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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CCTV、BTV采访北京奥申委领导同志
19：00 在斯拉夫饭店举办主办城市新闻发布会
20：00 在中国大使馆举办庆祝大会
7月14日：
上午10：00，在金环饭店召开代表团工作会议
晚上23：35乘CA908加班飞机，北京奥申委全体工作人员离莫返京
在筹备赴莫斯科的工作中，我们的计划改动了无数次，人员调整了无数回，工作内容变换了无数个，赴莫斯科工作计划表也打印了无数稿。但7月13日18：00以后的日程和工作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坚信这个日程一定能实现。
我们研究室拟定了许多工作预案和应对措施，起草了若干个领导在各种场合的讲话稿，做了各种准备。但这次来莫斯科前，我们只起草了成功后北京奥申委领导讲话稿，没有起草不成功后的讲话稿。
正是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亲自指挥和率领下，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从摩纳哥走到了莫斯科，终于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从失望走向了成功！从失利走向了胜利！
责编 洪清波 杨新岚
还乡记 徐则臣
徐则臣：1978年生，江苏东海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在《当代》、《收获》、《人民文学》、《大家》、《钟山》等刊物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年卷）。曾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编辑。
1
风从南边吹过来，鼓乐声忽松忽紧，听着如从遥远的地方来。我走在八条路上，把帽子拿下来塞进了包里。八条路是一条路，曲曲折折通到村庄外的后河桥。从乌龙河边的沙路上下车，这是我回家最近的一条路，两边长满茅草和旱芦苇。本家的三奶奶死了，叔叔让我回来奔丧。本来也不需要我一定回来的，三奶奶和我家虽然没出五服，也有点远了，像我这样长年在外混生活的孙子辈，不在眼前也就算了。可叔叔说，要回来，一定要回来。我爸就在电话里说，那就回来吧，反正有些日子没归家了。两年没回，实在走不开。平常忙得屁颠屁颠，一到节假日更麻烦，领导的发言稿、总结报告、计划书多得离谱，更忙得我做不完整一个好梦。回家奔丧倒也不失为一个请假的好借口。叔叔抢过电话最后嘱咐：
“穿着军装回来啊，让叔叔看看。我派车接你。”
一听我就笑了，叔叔刚当上村长，就有车了？没听说村长也配车的。我从乌龙河下来，一路上连辆自行车也没见着。
越往前走越觉得有点怪兮兮的，八条路不太对劲，跟我印象里两年前的路似乎从某个点上开始分岔，成了两条路，但印象里的那条八条路在哪儿呢，左右也找不出来。我走得狐疑，发现野地里除了荒草、芦苇和庄稼，光秃秃一片。所有的白杨树、柳树、槐树和梧桐都不见了，它们在我的记忆里不息地生长了二十多年，两年前我穿过野地，它们还精神抖擞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些树去了哪里？
鼓乐声清晰起来，吹吹打打，一道尖锐的唢呐声穿透半个天。我歪着耳朵听，还是不像小头的声音。小头的唢呐声我认得。父亲在电话里说，他们请了两个鼓乐班子，小头的和祥鹿的，都是方圆最好的班子。小头是班主，什么乐器都玩得来，尤其一支唢呐吹得好，总让我想起百鸟朝凤，好像其他的乐器都是为了这支唢呐才发出声音来的。这声音离小头还差一截子。再往前走，鼓乐声之外我听到了嘈杂的机器的喘息，呼通呼通。拐个弯，看见三辆大推土机和一群人在后河边忙活。
后河桥在摇晃，推土机撅了撅屁股又闷头冲上去，桥就塌了。大地抖了几下。烟尘弥散开来，有人穿过其中兴奋地喊叫。等灰尘落下去，我叔叔从人群里走出来，他对着推土机喊，胳膊一下一下往天上挥。一个人走到他跟前，他指指点点几下，胳膊又一挥，推土机开始重新撅起屁股。
我走近了，发现后河只剩下干枯的河床，那些人走在后河里。叔叔看见了我，招呼我过去，一群人跟着围上来。大部分我都认识，有些只是眼熟却叫不出名字了，只好对他们笑笑。我念中学时就离开家，每年也就是假期回来，回到家也多半不出门，看看书，睡睡觉，一个个假期就过去了。直到现在。熟悉的也已经陌生，原本不熟的，干脆就不认识了。叔叔掸着我的军装，“好，当了军官就是不一样，”叔叔说，“威风！”他转向其他人，“是上尉？少校？”我笑笑。其实我是半路出家，研究生毕业后才去的军队，文职，给首长做秘书，到现在还没弄清军衔的大小顺序呢。“帽子呢？”叔叔问，就动手到我包里找。包已经被叔叔手下的一个小领导接过去了。他把帽子拿出来，硬按到我头上。
“这大盖帽，看看，”叔叔向周围人说，“比县公安局长的级别还大哪。咦，接你的车呢？”
有人往远处指，一辆马自达机动三轮开过来。叔叔骂了一句，他*的，连个人都接不到。原来这就是叔叔说的车，我们走两岔了。叔叔让机动三轮送我回家，我没让，他手下的人要送我，我也没让。进了村离家就不远了，摆那个谱干吗。后河已经被摊平了一半，小时候我洗澡摸鱼的地方不见了，河边人家淘米洗菜的地方也不见了。后河已经成了半块平地，尘土扬起来呛得我想咳嗽。看样子会继续成为一块平地。
“平河造田，”叔叔说，“留着也是条枯河，填完了，几百亩良田哪。”叔叔把手掌往两边无限摊开，我透过他双手之间巨大的空当，看见他穿了一双皮鞋，尘土落了鞋面一层也能看出鞋是新的。“地有了，就啥都有了。”
可是后河没了。我不太习惯在一群人面前寒暄，背着包先回家了。见了街坊邻居，认识的就招呼，眼熟的就笑笑。他们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进家门我就问我爸，叔叔为什么填了后河？我爸说烧火啊，新官上任三把火，路修了，现在轮填河了。
修路当然是好事。要想富，先修路。我早就听说叔叔一上任就从上面要了钱，把村子里的中心大街修成了水泥路。只是把一条河给抹掉了，这动作有点大。我说它大，不是因为后河已经有了至少两百年的历史，而是因为它是我们唯一的一条河，唯一的水，尽管这几年它基本上是条枯河，只有一点死水，夏天里沤久了还隐隐地散出臭气。但没有这点水，一下子就让我觉得整个村庄都干结了，自己水淋淋湿漉漉的过去也干结了，找不到自己的来路似的。小时候，整个夏天我都跟一群小孩光着屁股泡在后河里。这当然是那一刻的感觉，有点文人的酸气。
果然就挨批了。我到家屁股还没坐稳，叔叔就坐着机动三轮回来了，听说我不赞同填河，立马指出我的书生之见。“让你回来不是要听你反对的，”叔叔说，又摆事实又讲道理。“一条臭水沟有什么好？我把它弄平了，种粮食，算算能打多少斤！再不济种了菜，几百亩地的萝卜白菜，全村一天三顿一年吃上三百六十六天也吃不完！”
“水跟粮食不是一回事。”我说。
“在我看来就是一回事，”叔叔接过我的烟。“做了村长，我就得从粮食蔬菜的角度去看问题。老百姓不需要你那个水，他们要实实在在的东西。要干货！”
那倒是。仓廪实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有很多人反对，”叔叔说，“他们的理由跟你不一样，他们说祖宗挖出一条河不容易，现在看着它臭，难保哪一天发了洪水它就派上用场了。万一发了怎么办？”
这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其中有的是真忧虑排洪解涝；另外一些，主要是老人，一把年纪了一辈子蹲在家里，不关心地理，关心的是传说。这条河，据说两百多年前是发过一次大水的，那时候村庄还有圩子，洪水那个大呀，后河里根本装不下，大水长了脚似的沿着圩墙直往上爬。用土和着米粥夯实的墙也被浸软了，在大水里摇摇晃晃，发出细碎的分崩离析之声，眼看着就不行了。一个被我们后人尊为五老祖的老头蹲在墙上钓鱼，跟没事人一样，长胡子，白头发，眉毛是黑的，看起来有点凶，还叼着根大烟袋锅。水快漫到他脚底下时，猛地抬起钓竿，就看见一道耀眼的白光，五老祖竟然钓上了一条小白龙，接着他用力一甩，小白龙就往东边飞去，五老祖的钓线无限延长，小白龙身后跟着一股水，也源源不断地像东飞去。传说里的当世之人都看见了一条滔滔大河在头顶上壮观地奔涌而过，一直落到黄海里。后河水就慢慢地往下降，圩墙打着软逐渐显出来，挣扎几下还是坚强地挺住了。五老祖收起钓竿，飘然飞升。听说去羽山做神仙了，脚底下一朵祥云，烟袋还叼在嘴里。这是传说，但相当诱人，所以反对填河的老人就说，咱们没五老祖了，发了水怎么办？
传说究竟是传说，叔叔是不信的，我当然也不会信。咱们这地方靠海近，西高东低，再大的水有黄海管着。谁也不必操心。
“想通了？”叔叔问。
不是想通想不通的问题。我笑笑，这些事说到底离我远了，也犯不着跟他争。河不是已经填了一半么，再争也不能让填上的土从河里飞出去。
倒是我爸说话了，我爸说：“你整天折腾出这块地那块地，谁来种？你看看，这满村子像样的劳力能找出几个？都出去了，做生意的做生意，打工的打工。”
“哥，你就放心吧，捧着猪头我还会找不到庙门？只要我把价钱降下来，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往这边跑，包地的人能排到县城去。不信走着瞧。”
叔叔向来嘴硬，不管对错，他和我爸争论最后都是他赢。至少看起来像他赢，我爸最后往往不再吭声。这问题他们争过很多次，要不是我掺和两句，我爸都懒得和他争。
两根烟工夫，我和我爸就被摆平了。叔叔一口气喝下一杯水，站起来要走，“我回工地了，”他呵呵地笑，“就跟他们说，我侄子也赞同填河造田。你的话他们笃定信。”
“他们信我的？”
“都知道你在北京，见过大世面，他们信。”
有意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就是那外来的和尚了。叔叔临走时又说，有事没事就把军装穿着啊。然后门外传来哮喘一样的马自达的发动机声音。我爸说，你叔叔指望着你这身衣服给他长脸哪。怪不得叔叔一再嘱咐我穿军装回来，让我回来给他摇旗子了。
十一月里秋凉上了头，鼓乐声在巷子里自在地穿行。我竖起耳朵听，突然唢呐声停了，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我觉得村庄里一下子空无一人。然后大音猛起，完全成了仪仗队的排场，满耳都是西洋乐器的整齐划一之声。听得我直犯愣。
“改了，都整洋玩意了，”我爸说，“收拾一下，该去奔丧了。”
2
灵棚设在院子里，正对大门。院门外是块平整的空地，一左一右各拼了两张巨大的八仙桌，两个鼓乐班子围坐在各自的桌前，长条凳，一条凳子能坐三个人。
现在轮到门东面的班子在吹奏，果然是一套西洋的乐器，单簧管、三音号、电吉他、长号，还有穿着银光闪闪的小马甲的乐手在弹奏银光闪闪的贝司。一半以上的乐手站着，长发飘飘，摇晃着醉生梦死一般的脑袋和身体。若不是看到周围的稻草垛和八仙桌上一堆简陋的杯盘碗盏，我都以为是看见了某个地下乐队在露天演出。
门西边的班子闲着，男乐手在发呆，年轻的女乐手除了发呆的就是拿出化妆盒在伸着脖子补妆。我在十来个人里找到一个脑袋小得失去比例的老头，撅着屁股坐在凳子上，正用两个硬币夹着下巴上的胡子往外拔。他拔得漫不经心又极其认真，满脸皱纹，上嘴唇边上两撇小胡子既稀又长。这个高大的老头生着一颗怪异的小脑袋，这个外号叫小头的人，我从记事时起就追着听他吹唢呐拉二胡吹笛子，已经老了，还带着他的班子东奔西跑。他的八仙桌上一半是唢呐、笛子、二胡、笙箫，一般是和对面祥鹿班子一样的闪耀金光和银光的洋玩意。
我跟着爸爸刚进灵棚，乐声停了，另一个乐声响起，西洋乐器发出的声音，是那首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纤夫的爱》。西洋乐器发出的声音喜气洋洋。
灵棚里也不安宁。我的一个堂弟，刚死去的三奶奶的孙子，踩在凳子上要往牌位上方挂三奶奶的照片。他找人去镇上的照相馆刚复制好的。他爹不让挂，理由是咱这地方祖祖辈辈不知死了多少人，没见一个在灵棚里挂相片的，丧事上也出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