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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共产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外，一切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都属于“第三方面”。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许多以和平奋斗的方法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民团体，甚至那广大无组织的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属于“第三方面”。这些力量必须在组织上形成强大的中间党派，以便领导② 施复亮：《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上海《文汇报》1947 年1 月8 日。① 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第一卷第5 期，1947 年4 月11 日出版。一切中间群众积极参加当前的民主运动。
他主张“把民盟变成整个‘第三方面’公共的政治组织”。他说：民主同盟，无疑地是当前第三方面的中心组织，自政协举行以来，已成为第三方面的实际领导者。但在组织上它还没有包括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既不够广大，也不够健全。“民盟应当成为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协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公共组织。”“在民盟旗帜之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这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最正确的组织路线。”①他积极推动第三方面的联合行动和联合组织，使它形成一个足以同国民党和共产党抗衡的力量，以实现中间路线的主张。
其他中间派的人，他们的主张同施复亮基本相同，但以施的论述最多和最为完整。他是鼓吹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
谁知历史竟是这样的：当中间派奔走呼吁“调和国共”，努力实现中间派的大联合，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的时候；当中间派的理论纲领政策阐述得更完备的时候，竟是中间路线破产的时候。1947 年10 月21 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登出南京卫戍司令和南京市长的布告，要“共产党工作人员及关系人不论过去或现在概须办理登记手续”，如不照办，“一经查觉，立予逮捕法办”。布告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党，实际上是针对民盟，因为这种办法对共产党是不起作用的。10 月28 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表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声明称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非法团体”。今后对该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 月6 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署名发表解散民盟的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解散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都受到极大限制。
同一天（11 月6 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蒋介石解散民盟，“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就必须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至此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已经基本上归于破灭。
这样，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单纯的国共两大集团武力对抗的局面。这样，也就接近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
① 施复亮：《“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上海《文汇报》1946 年12 月23 日。第二节“南北朝”议论的出现及幻灭与中间派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同时，中国舆论流行着关于“南北朝”
的议论。这种议论的出现既有国际背景，又和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现状分不开。内战进行到1947 年上半年，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解放军挫败。6 月至9月，解放军三路大军转入外线作战，并在黄河、长江之间实现了战略展开。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打垮共产党、稳定自己的独裁统治已经不可能了。同时国民党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人心浮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关心国民党胜败的人对此忧心忡忡。
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共的力量虽在日益增长，但在三大战役结束前，国共两党谁将成为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还未最后确定。双方各自拥有强大的兵力，两军鏖战正酣，一时看不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在国共两党之外，关心中国前途和民生的人，也同样忧心忡忡。
上述情况是决定因素，同时历史也给人们以启发。战局政局的观察家们在想：中国过去不是有过“南北朝”吗？现在是否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舆论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就是这样发生的。
最早提出“南北朝”一说的是王芸生。1946 年9 月1 日他在《观察》周刊第1 卷第1 期上发表《中国时局的三个去向》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时局的前途有三个去向：第一是“以江淮为界的南北朝”，第二是“十月革命”，第三是“政协协议之路”。他认为第三“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他的这种推测似乎没有引起反响。
内战打了一年之后，到了1947 年夏天，“南北朝”的议论流行了起来。
1947 年6 月25 日《大公报》登载一条“伍宪子拟和平方案”的消息，同时发表一篇社评，题为《政府先要坚定信心》。消息说：“伍氏顷针对当前时局拟就和平方案一篇，认为实现和平政府应首先表示诚意，如废除统制政策、撤免苛捐重税、释放政治犯等。其所提出办法中有召开和平大会，蒋主席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务，以超然地位做国家领袖，共党现役军人亦应脱离党籍，达成军队国家化，完成联合政府体制，达成政治民主化境地。此项办法万一不获实现，则应画地为界，修明政治以安民生。”“画地为界”应是指的“南北朝”。
《大公报》社评首先指出国民党政府面临的危急形势，它说：“近来的时局，正在加甚动荡之中。民穷财尽，战乱不已，本来不是了局。”接着说：“现在的局面固然使人困愁”，但若政府“抱持信心，不乱步骤”，“尽其在我”，采取有效办法，“国事前途绝对尚有可为”。采取什么办法呢？社评说：“国家的前途，依然此事此志（按：指所谓“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政府仍要坚定信心，一片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之诚，掬示和平诚意，以求内战得停。果然政府揭出诚恳合理的和平方案，不幸而为对方所拒绝，则曲在对方，政府还可获谅于国人。这是一点。这一点，政府必须先做明白的表示，以待中共的反响。同时更基本的，政府必要严肃自己，不贰心志，努力向民主法制的路上走，严格整饬庶政，忠诚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则本身有为，民心不去，大局还不至糜乱。政府年来常说‘尽其在我’，今日才正是尽其在我之时。”这里没有明确说出“南北朝”，但对时局的分析和解决国民党危机的办法与“南北朝”论是相同的，无非是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和谈，稳定经济，刷新庶政，整治贪污腐败，实行民主等等。总之，是维持一个“南北朝”局面。这样国民党可以稳定大局，徐图恢复实力，再与共产党作斗争。不几天之后，6 月29 日《大公报》发表一篇重要论文，即徐炳昶写的《试为政府借箸以筹》。文章首先指出时局的严重性，它说：“抗战胜利以来，转瞬就要两年。两年之间，内乱不已，民生日艰，物价高涨，贪污遍地。今日不须远虑之士而皆绕屋兴嗟，忧丧乱之无日矣。”在军事方面，国共“两方均无办法，而人民的痛苦遂致无限度的延长”。“我民族的奇灾巨祸遂似有无法幸免的局势”。那么国家民族是否就绝望了呢？作者认为“不然”。作者设问道：“你是否寄大希望于近日各方面对和平的呼吁？”作者说：“否否，不然”。作者解决时局的办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为政府怎样筹谋呢？他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国民党改变战略，停攻为守，整顿自身。对此作者有大段论述。
文章说：“今日在政府统治下的地带，不下全国四分之三，而且这些省份，比较富庶。虽说是疮痍满目，而地方既丰，恢复自易。所拥有的，是极端厌战，急求小休的人民。靠着这样的凭藉，除却对方消灭，就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岂不是有点太奇怪了么？错误的根源，就是太急着求统一，而低估了所要克服困难的确实把握，遂致欲急反缓，善后甚难。今日政府的军队，据政府在参政会所报告，尚有280 万。至共产党之军队，则据政府所估计，共有七十七八万人。这样的估计，大约相差不会过远，政府因为急着平乱，所以就是养到三倍余的兵力，仍感觉捉襟露肘，如果不急着平乱，改取守势，则百万左右，尽可敷用。不易防守的据点及境域，自动放弃；调整兵力，据守重要据点；各据点间的间隙，就训练民众，督其修筑堡寨，以资防守；堡寨被攻，则军队加以救援；军民密切合作，自不患共军之流窜。军额减少，不急进攻，财政赤字即可弥补，钞票即可停发，物价即可稳定，公教人员的待遇即可合理调整，而贪污的风气稍加努力，也就不难遏止。此时减租减息的温和社会主义，也就不难实行。在政府方面，吏治已经清明，社会已经安定，共产党再想在政府境域里面伸手，即成了不可能的局面。这时期也不需要过长，三两年内一定可以办到。在这三两年之间，共产党一方面感觉到国民党并不一定要消灭他，中心略平；另外一方面，感觉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有办法，把他们打倒或拖倒取而代之的希望已经绝无实现的可能性，恐怕就会觉悟他们自身如果僵持下去，前途实在渺茫。那时候想商议，才容易商议。不等三两年完毕，而已和平成功，绝非不可能者。如此不急着求和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从国民党自己方面看，这样的转变，也可以说改变战略，稳扎稳打，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立于万全不败的地位。较之张脉偾兴，恃勇躁进，火药散布遍地，却宴然弄火于其上者，当不可以道里计。如果此时共产党仍负固不服，则政治清明的政府，绝不难以实力制止。”
文章又说：“此外在军略方面，必有疑改攻为守等着挨打为不智之举动者。但弱方坐着挨打，固属不智，强方不能急切消灭对方，以静制动，乃属良谋。共产党虽有内线作战优点，而交通工具缺乏，集中亦非容易。政府方面，有各种交通工具，只要建树大据点数处，中等据点若干处，组织民众守小据点。以大援中，以中援小，使共党不能坐大，尚不甚难。他们不能坐大，如再不肯和解，必致坐困，政府不要急求统一，才能真正得到统一；社会不要急求和平，才能真正得到和平。目的点既非即在目前，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又极复杂，既无法快刀斩乱麻，即不可治丝愈棼。既无法立时灭火，则事之最急，无过于扫除内部的导火线者。此情此理，愿政府诸公及全国之贤士大夫均一细思。”徐炳昶这篇文章是阐述“南北朝”主张的比较详尽的一篇。1947 年至1948 年间出版的《时与文》，是当时一个重要刊物，“南北朝”问题是它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在1947 年7 月4 日出版的《时与文》第l 卷第17 期上，发表了《大局的现状与前途》一文，讨论的中心是“南北朝”问题。作者说：“依我的想法，政府或者有一天会改变它的政略和战略。这才与它有利。”作者分析说：“在政府方面，前线后方互为累赘，兵力亏损了，经济简直到了绝路，因为它所采用的战略是事倍功半的，是劳师伤财的。在共党方面，前线后方凝为一体，兵力强大了，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建立而发展了，因为它的战略正抓住政府的弱点，是事半功倍的，是以逸待劳的，是以战养战的。政府现在已动员的程度，实际上至少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即使再加上剩下的二三十，如果仍是故步自封，墨守旧法，采用原来的政略和战略，恐怕战场上的形势最初不会发生什么大变化，仍然打不垮共军，到后来却会使自己的兵力加速度的损耗下去。”政略战略究竟怎样变呢？“政略上莫再妄想消灭共军，战略上改攻为守。”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关于“南北朝”的文章还有不少，这里不多举了。
关于“南北朝”的意见，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