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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代表服务
领导嘱咐我们，在会议期间，除了各项交办的任务，还要主动为代表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科长特别嘱咐我：作为一名女工作人员，要多关照女代表的需要。
我向罗叔章副秘书长表示：女代表有事可多找我。她微笑着说：“你年纪很小嘛，就当工作人员啦！”我回答说：“我已十七岁，是秘书处议事科的。”也许这一对话被陆璀代表听到了，她高兴地问我：“你能帮个忙吗，我有一些材料正要送给×××，不知他在哪里？”我跟着走到她的坐位旁，她把一个文件袋写上名字交给了我，我随即根据大会的“代表席次表”找到了这位人士，转交了陆璀代表的材料。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张晓梅代表对我说，散了会她要去某处办事，不知怎么走？我打听清楚后，为她带了路。
我还为“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抄写过发言稿。她于1938年在河北平山县农村参加共产党，曾先后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参军，在家乡组织妇女搞生产，做军鞋，救护伤病员，是著名的拥军模范。她识字不多，贡献很大，很受人们尊敬。为了她能在特邀人士的分组会上顺利发言，我将她的发言稿用毛笔把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很工整。
周恩来的批评
对于周恩来的一次批评，我至今铭记在心。
一天，周恩来同志突然走进了怀仁堂旁边的平房，即会议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他看到散落在桌上和地上的回形针，拿起一个回形针对我们说：“不要乱扔，还可以继续用嘛，你们要注意节约。”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和严厉批评。
一次开大会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听说周恩来传下话来，要秘书处立刻去买伞，以保证散会时人人都不淋雨。六百多名代表加上三百多名旁听的来宾和记者，共要买九百多把伞啊。幸好雨不久就停了。
这两件事使我懂得：该节约时必须节约。不能浪费；该花费时就得花费，不能吝啬。
会场花絮
代表们都喜气洋洋，会场一派欢乐景象。
有一天蔡畅同志穿得挺拔漂亮，与李富春同志手挽着手走进来，一位大姐说：“你们真像一对新婚夫妇啊！”蔡大姐高兴地说：“是吗，那今天就算是我和富春重新举行婚礼吧！”她说得轻松大方，而李富春却腼腆得不知如何是好，惹得大家都笑了，还有人鼓掌祝贺。
最为活泼的是廖承志，他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首席代表，任何时候都是乐呵呵的，总爱开玩笑。在一次分组会议的签到簿上，他故意用毛笔尖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比蚂蚁还细小，令人无不发笑。有一天，大会刚宣布休息，他就跑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座位处，先摸摸胡耀邦的头，又揪揪蒋南翔的耳朵，再从后面用双手把冯文彬的眼睛蒙住，冯文彬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又气恼又好笑地说：“你别再调皮捣蛋了，好不好！”一位老大姐说：“小廖啊，你还是这么爱打打闹闹，你真是青年人的头！”旁边一位代表纠正说：“是娃娃们的头！”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与大会闭幕
9月30日大会下午三点开始，会议的议程主要是两项选举，第一项是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是用举手的方式；第二项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代表们投完了票，在检票人员统计票数期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我也随代表们去了。
大约在傍晚六时，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接着全体代表静默志哀。默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A…R；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最后，毛泽东大声喊道：请各单位首席代表到前面来！首席代表们排着队，每人用铁锨铲土奠基。
纪念碑奠基典礼完毕，代表们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贺龙等五十六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中，毛泽东主席宣布政协全体会议的闭幕式开始，朱德副主席致简短的闭幕词后，大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声中庄严闭幕。
在历时十天的政协会议中，我的感受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正在亲手缔造一个新的中国。
开国庆典
10月1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庆典，作为工作人员，我们提前来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下。因为没有布置给我上天安门城楼的具体任务，所以我就一直站在城楼下的西侧，一手拿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表，一手拿着秘书处发给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一瓶汽水，未敢随便走动。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是拿着一个“手榴弹”在保卫天安门。我看着典礼的程序一项接一项地进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快散会时，议事科的好多人从天安门城楼下来了，问我为什么不上去？我说：我以为我没有城楼上的任务就不该上去。他们说他们也并非都有任务，只要是工作人员都能上去，笑话我太呆太傻了。我也为自己错失在天安门上俯视庆典壮观场面的机会而深感遗憾。
我和议事科的同志们一起步行回中南海，也像是一个小小的游行队伍。天已黑了，我们刚走进中南海大门，只见五彩缤纷的烟花腾空而起，天空美极了，我们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告别中南海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只有一些收尾性和过渡性的工作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已经临近，产生了依依不舍的心情。记得我曾对科长说：“下次政协开会，我们愿意再来服务，一定会比这次工作得好。”
孙传禄科长召开了一个告别性的会，他恳切地对我们说：“秘书处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从各地抽调来的同志都要回去了，你们也要离开了。你们还很年轻，应该继续到大学学习，多学些本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会后，议事科的全体同志在怀仁堂门前摄影留念，同志们相互道别。
平时和李鸿礼同志工作联系少，但毕竟在同一办公室，他的俄文很好，他把新翻译出版的关于东欧的两个小册子签名送我，作为临别礼物。迟先达同志在一张政协代表签到纸上为我题字：“为人民服务要忘掉自己”，作为临别赠言。
我们20名高中毕业生大部分人上了大学的理工科。
六十年后感言
六十年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我在心中已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增添了一句话：六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道路上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新中国的六十年已经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中国的前程会更加光辉灿烂，应该更为完满地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责任编辑 萧徐）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徐庆全
问题的提出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1979年后，这个冤案才彻底平反。
从文艺界一些老前辈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始于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
曾长期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回忆说：
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翻印件＇58＇印字62号）（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页101）
黎之所说的“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而“党总支书记”则是阮章竞。刘白羽和阮章竞联名的报告所附“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则来自康濯。张僖回忆说：
反“胡风反党集团”时，作协《新观察》编辑部的戈阳提出，我们党内有一股暗流，反党，点了舒群、罗烽、白朗、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名字。康濯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独立王国，他指的就是《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
丁、陈集团的事情，主要是康濯的揭发。这个会议以后，康濯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刘白羽同志。康濯写了一个材料，说丁、陈搞独立王国，并把材料送给了刘白羽。去年，（指1998年——引者）刘白羽找我去回忆时，我说，我听说有这么个材料，但是当时你没有给我们看。当时，刘白羽看了材料后对阮章竞说：康濯有一个材料，要转给陆定一部长，你在上面签个名。也是去年，我与阮章竞回忆这件事时，老阮说，当时也没有看这材料是什么内容，当时刘白羽让签名，我就签名了。这个材料，就直接送给定一同志（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记录）。
1955年7月25日，这份材料送给陆定一后，陆定一向中央写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署名报告。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即开始了对丁玲和陈企霞的批判。
上述回忆的确说明，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康濯的揭发材料是个引线。而康濯为何要写揭发材料？一份揭发材料何以就能导致一场对当年国内外著名的作家丁玲的批判？亲历者对这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并没有答案。本文试着就这两个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文艺界的老前辈和文学史研究专家。
康濯的知情者身份
在当年那场揭发批判中，丁玲、陈企霞被称之为“反党小集团”的重要“罪证”，来自于他们在两＋…g位的作为，一是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是《文艺报》。揭发丁玲的康濯，恰恰都跟这两个单位有着较深的渊源。
早在1946年，在阜平县抬头湾村主编《时代青年》杂志时，康濯与在那里写《桑干河上》的丁玲住在一村子里，那时，陈企霞也在华北联合大学。几个月间，康濯与丁玲及陈企霞两家过往甚密。1949年后，丁玲发起筹备文学研究所时，就把康濯拉来一起筹备。文学所挂牌后，丁玲为所长，康濯是第一副秘书长，实际上是具体领导文研所工作的第一把手。因此，他对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作为，有相当的发言权。
《文艺报》原本为一本内部刊物，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丁玲接手过来，办成了一份指导文艺批评的权威刊物，在延安时就与丁玲相熟的陈企霞，与丁玲一起担任主编。1952年，丁玲退出，冯雪峰担任主编。陈企霞仍在。康濯此前与《文艺报》没有联系，到1954年，冯雪峰遭批判后，他才成为“负主要责任”者。
而伴随着康濯成为《文艺报》“负主要责任”的过程，也是冯雪峰被批判，进而上挂下连到丁玲和陈企霞——二人在《文艺报》搞“独立王国”罪名被坐实的过程。
1954年，“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写出一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据说被《文艺报》拒绝而在《文史哲》刊登。毛泽东读到后，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大加赞赏，对《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举动表示不满，进而在文化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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