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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脱离这一切了，我真的依依难舍，我甚至不敢断定自己的出走是不是正确。
就局本身来讲，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无疑会长久，在这里工作就是为社会尽力，令人欣慰；可从局里干部职工所仰赖的生活基础来说，目前正在瓦解，也许若干年后它们会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但在瓦解与重建之间，我们不得不经受困苦。我的远走高飞，既是为了摆脱个人的困顿，应该也是想凭一点点才能，为将要到来的重建分担些责任吧！
经过了上次的实地接触，我对广东的情况有了不算多但很真切的了解，因此，再次南下的时候心里很踏实。工作是确定的，妻子满脸喜悦，送我走的时候不再泪水涟涟。
六月三日，仍然是乘坐K9，我早早地赶到了大建。在公司人事科办完报到手续，我被那位姓齐的姑娘带到厂区东边的一栋楼里安放行李。
再次见面，彼此都觉得亲切，交谈也就随便了一些。小齐姑娘告诉我，她是本地人，高中毕业，在公司办公室做文员。她讲着自己的时候有些腼腆，笑容还和先前一样柔美。
“我们在一起办公，以后请多多关照！”末了，她这样要求。
我以为她只是在客气，于是说：“我人生地不熟，要请你多多关照才对！”
“你和我们不一样！”她说，表情很认真。
我和她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句话到了嘴边，我又咽了回去。交往不深，刨根问底不明智，不一样的表现是什么，以后自己慢慢体会吧。
我被领到了那栋房子的一单元二楼。敲开了门，小齐姑娘不大好意思进去，带着羞涩的表情在门外对我说：“暂时这么住着，镇里的房子联系好了就搬。”
已经有四位新招的同事住在里面，大热的天，汉子们只穿着裤衩，其中一位摇着大蒲扇。见来了新同事，都很热情地迎接，也很客气地跟小齐姑娘打招呼。
“很不错啊！”我想起初来大建时晚上的遭遇，向小齐姑娘笑了笑。“今天麻烦你了！”
“不麻烦，这是我的工作！”她仍然是那么一句话，但回答我的时候显得很开心。“走啦！”她边说边抬起左手向我招了招。
“慢走！”我说，想送她到楼下，又有点迟疑地停在了原处。
房子是两室两厅，每间卧室摆放两张双层单人床，意味着一共要住八个单身汉。忙完之后洗了把脸，回到客厅里坐下，我们开始互相介绍自己。
摇蒲扇的那位来自甘肃兰州，是个总工；抽烟抽得门牙发黄的两位是贵州一家三线大企业的车间主任；比我年轻的一位则是广西某个县电力局的会计师。
西北西南想回内地我很理解，但离开电力局就让我意外了，因为作为垄断部门，内地电力局的实际待遇比许多单位都高出一大截。当然，知道我是个副局长他们也同样吃惊。所以，说到最后，大家都为别人的出走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人人脸上都呈现出非常深沉的表情。
不用说，大家开始明白，屋子里住着一群对自己自信，对家庭负责，对困境各不甘心的男人。只是各自有着怎样的困境，碍于脸面，大家都深藏心中，不肯明说而已。
不知不觉，我们的话题集中到了大家更关心的两个问题上：这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出于什么目的才招聘具有我们这种背景的人？
七
上班的第一件事情是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条款非常规范，我没有意见，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如下三条。
第一条为试用期规定。内容不必解释，因为这种规定现在社会上早已习惯，政府任命某些高级公务员也开始启用这个程序。试用期意味着双向考察和双向选择，公司可以因为不满意雇员而将他炒了，不支付补偿；雇员可以因为不满意公司另谋高就，不承担责任。它公平合理，可在当时，人们普遍看重工作的稳定性，我也不例外，觉得被炒掉是一种耻辱，所以，试用期对我在心理上有一些压力。
第二条为解聘和辞职规定。成为正式员工之后，如果公司因各种合法的原因需要解除劳动合同，会提前一个月发出通知；同样，如果员工要走，也必须提前一个月向公司报告。
第三条是押金规定。正式员工第一个月只领取工资的一半，另外一半由公司扣下，作为上岗的风险抵押金。如果职务晋升工资上调，押金也要相应增加。
二三两条明显是针对人员流动频繁而提出来的。如果想开谁就马上开谁，员工没有任何准备，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想走就走，公司来不及安排人员接替，损失也在所难免。留一个月时间做余地，留一部分工资做抵押，对双方都有利。
人员的流动性太大，既让公司头痛，也让人才们无奈，我是以后才了解到的。
除了签订合同之外，我们领到了一张考勤卡，然后由公司出面在镇里的治安处办理暂住证，还需要自己到卫生防疫站办理健康证。一切妥当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就在小齐姑娘的身后。
我们的办公室属于开放式，办公桌都面朝大门，用镶了蓝色边框的灰塑模板间隔成一块一块个人空间。小齐姑娘交代我去哪里领、怎么领办公用品和公司的统一服装，回来之后我变了个样：上穿暗带竖形条纹的短袖白衬衣，下穿黑中显绿的长裤，脖子上系了一条深红领带，领带上别着一枚金灿灿的公司徽章；衬衣袋口、领带下边、长裤前匾，都绣着公司图标。
在内地，我没有看到任何企业这样做，不仅仅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怕增加成本，还因为观念的制约，不懂得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公司的装备。西方对它们有一种很科学的界定，叫做“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简称CI，而且给予员工的这种外形装备只是CI的一个很小部分。从茶水间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我当时就笑了，觉得不仅从此属于了一个全新的团队，而且的确非常精神。
最初几天，科长没有安排我任何工作，只叫我熟悉情况。熟悉什么？怎么去熟悉？这需要经验。我不能太主动，因为初来乍到，主动过了头会让老员工甚至主管上司觉得咄咄逼人；但做缩头乌龟，坐在办公桌旁傻等，会更糟。我向科长借他觉得可以给我看的资料，这是对他的尊重；又跑到文化中心借来公司自办报纸的合订本，既认识了文体中心的两位同事，也从报纸中了解了公司发展的完整轨迹。小齐姑娘是我的当然向导，午餐的时候，我们常常坐在一块儿边吃边聊，当然不会聊得很深，更不会聊属于“办公室政治”范围内的敏感话题，而是聊公司的产品与市场分布。有时候她能够回答，有时候她只好一笑，告诉我，她完全不明白我的问题。
“我说过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有一次她不大好意思但很高兴地告诉我。
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已经能够判断出，小齐姑娘对我讲的都是真心话。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我发现的不一样远远不止她讲的这一点。比如，在经济领域，同样是广东人，当时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层次：高居顶层的投资者或老板，低处下层的劳工或待遇不高的下级管理人员。居中的位置，也就是白领金领，大部分被南来的外省人所占据。所以，那时的广东两极分化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只是人们的反应比内地平淡得多，因为民风崇商、崇文，对于有本事的老板，对于有才能的大学生，他们虽然身处社会的底层，却大都表现得非常尊重。
数天之后，我对公司有了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公司的产品、市场、规模、效益，无论在本地还是在国内同行业，都是一流的。急速扩张的规模，滚滚而入的财富，响亮无比的名声，都让我这个初次南下的求职者备感幸运。而目睹这样的成就，使我对它的开创者，一位仅仅比我年长两岁的男士，油然而生发自内心的敬意。
但同时我也发现了公司先天不足的地方，并且觉得这种先天不足非常致命。
身为新来的基层的管理人员，我没有必要讲出我的想法，更没有可能这么做，不过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为这家欣欣向荣的大企业将来的命运暗自担忧。而多年以后，我的担忧变成了事实。
八
由于新来的管理人员比较多，公司下发了一张征求意见表，希望知道新人们最希望公司为他们做什么事。想不到大家最一致的要求竟然是学粤语。方便外来职员与本地员工之间的沟通，当然没有什么比掌握粤语更重要，于是公司马上办理，在中学请来了一位气质相当好的女老师为大家授课。每天下午下班之后，我们这些外省人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公司一楼的大型多功能厅里接受培训，从“来我佢（你我他）”开始，学了一个星期，兴趣骤减，理由是难，结果，培训班因为来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不了了之。
十天之后，过端午节，我接受了第一个独立负责的任务，就是给十几家关系单位送节礼。从金钱方面讲，礼物不贵，只是一盒糕点，但设计得非常有心，每一盒的外包装上用烫金印刷着各家单位人员的姓名，上自领导，下到职工，人人一样。公司派了一辆车，因为担心我不熟悉地方，科长要小齐姑娘陪同。不单关系单位的人，连我自己也被公司安排礼品的方式感动了，所以在那些单位进进出出，心情非常愉快。
我们忙到傍晚才收工。返回的路上直接进了镇里，一是把小齐姑娘送回家，二是我要去镇上参加一个湖北老乡的聚会。
镇上的布局是大街加弄堂，小齐姑娘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弄堂里。她要司机在弄堂口把车停下，不让我们送到家门外。弄堂里没有街灯，但仍然很亮，因为家家开着门，家家门口点着红灯笼，并且在门外上了供，燃了香。广东人爱这么祈福祈财，烧香与上供随处可见。
“远不远？”我问。
“就在前面。”小齐姑娘说，然后笑了笑，算是告辞。
司机是当地人，自然知道小齐姑娘的底细。送我去参加聚会的路上他讲，小齐姑娘有三兄弟，她最小，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的父亲很早就已经去世，哥哥们成了家搬走了，留下她和母亲住在一起。
“这个弄堂里就她家没有起楼啦！不过也不需要。女孩子嘛，最后总得要把自己嫁出去。嫁不了老板，嫁一个像你们这样有才气的人也不错，你说是不是？”
说完，司机向我挤了挤眼睛。
在这家公司，湖北老乡还真的不少。我们的召集人来自黄州，是一位既古道热肠又文质彬彬的小伙，带着一副价值不菲、外观非常精致的近视眼镜。他面容白晳，长脸，鼻梁高但鼻头稍微显得尖了些，配着那副眼镜，更增添了几分秀气。他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语速不快，音调也不高，显示出既执着又温和的风度，很有感染力。来公司不几天我就认识了他，更确切些说，是从别的同乡那里知道了他的传奇故事之后，偶然和他相识的。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仅仅这一点就让我在与他相见之前对他多了一分敬重。
我虽然不崇拜名声，但北京大学在我心中的地位与众不同。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代表着民族的觉醒，是一种精神人本主义精神的家园。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北京大学的中国，就像不能想象独立战争时期一个没有费城的美国和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没有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一样。那里有现代中国的灵魂。
四年前，公司去上海，去北京，专找名校，提供一切费用，邀请学子们来厂里考察，招到了一批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人。那时候公司的销售规模还只有几千万元，处在第一次大扩张的前夜，新厂区和新办公楼拔地而起，就要竣工。正在壮大的美景让很多即将步出校园的学子热血沸腾，老乡是其中之一，与他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的女友，另一所名校的才女。他的女友生长在北方，丰腴饱满，是一位性感美人，经常有照片登在公司的报纸上，所以认识老乡之前我有幸见过她的形象。老乡从工段长干起，一年之后担任了一分厂厂长，管理上千工人，成长之快，在那批人中并不多见。分厂厂长除了工资还拿提成奖，都说他一年的收入相当可观，但到底有多少，除了公司几位高层，没有其他人知道。第二年底，他在广州天河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商品房。虽说那时天河还是新区，房价比现在差了很多，但对一位毕业不过两年的年轻人来说，能够如此已经算得是小有成就了。房子给了大家预感，没有人否认，这对金童玉女不久就要向广州靠拢，比翼高飞了。
果然，老乡的女友跳槽去了广州。
大家都以为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