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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伟站在包厢门口，看着那对无可挑剔的脚丫消失进前面的一节车厢，他知道需要提醒自己：那十只水灵灵的触角只是十分偶然地出现在这里完全可能出现在别处他不拥有任何东西，也不必想要拥有什么。他知道她只是个妓女。不是站在街边，在寒风里把大腿冻得通红也得穿短裙，好让雇主一目了然的那种；是要预约，是要用信用卡付费，而不是拿皱巴巴的现钞涂满了精液塞在内裤里的那种，但她也还是个妓女，有职业精神的妓女。
每一扇包厢的门都关着，整个车厢充斥着外面时刻准备夺门而入的风声。何大伟双臂伸展，扶着两侧光滑的墙壁，每一步都慢在莫妮卡身后。他发现自己被莫妮卡那个问题压得身体沉甸甸的，他希望她是谁吗？他曾只希望她是照片中的那个莫妮卡，他现在希望她是什么别的人吗？他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人吗？他发现这样的问题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了。莫妮卡问的问题，他回答不出来。希望，不是一个健康的消费者应有的心态，他应该满足了货架上摆出来的，菜单上写出来的，而不为别的种种可能费心花力。
大伟提醒自己只应该快一点脚步，追上那个小鹿一样蹿蹿跳跳的女孩，从后面一把抓住她，每一根手指都深深地陷进肉里，用牙齿用舌头用所有能伸展能弯曲能变现的器官，扑向她，像个心无旁贷的猎人对准目标，像只张开嘴挂着涎水的狗，对，像只动物冲过去，沉浸于一种现在进行时中分分秒秒的眩晕和冲动，而不再思前想后。他不必希望那个姑娘是谁，因为他自己也早已不再是自己曾经希望出落成的模样。
上下的颠簸和左右的摇摆，再加上那双过于厚重的棉鞋，让何大伟每一步都像走在盘根错节中，踉踉跄跄。走进餐车才发现，莫妮卡已经找到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整节餐车几乎都是空的，不过每张桌子上仍都一丝不苟地点着红色的蜡烛，墨绿色的窗帘衬着白色镂空的桌布，每一张餐巾都折成鹤的形状，单脚立在闪亮的酒杯中，翘着翅膀，不知在为谁展示。何大伟看见莫妮卡对面虚位以待的位置，知道自己就要坐进去，每一步都在向着那一湾烛光靠近，这种感觉很好。
还没坐稳，何大伟的大腿就感到了那十只触角顺着裤线爬了上来，不深不浅地停在了他的大腿根处，架在座位的边沿。没等大伟做出任何反应，莫妮卡已经晃动着一张套在塑料薄膜里的菜单，叫来了服务生。看来点什么，她已经想好了，没有任何要让大伟看菜单的架势，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对服务生说了一通。何大伟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整个过程他都僵硬地坐在那里，小心地看着侍者，不知道对方是否注意到那十只红色的脚趾正像琴键上灵巧的手指一样，在他的大腿上弹奏出无声的音乐。
直到侍者夹着菜单消失在走廊尽头，直到莫妮卡咬着嘴唇把脚放了下来，双手架在桌上，何大伟才觉得好像放松下来。他说不清自己到底怎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以坐过去，和莫妮卡坐在一排，把胳膊搭在她的肩上，手滑下去，滑进她的柔软里，她能拒绝吗？说不定她正等着他这么做呢，没有人，没有人看得见。但他又为终于可以安稳下来聊聊天了，而感到高兴。毕竟，他没有那么迫不及待，穷凶极恶。至少他自己这么觉得。
何大伟看着对面躲在烛火后面的女孩，随意地闲谈起来。你多大了？平时干什么呢？哪里人呀？之类的。她是个大学生，出来勤工俭学，她们大学里好多人都这么做。她的外祖母是委内瑞拉人，外祖父是爱尔兰人，她的爸爸是墨西哥人，那她该算是什么人呢？大伟一边听莫妮卡的自我介绍，一边想。想到后来，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能确定她此时说的都是真的呢？或许这些也都是表演的一部分，一部分他已经付过费的，对他量体裁衣的虚构，难道你们这些独自出来买笑的人不都想和一个混血女大学生共度时光吗？你这个猥琐的黄种人不就是想换换口味，尝尝拉丁的鲜儿吗？你这个身处异地的异族不就是想在重复的活塞运动和最后那一触即发的瞬间中，暂时忘掉自己无限期的等待中时间如同停滞却又飞逝而过的恐怖吗？何大伟感到了一种自己被扒光衣裳，大敞四开地剥落在地上的感觉，而他知道自己每一样露出来的东西，都散发着恼人的异味。他还不是一个彻底想开了的人。他想成为那样一种人吗？
何大伟看着那对和烛火比着忽闪的眼睛，看着那缕在指尖辗转反侧的发梢。他觉得那片薄薄的烛火变得越来越厚重，后面的面孔似乎离得那么远，那么模糊，像躲在一堵浑浊的墙后面，看不清楚。但为什么要看清呢？看清了对面的女孩，看清了对面的“莫妮卡”，只是一个投他所好的妓女，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你还想体验一种从虚构插入真实的快感吗？或许那才是真正不知廉耻的嫖客。
莫妮卡吹了一下烛火，嗔怪地摆着手说：“哎呀，别看了。等不及了？吃完了再看，吃完，不光让你看，好不好？”然后眼睛一转，像要调开何大伟的目光，说：“哎，你看那边……你说他们结婚了吗？”
向后扭过头，顺着莫妮卡示意的方向，大伟才发现原来还有一对人和他们分享着这节餐车。是一对老年人，坐在身后的角落里，何大伟匆匆地一瞥，除了两头白发，什么都没看清楚。
“结了吧。”何大伟小声说。
“什么呀，你仔细看看，连戒指都没戴。”
何大伟没有再仔细看，他真的没有那种精力了。
他也没有向莫妮卡解释自己对她的注视绝不是，或者说，绝不全是她想象的含义。在现在的境况下，在这节空落落的餐车里，在摇摆得牙齿都会不小心咬到舌头的火车里，那样的解释不会显得过于蹩脚吗？
侍者举着托盘，昂着脖子像只骄傲的公鸡，翩翩而至。
“烤蘑菇三明治是哪位的？”
莫妮卡缩了一下脖子，举起了手。
“‘垃圾站’汉堡包呢？”
莫妮卡笑嘻嘻地用手指了指何大伟，说：“他是垃圾，‘垃圾站’给他。”
何大伟有点尴尬地张开嘴笑了，“是，我是，就给我吧。”说实话，他还真喜欢这种叫“垃圾站”的汉堡包，美国饭馆里常有，就是咱们所谓的“杂烩”，肉饼，培根，香肠，几种不同的奶酪，再加上番茄，洋葱，生菜，还有一滩黄色的芥末酱，都堆一块儿，夹在两片显得势单力薄的面包之间，每咬一嘴，就会有什么东西噼里啪啦地掉出来。
像是饿坏了的样子，莫妮卡专心地吃了起来，何大伟看着她白皙的牙齿咬进褐色的蘑菇里，红色的舌头绕着粉色嘴唇的四周游动。
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老师兄那张满是红泡的脸，充着血。
他也想起了就在几天前，他还有过一次约会，一次正常的约会。在这个小得几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所有中国人都互相认识，所有待价而沽的单身更都是互相心里有数。那是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图书馆馆员，大伟去租录像带的时候常常看见，几次节日里中国人联谊会的活动上也说过话。他们找了个没人去的越南饭馆，吃了烤肉，越式春卷，还有两碗牛百叶和肉丸煮的米线也就着干枯的笑声吃了下去。他们都知道双方不合适，生活在一起是无法想象的，更何况大伟不会在此地久留，但两个人还是一起去了女图书馆馆员的公寓，城南一栋二层小楼里的一间。喝了一点儿酒后，他们听见了隔壁此起彼伏的呻吟，像雨声滴滴答答地洇过墙壁。大伟站起身，把音响里王菲的声音调到了最小，蹑手蹑脚地重新坐下来，他发现他们两个人都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腰板梗着，就像在听一场摄人心魄的交响曲，震动有如鼓点。女图书馆馆员悄声说：“他们每天都干。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头儿。”
一曲终了的时候，何大伟起身走了。他知道他可以留下来，但真的没有那个必要。或许他该留下来，出于礼貌，出于对女主人好客的回报，但他真的不想。不过，他现在就想了吗？他看了一眼对面的莫妮卡，知道现在，至少，对，至少，少了一点点暧昧的面纱下笼罩的虚伪，但还不都只是同样各取所需式的交往吗？而除了这样的关系，他现在还能期望什么呢？他还能做到什么呢？
或许……或许，他该坦然地承认这点，对，坦荡一点儿，行不行？就在这种惨淡中享受你的快感，行不行？干完了，再反思，不好吗？你早已不再是自己曾经希望出落成的模样了，又何必此时此地故作矜持呢？何大伟觉得必须这样说服自己，否则，真的是过不下去了。但过下去，又能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变得越发难以说服。
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一言不发地呆了半天，被莫妮卡轻轻踢了一下，才像醒了过来，用手抹了一把脸。
“想什么呢？吃呀！……怎么，真的等不及了？让我摸摸看……”说着，莫妮卡的脚又一次伸了上来，一直顶到了他的那里，试探起来。
何大伟没有躲避，甚至微微分了一点双腿，方便那些红色触角的活动，但嘴上说：“不，你真的猜错了。”
莫妮卡没搭话，何大伟也开始吃起来，每一口都尽量张大嘴，狠狠地咬下去。吃到一半时，莫妮卡像是为自己闷头吃冷落了大伟而抱歉似的，抬起头，友善地看着何大伟说：“我都不知道自己上次是什么时候坐过火车了。在美国，火车真的是没人坐了。你呢？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坐的？”
是啊，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何大伟已经不习惯这样的问题和思路了。他把汉堡放到托盘上，被咬得嶙峋斑驳的汉堡包像个疲惫的老人，瘫坐一团，零零碎碎散落下来。何大伟笑着看着对面满嘴油光的女孩，他知道对方真是很尽力了，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甚至出其不意地试图给他们的关系涂上一层糖衣，用玩笑，用相互了解的仪式，用挑逗式的拖延，但他真的希望，他们两个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问，因为他现在的生活真是经受不住哪怕一点点深究和回忆带来的压力了。或许从一开始，他就应该对女孩装出不会英语的样子，那样交流起来可能反倒会更简单也更顺畅。
上一次……他已经有十几年没坐过火车了。上一次坐在火车上的时候，他还在北京上大学。对，那时候，我跟你现在一样，也是个大学生。那一次，他还和他那时的女友在一起。那是“十一”国庆长假的刚开始。
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过那个女友了，这应该算是一种成功吧。如果不是莫妮卡现在问起，他或许还能坚持得更久一些，那样可能会更好。
“在中国？哈，你和你的女友不会也……”莫妮卡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没有，不是不想，而是车上人很多。”
“中国人多，我知道。”莫妮卡点点头。
不过，那天人格外地多。那是一辆从京郊开往北京南站的短途列车。他们从南口上的车他们去南口做什么？大伟不想回忆那么多了他们上车的时候，车厢几乎已经满了，接下来的每一站地又都源源不断地涌上新的乘客，好多都像是京郊的农民，大包小包地提着各种生鲜。过道都站满了人，车厢衔接处也挤满了人，就着漏风的缝隙抽烟。
那时大伟已经寄出了出国留学的申请，那时他还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就要像上紧发条的马达一样不受控制。不，他没有预期到后来经常袭击他的惶恐和怀疑。那时，他像所有等待新生活即将开始的人一样，在把目光尽量长地放到不透明的未来的同时，对身边的一切加速度地丧失耐心和兴趣，对那种每日如鱼得水般享受其中的日常生活的厌恶，就像是对待一块嚼到没味了的口香糖，想一口吐在地上，踩在脚下。仿佛多停留一天都是对周围的人和物的施舍，仿佛身边每个人都该为自己表现出的一点点零星的留恋而感激涕零。仿佛只要他坐在座位上，不下车，火车就会一直开下去。那时他不考虑下车的问题。
当然，何大伟没有对莫妮卡说这些，面对着催促他说下去的莫妮卡，他只是说着那趟火车的拥挤，控制不住自己一样说着那种拥挤。“那是一种你可能从没见过的拥挤，莫妮卡，尤其是如果你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小城里的话。听不见风声，甚至听不见车轮铁轨的摩擦声，只有挤爆耳膜的人声：人与人说话的声音，人与人吵架的声音，人与鸡鸭鱼肉交谈的声音，人的自言自语，甚至人体内骨骼关节的磕碰声，皮屑脱落的声音，呼吸穿过鼻毛的声音，各种气体排出体外的声音……”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