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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我堂叔说，“你才在城里蹲几天，就城里城里？忘了腿上还沾着泥了！”
堂弟这两年的确待在城里，听说在宁波打工打得不错，还混成了公司里的一个小头目，偶尔也有权利背着两只手，人五人六地在别人面前晃来晃去了。“奶奶半辈子躲在黑屋子里，为什么就不能让她到外面看看，出来给别人看看？”堂弟说，既委屈又理直气壮，见着我，一把将我拉过去：“哥，你来得正好，你是城里人，你说说，给奶奶挂个遗像有没有错？”
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我怎么就是城里人了？这跟挂遗像有关系么？“没错，”我脱口而出。让三奶奶见见天日是应该的，被瞻仰一下也是应该的。此外，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三奶奶的模样了。堂弟的半个身子把遗像给遮住了，我想看看。我说没错，你让开一点。
“看，哥都说没错！”堂弟的声音里充满胜利的喜悦，很有把握地把遗像挂在灵棚的正中央。
堂叔张张嘴想说话，我爸拍一下他的肩膀，说：“算了，挂就挂了，孩子也是一片孝心。”堂叔憋了半天，点点头说：“那就挂吧。你哥都说了。”
三奶奶在头顶上阴郁地看着我。照片上的光线很差，很多年前的那种简陋的黑白照片，经过放大、翻印，离三奶奶本人越来越远。其实三奶奶究竟什么样，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记得昏暗里她阴郁的眼神。很多年前，我还在家里念小学和中学，那时候过年还要给长辈行磕头礼。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冻得抖抖嗦嗦地走街串巷，给长辈们拜年。三奶奶那时候身体就不好，不太老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已经很老了，初一早上不舍得开灯，坐在床上等晚辈去磕头。屋子里昏暗，她坐在床上不动，偶尔幽幽地说几句话，她总能一口说出我的名字，声音冰凉，眼神就像照片上一样，阴郁，比声音还凉。我进了她的屋子就觉得后背上起凉风，她送给我的糖果我很少拿，怕。有一次接过了，一转身看见东山墙下黑暗的角落里卧了一口漆黑的棺材，以后任她给我什么好吃的我都绝不要了，磕头拜年时也不敢再看她的脸，尽管一直就没看清过，磕完头就走。
此刻，我记不起长相的三奶奶就在斜上方看着我，也许她老人家根本就没看我，她在阴郁地看别人，或者谁都没看。我觉得脊背上又起了凉风。行过大礼，烧了火纸，潦草地和堂叔堂弟说几句节哀顺变，就赶紧出灵棚，到了院门外。
阳光很好，鼓乐声一响就是太平世界。现在是祥鹿的班子在吹奏，长号、单簧管、电吉他在响。很多人围在那里看，多是老人、女人和孩子，闹哄哄的一片。我远离人群站在草垛边，想等着听小头吹上一两支曲子。很多年没听到小头的声音了。过去我在家，只要小头的鼓乐班子来，穿过大半个村子我也要去听。当时个头小，经常扛着个小板凳好站在上面看。小头可以同时吹两只唢呐，鼻孔里还插着两根香烟，两只唢呐吹出来的是两个不同的调。据说他能同时演奏五种乐器，一心五用，一人就成一个班子。可惜我没见过，他也轻易不出这一手。搞这行的人说，这么玩法折寿。
好容易等他们两个班子轮流各吹了一通洋玩意，小头拿起唢呐，哨子在嘴里转来转去，胳膊端起来要吹，我脖子都伸长了。一个人喊：“不听吹的，来唱的！”跟着就有人起哄，要坐在小头旁边那个照镜子的女孩唱。被叫做小云的女孩施了浓妆，嘴唇红得怕人，细长高挑的眉毛画到了额头上。长相一般，圆滚滚胖嘟嘟的，站起来的时候，从上衣下摆里溢出一圈肚皮上的白肉。天不很冷，但也不很热，小云穿一件被修改过的超短夹克，特地把白嫩的肚皮晾出来。小头只是笑笑，放下唢呐，对小云抬抬手。这让我很难过，他不吹了，而且很乐意放下他的唢呐，似乎丝毫没感到被哄下台的难堪。
“想听什么？”小云手里多了个麦克风，先对着大家怪异地叫了一声。
有人在旁边摆弄音箱，缠在一起的电线堆在地上。他们配备了成套的卡拉OK装置。
“《小寡妇上坟》！”
我跟着声音看过去，竟是顾小天。我们念小学时整天一起上下学，好得说梦话都念叨对方的名字。一起玩的还有另外两个，大年和三象。因为各种原因，他们都没有念出名堂。大年当时的年龄就比我们三个大，念五年级时，到了八月十五，我们正常上课，他一个人请假去给老丈人送节礼，送完礼回来继续上课。他爸妈很早就给他定了亲。我妈现在一催我结婚就会说，你看人家大年，孩子小学都要毕业了。三象到了中学成了我们所说的不良少年，打架斗殴，没事躲在树后吓唬女生玩。初三念了一半，因为和临村的一个小混混争一个女孩，领着一帮人打群架，捅了那家伙大腿一刀，被学校开除了。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出外念书，见他们的机会很少。听说三象在家混了几年，倒逐渐老实了，尤其是娶了媳妇后，整个人变得谦和谨慎懂得持家过日子了。也知道赚钱，老老实实地跟着上河的建筑队到天津、青岛等地干活，先做小工，再做大工，据说马上要带徒弟。他只在农忙和过年才回家，扎扎实实积了一些钱，去年刚翻盖了宽大敞亮的新房子。
倒是顾小天不让人省心。念书时他腼腆得像个姑娘，一说话脸就红，老师提问就结巴，但是画画好。他画人从来都是从鼻子开始。当时我整天缠着他教我画小人，他把一本《红楼梦》小人书扔给我，让我从头到尾临摹一遍。这样的小人书他临摹了几十本。我哪来那耐心，一个人画不到下半身就坐不住了，所以一直没能画出个像样的人来。我一直以为顾小天能在绘画上有所成就，谁知道绘画把他给废了。因为沉迷绘画，顾小天把功课给忘了，普通高中也没能考上。
他爸是我们那里最好的木匠，就让他跟着学做木工，顾小天哪里安心，睁眼闭眼都五颜六色，满脑子都是颜料和画，一把斧头从新打的五斗橱上掉下来，落到他正拉墨线的右手大拇指上，喀嚓，半个拇指没了。握不成画笔了。顾小天连着三天不吭声，没叫一声疼，脸白得像张纸。此后就变了，专挑着歪路子走，也不再画了。不画画在村子里没人关心，整天画来画去才有人闲话呢；走歪路大家就闲不住了，鸡一嘴鸭一嘴地数落。顾小天听不进去，越发混账得不可收拾，喝酒、赌钱，无所事事，幸亏胆子小，要不可能就去杀人放火了。
后来他爸去镇上卖家具，数钱的时候撞到一辆大卡车上，当场就没命了。他妈更管不了他。顾小天一个大劳力，农忙就不知去向，等他妈累掉半条命把庄稼伺候好，他又跟鬼魂似的飘回来了。一个家被他折腾得一穷二白。顾小天他妈闲时做豆腐卖，打算补贴家用，挣到的一点钱最后又落到顾小天手里。不给他就动手打。听我妈说，有一年大年初二，顾小天他妈披头散发地跑到我家，说顾小天要砍她。他要钱去赌，她不给，顾小天就用左手提起了斧头。我妈出门去看，顾小天果然提着斧头站在巷口。
奔三十的顾小天，现在还是光杆一个，正站在小头班子旁边让小云唱《小寡妇上坟》。他嘻嘻哈哈地说完了，一扭头看见我。我们有几年没照面了。各忙各的一份生活，不止顾小天，大年、三象我也有几年没见。念大学后，假期我要么在学校，回家也是窝着不出门。偶尔想起来出去转转，他们也未必在家。连着几年不见，生疏有了，恐惧也有了，居然变得怕见故人。这几年近乡情怯之感越发严重，还有想不明白的羞愧，总觉得这么多年疏远了大家有点对不住。想来顾小天他们也是。顾小天看见我，迟疑一下还是把头扭过去。我也在犹豫，内心里莫名地紧张，我盯着他，只要他再扭回来一次，我就过去招呼。
小云问，真要听《小寡妇上坟》么？大家七嘴八舌，嗷嗷地叫。顾小天只抱着胳膊僵硬地站着，一声不吭，我看不见他残缺的右手拇指。
小云开始唱了。老实说，相当一般。毫无悲凄，轻佻浮薄之气倒足。快唱完时，我终于决定过去拍一下顾小天的肩膀，此刻有一串子水落进我脖子里。我赶紧闪到一边，回头看见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站在草垛上，抖着小鸡鸡正往下撒尿。因为撒进了我衣服里，他咯咯地笑得很开心。很多人往这边看。这小东西！我既窘且怒，又觉着好玩，想唬他一下，旁边一个小媳妇跑过来，一边呵斥男孩一边向我道歉。是三象的老婆。我认识，几年前春节时她来我家借面引子。那男孩是她的孩子。
三象老婆说：“你看看他叔，这孩子太闹，要不衣服脱下来我帮你洗洗？”
“没事，没事，”我象征性地掸掸。“都长这么大了！再闹也闹不过当年的三象哥。三象哥不在家？”
三象老婆也是咯咯地笑：“他呀，卖苦力呢，在烟台。”
正说着，三象他妈过来了，对我说：“刚回来的？”没等我回答，她的脸就撂下来，对儿媳妇说：“没事就到处转，你还能把小孩带到天上了！”
三象老婆咕哝一声，我没听清。她一把将儿子拎下草垛，拽着走了。孩子拖着脚跟着跑，一手忙着将小鸡鸡塞进裤子里。他们娘儿俩穿过人群。
我和三象他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被尿湿的地方弄得我很不舒服，就扯了个幌子要回家。再往顾小天那儿看，已经不见了。
3
我妈帮我洗了制服晾到外面。我找了本旧书，卧在躺椅里瞎翻。过去那些年我都是这样看书。叔叔从外面回来，见了面就说：“晚上我想请村里的几个支委吃顿便饭，你去陪一下。衣服呢？”我指指外面。叔叔看到衣服在绳上嘀嘀啦啦往下滴水，不放心又去摸了一把，甩着手说：“偏偏这个时候洗。”他踌躇半天：“要不换个时间吧。”我说随便吧。这样的饭我是一点都不想吃。叔叔就急匆匆走了。
“叔叔怎么神神道道的？”我问我妈。
“谁知道。当了个村长人都当变了。”
太阳一下天就不拿干，整个大地慢慢失去了温度。没有风，衣服到了后半夜还是潮湿的。那会儿我已经从葬礼上回来，刚洗漱完，躺下要睡觉，叔叔手下那个开机动三轮的敲门了。叔叔让我赶紧到三奶奶家去，还特别嘱咐把制服穿上。我说没干呢，开机动三轮的说，没干也穿上吧，怕村长等不及了。
一路小跑到了三奶奶家门口，都后半夜了，还有半个村的人围在那里。鼓乐班子没动静，一个个呆若木鸡。我穿过人群，看见小云和其他几个班子里的女乐手穿着谁的大衣服，低着脑袋蹲在门边，旁边站着两个警察。正好我叔叔从院子里走出来，踮着脚看，见到我就招手，嘴贴到我耳朵上说：
“派出所来人了。有人打小报告，说葬礼上跳脱衣舞了。”
“是跳了。”我说。
在我看来，小云她们几个应该算是跳了，衣服一件一件往下脱，只是没脱到底而已。她们跳的时候我在场。那晚守灵轮不到我，吃了晚饭我到野地里转了一圈就回来听鼓乐。我还是想听一听小头的唢呐声。这也是整个葬礼中鼓乐最热闹的时候，亲朋好友都会花钱来“点小唱”。这是我们那地方多少年沿袭下来的说法。都是死者的亲朋好友“点”，“点”得越多，出的钱越多，说明这人死得越风光和体面。在之前，“点”的不是人“唱”，是唢呐和其他乐器“唱”。“点”一个“小唱”多少钱，不是一个死数，要看“小唱”的质量和当时的现场情况来定。比如小头，一直是被“点”得最多的乐手，价钱也高，最后挣的也就多。他用一支唢呐唱戏，模拟了男女老少五个人的声音，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后来慢慢改人唱了，唱流行歌曲、民间小调，偶尔有功力深厚的也能唱几嗓子京剧、淮海戏、黄梅戏啥的。因为点唱有现钱赚，而且价码越来越高，两个鼓乐班子竞争就更激烈，都想被点，就各拿出看家本领。
过去点唱竞争都是渐趋白热化，要一个过程；那天晚上只一个回合就飙上了，一个比一个狠。开始有人点了小头的一个黄梅戏，《小辞店》。小头大手一挥，几个年老的乐手操起笛子、二胡、芦笙，就入了过门。只有这些年纪大的乐手才能点什么来什么。小头将唢呐的喇叭卸了，一只手加一只瓷碗，开开合合，严凤英的声音仿佛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