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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天晚上，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这个时侯，我们一定要到学校参加庆祝活动。每人手拿花环（是各种彩色皱纹纸扎成），排着队欢呼雀跃着上了街，“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得尽情，跳得奔放。由于我是班领队，我比别人更加多了一份“豪迈激情”。每次哥哥姐姐他们这些中学生，一定是要到天安门去游行庆祝，而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在永安里转一圈就打道回府了。我很沮丧，一是没欢呼够、激情还没来得及迸发；另外更主要的是害怕回家，这时候，爸爸妈妈肯定是没回来，哥哥姐姐更早着呢，他们在天安门且得蹦一阵子哪。我快速冲进那没有人的家门，不敢开灯，来不及脱衣服，更不要说洗脸洗脚了（以前这些都有阿姨监督的）倒头捂上大被子。黑夜，我怕看见门后的衣架，那挂着衣帽的架子——活脱一藏匿在黑暗中的梅花党；我怕床底下端端正正摆放一双绣花鞋；更不敢黑暗中往窗外探去，想象着当窗帘掀起的刹那，葡萄架下的双双眼睛与我隔窗相对，那我该怎么办（至今我深怕此举）？
曾有人向我爸爸反映过，说我爸爸那屋窗外丝瓜架下、蔡伯伯家葡萄藤下夜里常有灯光，可能是美蒋特务在用发报机发情报。还有人说，我家阳台上半夜常有人坐着……，如此等等，想到这些，我的想象之锁就会不停地开关，带着恐惧我渐渐地进入梦的世界。有时一觉醒来，头发还湿乎乎地粘在脑门上、贴在耳根旁——那一定是没出息的“小溪”涓涓不断始然。白天葡萄藤恢复了一切的翠绿，它随风轻轻摇曳着，依然那么可人，人们依然各自忙着。我围着它转了好多圈，总想找到那双双惊恐、扭曲的眼睛，却怎也找不到……
当然，也有欢快的夜晚，由于我们两家阳台是对接的那种，我们两家阳台大吸顶灯一开，别提多亮了！我们玩起了“红灯、绿灯”、“人、枪、鬼”、“跳房子”等等游戏，从我家跑到海妮家，从海妮家再跑到我家，阳台上充满了欢乐的脚步声。如果我的哥哥姐姐参加了，准没我的份儿了，他们嫌我小总被逮着——不好玩。他们不带我玩的时侯，我就只能坐靠在阳台边沿低矮的护栏上，在旁边凑热闹起哄架秧子。偶尔也会蹲在蔡伯伯家的门前，隔纱窗门与小豆豆没大小地逗说两句，因为他也是静坐在黑暗中观望哪。
那一阵，爆发“革命”了，我们停学了。很多人家门上用毛笔饱蘸浓墨书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我在家很少见到爸爸妈妈了，晚上待他们回来我早已进入梦乡。家里一切暂由哥哥代管，每天有一堆作业——背诵老三篇、背诵毛主席语录及一切最新指示。哥哥说这是爸爸交待必须完成的，到时会检查，我只好规规矩矩听从安排。中间哥哥也会让我们休息“放风”，我会一遛烟儿地冲出去，与望春、小妹、小七玩着人落人的倒立；我会从一楼我家借楼墙多出的边边角角攀爬到二楼的涛涛家，坐在她家窗台上把腿搭在窗外大呼小叫着；我会跑到三毛家用手沾着炸酱抹馒头……每次都还没尽兴耍开，那边哥哥就叫上了，到时间了，回家！此时，我无论爬得多高、坐在多么险之处，我都会叽里咕噜地跑回家，我特别怕哥哥告诉爸爸我的“劣迹”——非常时期，爸爸对我们尤其严厉。
一次，我吸吮着一支3分钱的小豆冰棍在阳台上显摆着，突然对着正在轮椅上晒太阳的小豆豆喊叫起：小豆冰棍，小豆冰棍，我以后就叫你小豆冰棍了……刹那，我惊了，小豆豆流泪了，点点泪珠缓缓往下滴去，我意识到我干了错事，扔了没吃完的小豆冰棍跑回家了……很久很久我都怕看见小豆豆哥，更怕他那双眼睛。
一天，葡萄架下传来特别好听的歌声，歌声吸引了我们一群孩子，我们坐靠在凉台台沿边上围作一团。原来是蔡伯伯家来了一个小女孩，她要考什么文工团，在我们使劲要求下，她一首一首不停地唱着“耶吧，赛欧迷吧……”好多好多，真好听！我从来没听过，好像是阿尔巴尼亚歌曲。反正与姐姐小彬最爱唱的“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让我们荡起双桨……”“麦浪滚滚闪金光……”“天上布满星……”“我们的田野……”完全不同。姐姐总是藏在厕所里唱歌。我总缠着外来的小姐姐，在葡萄架下让她教我唱歌，舌头不利索地跟着打转。哈……哈……舌头没打直，肚子快笑破了。后来，这个小姐姐不见了，海妮告诉我她没考上文工团，就悄悄地回徐州去了。为此，我着实不高兴了几天，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呢，我还想跟她再学几首歌呢。
海妮的大姐从遥远的什么地方来了，她要杀鸡。她不敢用刀割气管那种杀法，而是端来一盆水，然后牢牢攥着鸡翅膀，楞是把鸡的小脑袋按进水盆里憋死……这一切都是在葡萄架下完成的。我蹲在那儿看，想着我游泳时被水呛的感觉，想着我在家端盆水练“扎猛子”憋气的感觉。鸡疯狂地扑腾着，翻翻憋红的小圆眼睛望了我一眼，狂蹬几下的小细腿慢慢伸直了，葡萄架下的土被挠出道道划痕。那无助的、埋怨我的眼神总不停地扯拉着我，以至多天过去了，那块划痕依旧的土地，仍是我视线寻觅之处。
有时，姐姐和海妮都不在家，我会蹬个小凳子趴到前面阳台上，盼着她们早点回来，她们到王府井去卖《批陶战报》，3分钱一份，这种事她们绝对不带我去，怕我添麻烦，怕我丢在王府井，怕我——反正我知道求也不会带我去。如果顺利，她们回来就早。有时会让我等很长很长时间，趴在阳台我想象着她们是不是像《红岩》里卖《挺进报》的人那样吆喝着、叫卖着。
一天在家，闲着无聊，手指触摸着爸爸书架的书从这头捋到那头，又从那头捋将回来——感觉着书的薄厚、感觉着书的新旧，突然发现《文学概论》《美学原理》等书署名都是蔡仪。他写的书的内容我看不懂，太深奥了，何况我只是一个一年级的小豆包。不过看到他这样多的书，蔡仪伯伯的形象，在我心中比以前更高更大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夜之间，院里很多小孩子，突然互不说话了，他们都比我大，我不知该站在跟哪一头儿好，更不知谁愿意带我玩儿？尤其是我信任的海妮，眼见地对我冷淡下来，她已不再带我去做好事了。我们同时出现在阳台的时间不多了。是谁向谁开始“宣战”的？是谁向谁彻底决裂？我始终是雾水一头。总之，从阳台上飘出的欢笑声、葡萄架下划出的尖叫声，随着渐渐深入的“革命”一点点地逝去了……
这些事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群孩子随自己的父母，先是经历了下放干校，后来又跟着返回北京，再后来就是自己上学、工作，直到结婚生子为人妻为人母，如今都已经成了中年人。当我再注意到远远的葡萄架时，那里剩下的只是光秃秃的架子。架子上拉扯弯曲的铁丝，只有晾晒的几件衣服，随风轻轻地摇动着，仿佛在诉说着往日的故事……
葡萄藤在哪儿？抚弄葡萄藤的人又在哪儿？没有人告诉我。再也看不到碧绿透紫——让我充满幻想的葡萄园；再看不到耀眼的白发苍苍——蔡仪伯伯那寸立白发、老李嫂那丝丝会闪光的银发；再也看不到那永远闪着忧郁眼神的小豆豆，他们先后都已随风而去了；而远在大洋彼岸那边的海妮于我已是那么的陌生、那么遥远、那么模糊……
“哈，哈……姥姥，到了秋天我就帮您扫落叶呀！”女儿的喊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这时我才意识到那过去了的年代，好像很久远又好像很临近，因为这毕竟是那个特殊年代经历的事。
望着傻笑、欢跳的女儿，我努力将我的思绪扯拽回来，努力将心情抹得与女儿一样平整，然而不听话的眼泪充盈着眼眶，相互碰撞打转着慢慢地沿颊而下，滴落在了片片残叶上，滴落在被女儿扎紧的塑料袋中，永远地滴落在逝去的春色中……
感谢昨天（外一篇）
■ 魏启扬
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可能没有昨天。
当今天不经意地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昨天已经从我们的脚下悄悄地过去。
我的昨天是一段漫长的日子，昨天之履，在我人生的年轮中，划出了二十六道印痕，让我从一个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一下子步入了“知天命”的驿站。
我的昨天全部是在办公室岗位上度过的，而且几乎全部是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岗位上度过的。昨日之行，有春天的阳光明媚，有夏日的挥汗耕耘，有秋时的张囊收获，也有冬季的冰寒雪冻。回首昨日旅途，重新审视这段人生的轨迹，我有过艰辛，有过遗憾，有过惋惜，也有过伤感，但更多的是有经过跋涉泥泞小道之后对人生珍重的那份情感。
二十六年前，当我还在昨日的门槛上张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眼前的道路上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不知道路有多长，道有多宽。那时，我刚走出校门，满腔热血，满脑子的理性，满身的学生味道，满身的稚嫩。记得我刚上班的第一天，书记要我代他起草一篇在批判“四人帮”大会上的讲话稿，并嘱咐我要结合实际，写出点份量。我接受任务后，加了一个长长的夜班，第二天便把那份洋洋数千言的讲话稿送到了书记的案头。就在我为自己第一次完成这样如此重大的任务而自我陶醉的时候，书记传来指令：此稿重写。他将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平静地对我说：“小魏，你的工作态度很好，就是这篇稿子我讲不成，因为我不是学生。”接着，他叫来一位资深秘书，让他指导我怎么写。这位秘书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很有工作经验，是撰写公文的一把好手。他从书记手中接过那叠稿子，很快地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这篇稿子虽然很长，但没有具体内容，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篇词藻华丽的批判文章。”他接着说：“给书记写讲话稿，就要当一回书记，用书记的口气讲话。”这是我过去在书本上从没有学过的理论，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秘书的“角色转换和进位”问题。那一夜，我仍然没有睡觉，书记对我的否定与鼓励，那位资深秘书对我的悉心教诲，变成一股涓涓细流，从我的笔端涌出，源源不断地流进了那叠稿纸。这篇讲话虽然最终还是经过那位资深秘书的修改，但我如同小孩学步一样，终于在大人的搀扶下，向前挪动了第一步。
或许就是因为挪动的这一步，便成为我昨天的注脚。从那时起，书记的讲话稿便由我主笔，以后便是典型材料、意见决定、请示报告，常常深更半夜时，还在那三尺案头上辛勤耕耘着那片特别的田野。炎热的夏天，汗水和墨水一样地流淌，寒冷的冬天，手和脚与窗外那些小草一样的僵硬，但我手中的笔同我的心一样，始终在跳动，用我无声的笔编织着昨天、今天和未来的梦。
二十六年来，我从区委办公室调进县委办公室，从秘书到主任，从毛头小伙子到“知天命”之年，我手中的笔从未停顿过。我乐于默默无闻的耕耘，但从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收获。因为，不停地耕耘，使我感到少有的充实，充实中给我以满足，也使我感到欣慰，欣慰中包含着无怨无悔。
我曾为一位老书记做过真正意义上的秘书工作，那是我刚从乡下调进县委办公室的那段时间里。这位书记工作马不停蹄，工作不在田头就在农户家里。他的讲话稿从不要秘书代笔，每次会议之后，我们只需要将他的手稿和录音对照起来稍加整理，因此，那时我们从不为起草讲话稿挑灯夜战费神费力。那年月，交通不方不便，大山深处没有公路却有的是羊肠小路，我就同他常常攀爬在大山中，将汗水和情怀洒在那些弯曲的山路上。老书记搞工作风风火火，有时火得让那些局长们措手不及。那次，正是三伏天中最烤灼的一个日子，我跟随这位书记步行几十公里，罕见的旱情让书记心急火燎，他边走边下达指令，让机关行动起来帮助农民战胜旱魔。傍晚，我们回到了那座山城。山城的高温同样让人喘不过气来。书记没进县委院子的大门，而是钻进了小巷，钻进了几位局长的家里。他要亲自过问局长们是如何解决农民兄弟的苦衷的。那天，老书记身上那件湿透的汗衫，他手中那把破旧的蒲扇以及他一脸的疲惫和焦灼，在我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老书记对干部要求十分严厉，有时严厉得让人难以接受。在县委办公室里，至今还流传着这位书记训县长的故事。那是在一次办公会议上，会前书记便安民告示：所有的人必须集中精力开会。中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