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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大体上从1939 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国民党政府和蒋本人的政治地位和人民对他们的某种好感就开始下降了。毛泽东曾指出过这种事实：国民党在1937 年和1938 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秘密发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等。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挑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同共产党的武装冲突。在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同时，国民党于1939 年9 月到1940 年4 月玩弄了一次宪政骗局。国民党的假宪政曾引起某些进步民主人士的巨大希望，但结果是国民党在他们头上泼了一瓢冷水，希望变成了失望。
1940 年底到1941 年初，国民党又制造了“皖南事变”。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的政治的反共反人民活动。从此国共关系大大恶化。抗战前途蒙罩了浓厚的阴影。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当时的进步人士揭露说：“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势。即以中外观瞻所系的陪都重庆而言，就有许多无辜而告‘失踪’的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4 月24 日），《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37 页。
青年被送入‘防空洞’。而且不仅知识青年的自由安全毫无保障，甚至年高望重为中外人士所敬佩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也因暴露发国难财者的罪恶，坚持‘有钱出钱’的战时经济政策，而被‘遣送前方考察经济’。马先生的下落迄今音讯杳然。”①这里揭露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事实。国民党越是反动就越是失掉人民的拥护。
在皖南事变之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 年3 月成立。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种表现。前面说过，抗战开始后，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为了团结而解散了自己的组织。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十分紧张，抗日阵营出现了巨大危机。这时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梁漱溟等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他们要“不畏强梁，挺起身来，代表民众说话，并见出真是无所偏倚的精神”①。这种立场和态度和“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的立场和态度是大大不同了。这表现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政治倾向。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这样的估计：“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②“这次反共高潮的打退，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将产生严重的意义。它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③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蒋介石政治地位开始上升的关键，那么皖南事变就是他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的关键。
1941 年以后，国统区的经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开始陷入困境，1943年以后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而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却大大加强，这就使人民对国民党统治更加不满。这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太平洋战争也胜利进展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国民党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到了人民不能忍受的程度。不久以后，抗日战争胜利和国民党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很短时间内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但很快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又把全国人民拖入黑暗和苦难之中。
没有多久南京国民党政府就被中国人民推翻了。
以上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力量变化的过程。
① 韬奋、茅盾、金仲华等九人：《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大众生活》（香港版）第4 期，1941年6 月8 日出版。
① 梁漱溟：《中国民主同盟述略》。
② 毛泽东：《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 年3 月18 日），《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78 页。
③ 《中央1941 年3 月政治情报》，1941 年3 月22 日。
第二节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只有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党的力量、人民革命力量才能得到发展。它不是离开国家的民族的历史任务，而是满腔热诚地去完成这个任务。任何避开或偏离革命中心任务去谋求革命力量发展的意图，都是不能实现的。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完满体现，因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极大的发展。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共中央就“号召全党同志发扬过去15 年来英勇无比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去迎接将要到来的民族抗战，每一个同志应该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到抗日战争中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②中国共产党投入民族解放战争，党员作为革命先锋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群众发动起来了，人民革命力量壮大起来了。
抗战开始的时候，共产党有党员4 万，军队有4 万多人，根据地人口150多万。到1940 年党员发展到80 万，军队近50 万人，根据地人口约1 万万，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中间虽然经过挫折，但到抗战结束时，有党员120 万，军队120 万，民兵200 多万，建立了19 个解放区，人口12000 余万。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这时国共两党掌握的军事力量，在绝对数量上，解放军不如国民党军多，并且相差还很大；但相对来说，同抗战以前相比，两军的差距是大大缩小了。在政治威望方面，共产党大大上升，国民党大大下降，这虽然不能具体地比较，但事实是确实存在的。
综合以上所述，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共两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消长的关键。
① 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37 年4 月15 日。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年10 月），《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21 页。
第十四章世界战局的根本转变和各党派对建国主张的阐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1943 年，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1943 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从此德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苏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943 年7 月，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十月，意大利政府正式退出德意同盟，向德国宣战。同一期间被德国占领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了很大发展。在太平洋战场，1942 年6 月日军和美军进行了中途岛海战，日军遭到惨败。中途岛之战成为太平洋战场战略转折的开始。从1942 年8 月到1943 年2 月，美军和日军进行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日军战败退出瓜岛。从此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由攻势转为守势，美军由守势转为攻势。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1943 年6 月起，美军先后从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向日军展开反攻，日军节节败退。总之，1943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年。至此世界法西斯集团必败，反法西斯集团必胜的形势基本上确定了。当世界战局已经明朗化的时候，在中国战场上，日本的军事实力还是强大的，打败他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胜利是肯定的。在这种时候，中国的各党派都从两方面观察中国的形势，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和目标：一方面要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在打败日本的过程中，都为自己在战后中国政局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而做准备。战后中国的总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过去各党派虽不断有所阐述，而这时需要更加详明地说明自己的总体构想和各项方针政策，扩大宣传，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以便那时按自己党派的意图左右政局，实现自己的主张。抗战后期各党派对建国问题的阐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第一节民主党派的建国主张中国的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及时地观察到了上述变化。1943 年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其中说：“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余年和战争的初期，有些人因为被轴心国表面上短期的军势声势和军事胜利所震撼摇惑，遂认为民主政治，已届没落的时期，以为独裁政治，行将成为今后世界政治演进的一种合理新形态，于是相率效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张甚一时。年来保障人类自由，倡行民主政治的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声势日振，正义日张，民主政治乃为世界各国所重新认识，加强重视，均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完全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战争，也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和奴役压迫侵略的战争。近年在意大利创行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始祖墨索里尼，迫于大势，骤然坍台，其所领导的法西斯党，也就随之解散，而意大利终于向同盟国投降。。。一般人均认为墨索里尼之坍台，所影响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性，将较其影响于欧洲战事者为多，从此独裁政治将日趋于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唯一极则。”民盟重要领导之一张申府在1943 年10 月写的《民主原则》中也说：“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所表示。”《大公报》1944 年9 月16 日社评《中共问题之公开与民主统一的进步》说：“民主是世界的大潮流。”以上是政界和舆论界对世界形势和民主潮流的普遍看法。
世界的政治形势如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怎样呢？张申府在《民主原则》中说：“说到中国，民主几乎已成了今日的万应丹。在这个由世界的大势以至国内的大势所趋之下，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定，而完全无可怀疑了。”1944 年5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说：“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这已经超过了理论的阶段，而须从事实上予以切实的表现，并且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我们在这里要正式警告国人：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我们在战后所得的将不是民主，而是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且十倍百倍于今天！”以上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看法。这也是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希望之所在。
根据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和认识，他们提出了对抗战后期的主张。昆明的宪政研究会于1944 年5 月发表的《我们在实施宪政以前的要求》中说：“经过七年抗战，今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了严重的危机，中华民族的生命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中国国民今日的要求，是立即实现民主，不是预备立宪，更不是一纸空头支票的宪草。今日的宪草不是将来宪政的保证，将来的宪政未必是真正民主的保证，一分行动比十分言词更为重要。”1944 年9 月19 日，民盟总部制定了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六个方面提出了民盟的建国原则和具体主张，其中有：“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制，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国家实行普选制度。”“经济民主化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全国经济之发展，由国家制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