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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至元代，李好文复撰有《长安志图》。北宋时即已有《长安图记》，吕大防称之为《长安故图》，并为之说。此图旧有碑刻，在西安碑林，今已残缺。《四库全书总目》说：“好文因其旧本，芟除讹驳，更为补订，又以汉之三辅及元奉元所属者附入，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泾渠沿革制度皆在焉。总为图二十有二。”然今本实有图二十，与所说不同。此二十幅图中，唐代宫殿陵墓图就有七幅。今本题河滨渔者编类图说。必中达为其《泾渠图》作序，称其人为李惟中。惟中即李好文之字，河滨渔者盖其别号。
元代骆天骧还撰有《类编长安志》。如书名所示，是就宋敏求的《长安志》分类辑出。骆天骧在其自序中说：“每患《旧志》散漫，乃剪去繁芜，撮其枢要。”所谓《旧志》即指《长安志》而言。他还说：“自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全书分为京城、宫殿室庭等三十一目，可谓详赡，惟间有排比杂错，遗漏重复之处。书中列有石刻一目，备载当地的碑碣。由于在当地撰述，易于发现，如《杨让肀贰ⅰ独铌上让肀罚笔比粤⒂谠Γ誓芪丶啊！督鹗肌肺茨芗右灾迹钦悦鞒衔茨苌孀愎刂泄室病�
迄至清代，徐松又撰《唐两京城坊考》。徐松在其自序中说：他在纂辑唐文时，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为宋敏求旧帙，与《长安志》相配合。因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作《唐两京城坊考》。此书5 卷，前4 卷叙长安，后1 卷叙洛阳。叙其间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以及皇宫、苑囿、渠道等，并附绘制有关舆图。因为是依据《长安志》和《河南志》撰述的，即因两志之旧，而加以佐证和补阙。《长安志》于朱雀门街东三街由北向南第十一坊昭国坊内载有裴子余、郑絪、庾敬休、李寰、崔琯五家宅。《唐两京城坊考》据《独异志》补前进士李蒙宅，据《唐语林》补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郑余庆宅，据《乐府杂录》补将军韦青宅，据《白氏长庆集》补刑部尚书白居易宅，据温宪《程公墓志》补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修己宅，据《酉阳杂俎》补泾原节度使段祐宅。像这样佐证和补阙，在其两京的叙述中，是随处可见的。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唐晏《渤海国志》，又著录黄维翰《渤海国志》。《渤海国志》论述唐代位于粟末水（今松花江）上的渤海国。这是对于唐代周边各国少见的论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这两部撰述于《史部载记类》中。载记为记载非正统者事迹的史书，《晋书》记载刘元海、石勒事，即称为“载记”。渤海国不能与前赵、后赵相等，如何也入于“载记类”中？《新唐书·艺文志》以张建章《渤海国记》著录于《地理类》中，《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自应遵从旧规，不宜自标新奇。
记述唐代掌故轶事的小说首先应提到的是王定保《唐摭言》。《崇文总目》以下各家目录皆著录于“小说类”中。记唐朝进士应举登科杂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书共分六十三门，然今本实为一百五门。岂晁公武所见本与今本不同，其间曾有所颠倒？唐代重科举，科目相当繁多，有明经、俊士、明法、进士等五十八科。而进士最为当世所重视。由《唐摭言》所记载的掌故、轶事，足以看到一代的风气。书中虽多载掌故、轶事，亦可以补《新唐书·选举志》的不足。唐初，贡士由吏部策试，主其事者为考功员外郎。其后改归礼部。这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转折。《选举志》记其间经过，仅说：“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这样简单的言辞，不足以见其间的过程，《唐摭言》的《进士归礼部》篇，记载相当详赡，有助于了解。《选举志》还提到曲江会和题名席，而未稍作说明。《唐摭言》的《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也都作了详赡的记载。
其次是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曾历事前蜀、后唐以迄后汉诸朝，两《五代史》皆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其中多记宫中琐闻杂事，兼及宫内外习尚。间有与史实不合处。民间传言间有讹误，也是难于尽免的。
其时南唐尉迟偓撰有《中朝故事》，见于《郡斋读书志》著录，记唐懿、昭、哀三朝故事。尉迟偓仕于南唐，南唐李氏自谓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书中所记诸事间与史事违异，未尽翔实。《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征。如崔彦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马光虽摘其以彦昭代凝领盐铁之误，而其事则全取之，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亦未尝不足以参证也。”所说诚是。
南唐刘崇远亦撰有《金华子》。《郡斋读书志》说：“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晁公武并以刘崇远为唐人。刘崇远诚生于唐末，然仕于南唐，不应复以唐人相称。《四库全书总目》说：“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并说：“（其中）不免传闻异词，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与《大唐传载》诸书摭拾委巷之谈者，相去国悬绝矣。”这样的评论，也颇公允。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题《金华子杂编》。
当时曾仕于荆南高氏的孙光宪，亦撰有《北梦琐言》。《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并加著录。《郡斋读书志》还说：“记唐至五代及十国杂事”。孙光宪曾劝高继冲以三州地归宋，为宋朝所重。《宋史》有传。所记相当广泛，于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门阀、文士、僧道皆有涉及。《四库全书总目》虽讥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然亦不能不认为“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
入宋以后，犹有相似的撰述，钱易的《南部新书》即其中的一种。钱易之父俶为吴越王，《宋史》有传。钱易撰述丰富，《传》中备载《南部新书》及其他撰述。《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仅说是记唐故事，《直斋书录解题》也说是所记多唐遗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多录逸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
北宋后期，王谠复撰《唐语林》。《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事，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仍旧云。”《直斋书录解题》则指出为王谠所撰。谠为徽宗时人，已在北宋后期。《四库全书总目》颇称道此书，谓“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撰集的《太平广记》为当时的古今小说集大成之作。主其事者为李昉、扈蒙等十余人。书成于太平兴国年间，故以《太平广记》为名。撰集此书时，于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皆广为搜罗，据近人统计，所引书共四百七十五种。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篇幅虽然浩瀚，却也易于翻检。所采用各书，由汉代以迄宋初，唐人所撰，为数殊为不少。陈鸿祖《东城老父传》、陈鸿《长恨传》皆在其中。唐人撰述诸书多有亡佚，幸赖此巨著得以流传。
《唐会要》唐代史籍有一种新的体例，称为会要。会要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史籍，分门别类，易于翻检，也记载周边各族和国家。会要的撰述，始于苏冕。《旧唐书·儒学·苏弁传》后附有传称“冕缵国朝攻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新唐书·宣宗纪》：“大中七年，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艺文志·类书类》亦著录苏冕《会要》和《续会要》。《续会要》修撰官除杨绍复、崔瑑诸人外，还有裴德融、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可是《唐会要》却说：“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①然《旧唐书·苏弁传》只说其聚书事，而以撰《会要》为其兄苏冕事，与《唐会要》所说不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续冕书。“晁公武也没有道及苏弁，则苏冕撰书事应是确实的。
① 《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①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②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 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 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 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① 《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② 《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