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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义的共和国。”①3。国民党政权。
由南京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掌握着大量军队。它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尽管它不能对解放区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它是世界各国承认的政府。在抗战期间它的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这个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所把持。“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②这个政府,不管多么不得人心,在抗战期间仍然坚持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是这个政权的经济支柱。这个政权在本质上是虚弱的。
抗战期间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基本上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三种政权的存在首先表现为各有各的统治区管辖区,同时也表现在它们各自的根本性质不同上面。三者的并存和相互间的矛盾与斗争是抗日战争史的基本内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在中国内地以完全的形态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局面,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三种政权代表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它们的性质不同,作用和命运也就不同。国民党政权和解放区政权之间既统一又对立,关系非常复杂。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同伪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但后者对前两者的政策则由“剿共灭党”② 《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 年9 月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年11 月版,第124—125 页。①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85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45—1046 页。变成只“剿共”不“灭党”。各种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也将是绝后的。
第十二章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先后爆发与国共两党世界战略的变化1939 年9 月欧洲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两大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包括北非),一个是中国、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场。苏德战争爆发后,极大地改变了欧洲战场的态势,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大战的态势。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东西两大战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三次战争的爆发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关系极大,对国共两党的世界战略有很大影响。而这些又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下面做一些考察。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世界战略的变化先说中国国民党。
1939 年9 月9 日,欧洲战争刚爆发之后,蒋介石在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词中说:“中日战争问题,就是世界问题,而且是世界最大的问题,须知今日世界的战乱,完全是由日本侵略中国,破坏国际公约,扰乱世界和平的强暴行为所引起的。”
“中日战争就是世界战争的起点,亦就是世界战局的重心。”按蒋介石所说,欧洲战争是中日战争引起的,中日战争是世界战局的重心。中日战争的战略地位在欧洲战争之上。
1939 年11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现在欧战既起,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在东亚、西欧同时并进。我们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的基础。”“我们今天只有一心一意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中国更必然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我所说抗战到底的真意,也就是如此。”①蒋介石在这里表述了他的政略战略思想,即中国抗日战争与欧洲战争“同时并进”,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中国持久抗战就是要等待这种“自然机运”的到来。“因此,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②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15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第九次中央全会开幕词中说:“敌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我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片。”1942 年10 月22 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开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词说:1941 年12 月8 日敌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我国接着就对日寇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从此我国就与世界上拥护和平正义的盟邦,并肩作战;我从前所预测的中日战争必将与世界战争联结起来,也于此实现。这一年来内外局势的变迁,就以这一件大事为契机而发展”。“世界上所有欧亚美非各战场,完全是利害成败绝对一致”。蒋介石国民党对太平洋战争极为重视。蒋把这个战争的爆发看作他的预见的实现,他的战略政略的成功。按他所说,欧亚美非各战场的利害成败是“绝对一致”的。
上述蒋介石的政略战略思想成为国民党人士关于抗日战争的重要观点和结论。何应钦论述说:“由于领袖坚持‘抗战到底’,不为日本诱和谋略① 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台湾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第577、578 页。
② 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同上,第425、426 页。
所动,日本乃进军越南,企图彻底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迫使中国屈服。中国改由滇缅公路输入军用物资,仍未屈服。而日本却因进军越南,引起美国禁止石油输往日本,遭到经济制裁。日本如无石油供应,则其凡需石油作动力之生产与战争工具,皆将成为废铁,必然丧失持续作战能力。日、美谈判,日本拒绝自中国撤兵,不愿放弃在华夺得之利益,必须继续对华作战。而继续作战非有石油供应不可,因此决心夺取南洋战略资源。日本为谋‘南进’战略翼侧安全,须先击灭美国太平洋舰队。故于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八日,奇袭珍珠港,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从此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由孤军奋斗,演为联合盟邦,共同击败日本,获得最后胜利。”①根据上面的材料,蒋介石等论述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中国抗日战争引起的,是蒋介石坚持“抗战到底”战略方针的结果。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战局的重心”,其战略地位比欧洲战场更为重要。第三,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结为一体,在战争中中国的利害成败与其他对德、日、意作战国家的利害成败“绝对一致”。第四,“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持久抗战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以上四点,第一、二两点是过分夸大的。第三、四两点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中日战争中,蒋介石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坚持持久抗战以等待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之解决而解决的“自然机运”。他对欧洲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论述,往往是从他的战略政略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因此他的论点有的是不正确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和之后,蒋介石一直企望美、英、苏干涉、抑制日本侵略,以致把他们(或其一)拉入战争。因此蒋介石等人把欧洲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看成蒋的战略政略的成功,是有其理由的。而这一点与抗战时期蒋集团的命运的关系是巨大的。① 何应钦:《抗日御侮·序》,见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一卷序言部分,台湾1978 年4 月版,第6、7页。
第二节中国共产党世界战略的变化再说中国共产党。
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三次大战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中共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对世界前途的看法,对世界战略的看法,对国际统一战线如何执行等等,同时也间接影响到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曾有过曲折的复杂的变化过程。
1935 年8 月1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号召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同时,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是国共合作破裂后第一次作这样的表示。
1937 年7 月23 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抗日救国的协定。”这是号召国民政府去做的,但也表示了中共对英美等国的态度。1938 年2 月,毛泽东在与美国合众社记者谈话中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而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①因为这些话是通过美国记者对美国人讲的,所以争取美国援助的语气更恳切一些。
但事情是非常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在争取英美政府援助中国抗战并与之联合的政策上,有很大的局限,有很大的保留。我们在下面加以分析:从客观方面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英美对华实际援助不多,而张伯伦又执行对德日妥协的政策。国际上曾有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的酝酿,所以中共特别警惕英美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这是中共不看重外援的客观原因。从主观方面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共有一条根本原则,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它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胜利信心的表现。第二,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估计和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要求。具体内容后面再谈。第三,从阶级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指的是那些国家的人民;但人民是无权的,制定政策的人是那些国家的统治者。
以上的分析,可以在毛泽东的话中得到证明。他在《论新阶段》中说:“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① 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3 页。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到东方,为了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实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①从这些可以看出中共对英美法政策的内涵及限度。1939 年9 月1 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3 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