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期目录
【怀人篇】
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刘崇文
再说我的父亲陆定一............陆 德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朱 正
【往事录】
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张惠卿
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丁龙嘉
第一届政协秘书处工作琐忆.........孙小礼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徐庆全
【一家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
——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子 明
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邵 建
【求实篇】
我所了解的台湾农地改革..........匡萃坚
首届中央政府党外人士所占比例.......胡 泊
中共为什么1949年会胜利...阿莫斯.兰德曼 张彦 译
【人物志】
“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在河南........刘立强
民国代总统周自齐.........丛彩娥 杨世谷
【随感录】
“总统府”对面的纪念碑..........智效民
纪念端午节的意义.............周有光
“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张 鸣
【忏悔录】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老 鬼
【海外事】
不朽的库克................毕 苑
德国卫生部长专车失窃案..........亚思明
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刘崇文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20年前,他走得是那么突然,几乎谁都没有想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可是, 他又走得是那么自然。当时,他身体状况很不好,1987年冬党的十三大后他就病了,1988年冬又得了一场肺炎,后来 虽然康复,但食欲不好,吃东西很少,体重不断下降。当时,他对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还心有余悸,总觉得这 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社会上 思潮起伏,议论纷纭,他是个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人,内心很不平静而又无法抒发,因此感到郁闷压抑。身体不好 ,心有余悸,思想压抑,三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希望调配一名政治秘书
1988年11月下旬,刘少奇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我当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的组长 ,正在长沙具体负责主持这次研讨会。就在这同时,耀邦同志也在长沙休养。我们的会址是在蓉园,耀邦同志也住在 蓉园的9所。参加研讨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如邓力群、于光远、杨波等,听说耀邦同志住在这里,都先后去看望他。 我因为会务缠身,先打了个电话给他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会后再去看他。因此他知道我也来到了长沙。会议后期的 一天,李汉平来找我。我同李汉平很熟,我以为他是来看我,找我叙叙家常。可这次他是奉耀邦之命,有事来找我的 。他告诉我,耀邦同志身边现在除他之外,只有一个机要秘书,经常收到一些来信,都没个人替他答复;有些问题和 想法希望有个人交谈交谈、议论议论;还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帮助做点记录,查点资料,整理点材料。因此想让我去当 他的政治秘书,问我愿意不愿意。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既感到突然,又感到惊喜。对于又能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 ,为他服务,我是很乐意的。自从1959年调离他身边之后,多少年来,我经常做梦又回到他身边,在关东店20号(耀 邦同志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后来为赵紫阳居住)那熟悉的院落里工作。其实,当时我压根儿也没想过再去当他的 秘书,但不知为什么会老做这样的梦?耀邦同志这个人是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的,几乎在他领导下和同他接触过的人 ,包括对他有这样那样意见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折服。他那无私忘我、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精神,忧国忧民 、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好学敏求、爱惜人才的热忱,深刻、敏锐、新鲜和活跃的思想,近乎天真、过于率直的性格 ,爱憎分明、襟怀坦荡的品德,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周围的人。我想大概就是这无形的磁力,在睡梦中把我吸引到 他的身边。如今梦想竟将变成现实,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文献研究室这边,我还担负着主编刘少奇年谱等一些有 待完成的任务,一时恐难完全脱身。同时,我已年近60岁,身体又不大好,剩余的岁月和精力有限;而到耀邦同志身 边工作,责任重大,他对工作,尤其是对文字工作又要求严格,标准很高,我害怕难以胜任,有负耀邦同志的期望。 思忖再三,最后,考虑到耀邦同志当时的处境,以及我与他的关系(我从1954年到1980年一直在团中央工作,其间 1957年到1959年担任他的秘书),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我觉得他提出要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是经过反复思量、认真 考虑的,我义不容辞,没有理由不答应。只是暂时还得兼顾一下文献这边的工作,然后再逐步完全过渡到他那里去。 李汉平将我的意见转告了耀邦同志,他很高兴。很快就让李汉平回北京,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汇报(实际 是通过他报告中央),经批准同意后,即正式办理调任我的手续。
不能释怀的政治心结
因李汉平要回北京,耀邦同志身边缺人,刘少奇学术研讨会也闭幕了,他们就要我暂时在长沙陪伴一下耀邦同志 。于是,我就搬到9所,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觉得耀邦同志的心情、身体都比较好。当时,不断有一些人来看望他,有亲友,有当地的 干部,也有来湘工作或度假的领导人。他都热情、谦逊地接待大家。记得有一次正在长沙休假的倪志福同志要来看他 ,他坚持不让倪来,而要自己去看倪,对方当然不同意,最后他们还是在9所相见。文献研究室来长沙开会的同志也 希望看看他,耀邦同志欣然同意,并同大家亲切交谈、合影留念,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对于我的到来,耀邦同志流露出一种高兴的情绪。这一点不仅在我和他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谈、举动、态度、 表情可以感觉到,就是在他接见文献研究室同志的时候,有些人也感觉到了他对我的一种亲切、和蔼、关心的态度。 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希望找个合适的人帮他做点事情的心愿,现在总算落实了下来,他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早在1987 年他在天津休养时,叫我去陪他打桥牌,就曾对我说: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说,不然以后就搞不清了,那是我在中央 工作时的一些经历和决策,大约有那么十几、二十个问题,需要排排队,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如实地说清楚。当时他说 :这件事现在还不着急,先有这么个思想准备,作些酝酿和考虑,等以后再慢慢来。由此可见,他想要我去帮他完成 这项工作,是早有考虑、酝酿已久,只是由于主客观原因,一时还没拿定主意,直到这次才决定下来。在长沙,他又 进一步对我说:我要跟你说一些事,你记下来,不然将来我见马克思后就说不清楚了。如实记录,既不吹嘘自己,也 不诿过于人。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足见耀邦同志对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视和关注。同时 也反映了他对我所寄予的期望。
这段时间,他告诉我,1987年初下台后,他先是清理了这些年的讲话稿,然后就读马恩全集,前后8个月,闭门 谢客。后来到天津休养,李瑞环说他政治作用已经消失,要他找点精神寄托,他就作诗、写字。他问我:你说我还可 以干点什么?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同他说:作诗写字作为一种修心养性的事,茶余饭后做做是可以的,但想在这方面 做出成就,留下什么东西就很难了。正经还是把你的这段历史留下来,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处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大 党的领导地位的这段经历留下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说,我在中央工作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重大转折 关头,情况错综复杂,意见不尽相同,我经历了不少事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我希望如实地把这些事情说清楚,记 录下来以备查证。
在长沙那几天,我将我写的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论文请他看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已发表,但删去了前 面分析形势的一部分。他看后说,前面这部分没什么问题嘛!我说可能他们觉得篇幅长了吧?于是我们就谈到少奇同 志,我说少奇同志在50年代就有许多非常可贵的改革思想,人们还不大了解。又说到“文革”少奇同志无比悲惨的遭 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现在把这些都归罪于“四人帮”,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是 呵!这个问题总应该有个说法。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虽然已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但“文革”为什么要 那样坚决、彻底地打倒刘少奇,“四人帮”又为什么能那样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似乎 还没有个明白的交待和说法。联系到他曾经自责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违心地举手赞成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当时除陈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无声的反对外,谁都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因此他觉得我们党在打倒刘少 奇这件特大冤案上,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耀邦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仅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坚定不移、大刀阔斧、不顾一切地在那么 短的时间内,彻底平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就足以证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也就 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干部、中共党员、人民群众的感激、爱戴和敬佩。就在前两年我们去看望李昭同志时,还碰到有 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带着父母的嘱托,来到耀邦同志遗像面前,鞠躬跪拜,默哀致敬,深深表达他们全家被洗雪冤屈 之后的感激心情。但耀邦同志的思想并不只停留于此,从他对“文革”中为什么发生刘少奇这桩最大冤案总应有个说 法的思考,说明他认为还要由此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上的经验和教训。尤其 是联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 安、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而这正是当时,也是他在去世前所萦系于心,不能释怀的最大心结。
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的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 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 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作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 个正式、公道的说法。他曾坦诚由衷地对我说:关于我的问题,我只希望中央能有个正式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 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1988年,我因写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文章,向耀邦同志请教一段马克思语录。不久,他就将这段语录亲自写 好,让机要秘书张耀光同志给我寄来。这段语录是:“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 ,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 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这就是耀邦同志对在刘少奇和他自己身上所发生的 历史事件,所抱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
向秘书交待三项任务
我从长沙回到北京后,温家宝同志即派中办人事局局长到文献研究室,商量调任我的事情,并找我谈话征求意见 。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对此都非常支持,并且表示,虽然刘崇文目前暂时还两边兼顾,但主要服从耀邦同志的需要。我 当然没有什么意见。这样,很快就正式下了调令。
这段时间,耀邦同志在长沙生了一场病,然后就转到广西南宁休养,因南宁的冬天比长沙暖和。过了春节,我就 奉命去了南宁。
到南宁后不久,1989年2月22日的晚饭后,汉平来说耀邦同志找我。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小会议室坐下,由耀邦 同志正式同我谈话。
这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