穿在整个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同时，由于自身的软弱，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互相拉拢的一面。这样，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这种政治性格决定了它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集团和帝国主义势力、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地位，它是一个中间政治集团。
综上所述，从五四运动开始，主要是中共开始领导起革命运动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集团，这是当时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的政治分野。在这三个集团中，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是革命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在现实国家政治生活中中间集团影响力是不大的。但是它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却有很大的影响。
近代中国历史，在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转变的时候，中国政坛出现了新的政治分野，即由两大集团的划分到三大集团的划分。三个集团的存在是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政治格局。三个集团间统一、对立、斗争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和斗争的最终结局，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改造中国的各种政治主张的纷陈和人民的历史的选择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中，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觉醒的中国人的共识是，中国非变不可，非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不可，否则就无法在世界上存在。改造中国的思想，从清末就开始出现了。
1894 年兴中会成立，在兴中会的政纲中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
的主张，其中就包含着改造中国的思想。1898 年戊戌变法发生，梁启超在变法中提出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实际上也是要改造中国。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明确地集中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口号。
五四运动前后，“改造中国”成为非常流行的政治口号。孙中山在上海时，有一次有人请他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梁启超、张东荪等办了一个刊物，初名《解放与改造》，后改称《改造》。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可见改造中国是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焦点在于“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动革命还是按照实验主义办法进行改良。
改造中国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思潮。五四运动前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出现的种种主义、主张，都是这个普遍性政治思潮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对改造中国问题交出的一张张答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是社会变动加剧和深化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输入，使中国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潮汹涌而来，争奇斗艳，各种政治方案都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任人们比较取舍。这种思想上的解放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奏。
在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经过斗争不断扩大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斗争中日益明确。这个过程是在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当然在人类社会里所谓自然形成不是盲目的，它包含着适应客观规律的人为努力。人们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要确定方向、目的，决定实现目的的方法、步骤。我们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的选择。中国未来的政治向何处发展，是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复斗争、相互比较，择其为当时所适用者而逐渐明确的。这就是人民的选择，或历史的抉择。而首先是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选择，接着是多数人的行动。
我们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中共成立前后国内思想界的三次论战，可以清楚地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在论战中明确了什么，选择了什么，他们在当时的选择直接制约着中国政治的继续发展。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李大钊和胡适的主要分歧是：（1）要改造中国，问题多得很，是根本改造、根本解决，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2）改造中国要不要主义作指导？是要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还是只要解决具体问题不问方向？李大钊主张，改造中国要从经济组织、经济构造上进行根本的改造，要以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陈独秀指出，主义问题也就是方向问题。他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故要研究主义来确定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这次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要不要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是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和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是主要工具。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施存统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更明确地说：“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争论的问题是：（1）发展生产应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还是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梁启超主张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李达驳斥他说：“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属于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2）要不要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张东荪反对“劳农专政”。李达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三次论战的结果，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明确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确定了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二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作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工具。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通过反复比较推求，先进的中国人作出的历史的选择。以新民学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新民学会的成立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它的宗旨是做“新民”，即做新人。为此，它要求会员加强道德人格方面的修养。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在召开年会时，他们提出和讨论了“改造中国”的问题，明确了改造中国的立场。但在改造中国的方式上，却存在着分歧。是采取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还是实行根本解决？是从教育入手进行和平改造，还是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从事革命？是走克鲁泡特金式的互相合作道路，还是走马克思式的社会革命道路？从研究改造中国的具体问题出发，新民学会的许多成员从“呼声革命”转到“暴力革命”，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长远目标，选择阶级斗争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步的选择。
中国人民的第二步的选择，是确定要走新的民主革命的道路。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当时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直接实现的目标。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要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社会主义。因此，要解决一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这就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具体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当前社会实际出发，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原则上给予了指导，共产国际给予了具体的帮助，但是使之被广大中国人普遍接受，成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还必须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寻求解决。在斗争中，在各种主张、各种学说的竞争中，由人民去决定取舍。这是一个复杂的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思想纷然杂陈，除了上述各种思想以外，还有许多针对现实政治的改革主张和方案。这种情况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方面。其中有的观点、主张早已提出，但在“五四”以后声势更大。当时这些具体政治主张和方案也是在如何救中国的前提下提出来的，都可以看作是救中国的主张，改造中国的方案。
这些主张主要有：（1）制定宪法，立宪救国；（2）省自治和联省自治；（3）废督裁兵，化兵为工；（4）实业救国；（5）科学救国；（6）教育救国等。此外，“好人政府”等主张就其政治思想说也是要求制定宪法、联省自治。这些主张在当时很盛行，大约到1924 年以后才逐渐消沉下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方案是救中国的“唯一”方案、最好方案，因此鼓吹不遗余力；它们都从对中国乱源的分析出发，肯定自己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共“二大”上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也是作为救国主张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它的指导思想是“不断革命论”，具体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四项：1。乱源分析：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它们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2。救治办法：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作用，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3。实行途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共产党人要积极参加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4。奋斗目标：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革命在现阶段要达到的目标。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这个纲领作了大量的宣传，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革命运动很快地掀起了新的高潮。
第四章革命斗争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