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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压力与动力
几年后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我：“当时编制《申奥报告》时间那么紧，任务那么重，你感到压力了吗？想过万一完不成任务或完成得不好怎么办？害怕过吗？”
我说：“压力一直很大。在北京奥申委，我是最了解《申奥报告》分量的人之一，也是承担这项工作压力最大的人。但我没有害怕过，我是那种越有压力越兴奋、越吃苦就越有激情的人。这是我在北大荒练出来的特点。我相信我的同事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相信所有支持申奥的人，相信我国改革开放带来人的巨大潜能，我们能做得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得更好。我也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一定能够做好这件事。当时就是一心想着为申奥成功而拼命工作，只要是对申奥成功有利，就要不惜一切的去努力！决不能前功尽弃！决不能出问题！在国际奥委会规定的时间内，一定要送到瑞士洛桑！所以，虽然压力很大，但我没有害怕过，当时也没有时间害怕，没有时间去想‘万一’怎样。如果老是想‘万一’，可能就会出问题。”
当然，事后想想也还是有点后怕的。
2005年，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是采访当年印制《申奥报告》的深圳雅昌彩印公司董事长万捷。万总说：“当时非常紧张，因为感到责任太重大了，万一出现想像不到的问题完不成任务，是讲任何理由都没有用的，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开印以后那四天，我几乎没怎么睡觉。”万总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我很理解他。其实，过后我也有些后怕。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做什么事都前怕狼后怕虎，一件事当头先考虑自己的得失，那工作还怎么做？还要我们当领导的干什么？
特别是申奥这样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大事，如果前怕狼、后怕虎，没有一点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怎能与世界上发达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怎能夺取胜利！
26、整装待发
14日中午，我们回到北京，受到了奥申委领导、同事们和许多媒体的热情欢迎。
我们只待飞往瑞士了。
回到新侨饭店，我直接到王伟秘书长办公室商量启程去瑞士的时间。王伟秘书长说：“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直飞苏黎世的航班，但只有16日的，北京时间下午起飞，当天晚上到苏黎世后，再乘汽车到洛桑，大约是晚上11点左右。时间比较紧，要是飞机晚点就麻烦了。另一个是提前一天走，但要转机。”
我想了想说：“转机的好处是时间充足，可以早到一天。但我们随身要带着一套《申奥报告》，还要托运70套随飞机一起走，转机会很麻烦。直飞应该更稳妥些，这个季节天气应该不会有大问题，这趟航班一般都比较准点，就算做最坏的准备，晚几个小时也没关系，只要16日夜里能到瑞士就行，只是我们要辛苦一些。”
研究结果，我们决定16日直飞苏黎世。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更充分地准备一下，休整一天，以更充沛的精力和更好的精神面貌去递交《申奥报告》。
27、与时间赛跑
刚上飞机，一位服务员走了过来，看到我提着的印有“BEIJING2008”字样的大纸箱，很热情地问我：“你们是北京奥申委的吗？一定是去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吧？这个纸箱我替你放到前面去好吗？”我说：“谢谢，可以。但一定要放好，这可是申办奥运会最重要的文件。”那个服务员微笑着说：“请您放心，北京申奥是件大事，我们一定放好。你们能乘坐我们这次航班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定做好服务工作。希望你们回来还能乘坐我们的飞机。”
去欧洲的飞机，是逆着时间在飞。就像是不甘心时间流逝，朝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拼命飞，好把太阳从地平线后面捞起来，不让它沉下去，努力要把逝去的时间追回来。因此，飞了好几个小时，打开飞机舷窗上的隔阳板一看，外边远处太阳还是亮亮的，云彩在脚下像地毯一样，景色美极了。
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已是北京晚上八点多了。这一天等于延长了七八个小时。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感兴趣，所以每次坐飞机我都会想起那些关于“时间隧道”的科幻电影。如果真的当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改变时间的话，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果真的能像科幻电影里那样，穿过时间隧道回到几百年以前，或者去到几百年以后，那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样子？时间真的会改变吗？不可想像。
回到现实吧，今天多度过了七八个小时，几天后回到北京后的那一天就会少七八个小时。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是一维的，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东西，是一去不复返的，是一切事物包括生命和生活的指挥棒和试金石。除了时间以外，世界上没有绝对平等的事物，只有在时间面前，一切事物才显现出它的平等本色。
……
时间的权威性、残酷性已充分地体现在编制《申奥报告》的过程之中。是时间的权威性逼迫我们废寝忘食，透支体力，预支生命，同时也造就了我们钢铁一般的意志；是时间的残酷性挖掘了我们超人的能量和才华，使我们集中了千万人的精华，吸取了中华民族的经典，创造出惊人的业绩。
28、夜坐瑞士小餐馆
当天晚上，我们按计划顺利到达了瑞士洛桑，住进了事先预定的酒店。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再检查一下《申奥报告》，看她经过一路“辛苦的”国际旅行是否受到影响。我打开纸箱，揭开黄色的绸布，《申奥报告》和一套保证书原件静静地躺在盒子里，封面上的“宫墙红”在异国他乡看着格外的亲切。
刚收拾好，就听见电话响，是王伟秘书长，他说：“有点饿了，咱们去外边找点饭吃吧。”
我说：“好哇，咱们先考察一下瑞士的夜宵，喝一杯瑞士的啤酒。”
我们几人一起来到外边。夜晚的洛桑和北京完全不同，街道上几乎见不到人，车也很少，安静的出奇，像是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区。但这个“山区”是豪华的，街道非常干净，空气也格外的新鲜。饭馆不多，也许是太晚了。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后，又返回到饭店旁边的一个还在营业的饭馆。里面设施很考究，灯光很柔和，人很少。只有两三对年轻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在窃窃私语；一位老人自己在喝着啤酒，桌子上放着一个小碟子，里面有一点小吃。这里是和国内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我们坐下后，高个子的男服务员走过来，很有礼貌地招呼我们，我们要了沙拉、意大利面条、几杯啤酒。大家举起啤酒杯，轻声地碰了一下，祝贺我们顺利到达瑞士。在这样的环境里，是不宜大声说话的，入乡随俗，我们是代表中国人的风貌，要体现中国人的教养，要不怎能申办奥运会呢！
此时，在祖国的亲人还在凌晨熟睡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却在阿尔卑斯山下的瑞士小餐馆里品着啤酒，聊着天。我心情很放松，旅途也没有感到很累，几个月来的忙碌，似乎已经很遥远。
29、《申奥报告》亮相瑞士洛桑
第二天，1月17日，上午10点整，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和王伟、袁斌、杨采奕、何川一起，来到国际奥委会总部二楼执委会会议厅，国际奥委会候选城市关系部主任杰奎琳·布拉特女士代表萨马兰奇主席热情地接待我们。
双方在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的画像前进行了交接仪式，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唯一的递交《申奥报告》的留影，但已没有了底片。因为当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唯一的底片，回北京后被奥申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借去用，一直没有还回来，他们说丢了。
当杰奎琳·布拉特女士代表萨马兰奇主席，从我手里接过北京《申奥报告》，放在桌子上，轻轻打开包装，露出《申奥报告》的封面后，我看到杰奎琳·布拉特女士第一眼看到“宫墙红”时那种惊喜的表情和眼神以及赞不绝口的语言。我知道，“宫墙红”已倾倒了国际奥委会，它也必将倾倒世界，世界必将接纳“宫墙红”，“宫墙红”必将融入全人类！
杰奎琳·布拉特连声说着：“Very good！ Very beautiful！”她对《申奥报告》独具风格的装帧设计和版式颇为赞叹，并一直拿在手里不时地翻看。整个交接仪式始终充满着友好和愉快的气氛。
仪式后，双方在执委会会议厅进行了简短的工作会谈，并就二月份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将到北京考察等有关事项进行了商谈。
递交《申奥报告》和会谈结束后，我和王伟在国际奥委会总部一楼大厅，一起接受了新华社等记者的采访。
下面是当时新华社记者严明、陆大生1月17日从洛桑发的新闻稿中的一段话：
“递交《申奥报告》后，北京奥申委秘书长王伟和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申奥报告》总编室负责人孙大光接受了记者采访。
王伟说，仅600页的报告是北京奥申委4个月努力工作的结晶，期间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中央各部门的支持。他援引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的话说，《申奥报告》是一个宝贵财富，对北京的各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审视，对北京今后的工作也是很有用处的。王伟激动地说：‘我今天能够代表北京市人民把《申奥报告》送交国际奥委会，有一种使命感。我们走出了一步，后面还有更艰苦的挑战。我们奥申委已经准备好去迎接2月份国际奥委会的评估考察工作，以进一步完成全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孙大光感慨地说：‘编辑《申奥报告》的过程充满甘苦，也有不少感人的事情。报告凝聚了众多同志的辛苦，集中了社会各方面的智慧。递交《申奥报告》是今年第一个大战役，标志着北京申奥工作又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随后，我们参观了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旁边的奥林匹克博物馆。
走出博物馆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辆货车和两辆小车停在国际奥委会总部门前，几个工人正在从货车里往外搬纸箱。我们看到纸箱上写着：“Paris 2008”。
30、来自国际体育组织的反馈
2001年二三月间的一天，我和几个同事正在办公室开会，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的吕圣荣女士来了，她是刚刚从国外回来，没回家，直接先到新侨饭店来了。进屋后，她就高兴得过来和我拥抱：
“大光同志，非常感谢你们！祝贺你们的辛勤劳动成果，编了这么好的一套《申奥报告》。”她说：“这次在国外见到的所有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致认为北京的《申奥报告》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在五个申办城市中都是最好的，既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成绩，又使人感到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深远意义。见到我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向我表示祝贺。说北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她还告诉我们：她所在的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在开会期间，工作人员还自发搞了一个小活动，让大家自愿为五个城市的《申奥报告》无记名投票。结果，与会者几乎把票全部投给了北京。与会者纷纷祝愿北京好运。她说这次我在国外是最高兴、最激动的一次，所以真的感谢你们出色的工作成绩。
听到这样的反馈消息，对我和我的同事们是最大的奖赏。吕圣荣是我们尊重的老大姐，我们都亲切地叫她大吕。她高高的个子，烫着一头长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性。靠着自己的勤奋工作和女性特有的细致，以及她出类拔萃的英语水平和外交能力，她这个“不会”打羽毛球的女士，征服了所有国际羽联成员，被选为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足以证明她的功底。她的成就也为中国女性们争了一口气。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她在北京申奥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认识多年了，她是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的干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科班出身。因为爱人在北外工作，她的家一直在北外的家属宿舍，上班在国家体育总局。所以她每天都要乘公共汽车往返于北京东南城的龙潭湖和北京西北的魏公村，要转三次车才能到单位。她几十年如一日，风里来雨里去，辛苦了一辈子。但她总是很精神。如今，她已经退休在家，但还是经常出席一些国际会议。还经常参加北京2008年奥运会组委会的工作。
同样的反馈和表扬还来自德高望重的何振梁同志。
何振梁同志曾担任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后来在国际奥委会担任执委，接触的委员更多、层次更高。也是在2001年三四月间，他出席国际奥委会会议回来后，在北京奥申委执委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