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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看出梁启超的高明。辛亥革命前，他一人在《新民丛报》上和孙党往复辩论，力反革命而坚挺立宪。梁启超除了担心国体变更而于政体无补外，按照一位日本学者的看法（佐藤慎一），梁启超的忧虑还在于“民主专制比君主专制更加危险”。“因为在民主专制下，由政治家煽动操纵的民意肆意地用暴力破坏既存的社会秩序而创造出无秩序状态，而且可以以民意为名使其正当化。”（《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从后来的历史看，梁启超的担心一概变成了现实。
这是晚清革命党和立宪党的不同，革命党的革命首先是推翻满清（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排满的民族主义，梁启超将此称之为“种族革命”），而梁启超的立宪党才是和种族革命相对应的政治革命的反专制。在反专制的路径上，梁氏坚持认为政体比国体更重要，换言之，则立宪比民主更重要。用民主反专制，却可能走向专制，甚至是极权式的专制；但用立宪反专制，专制则无遁身之余地（哪怕国权仍然象征性地在君主之手）。梁启超明察如此。然而，在精神影响上，主导20世纪的，不是梁启超，而是《新青年》（亦即不是政体的改革。而是国体的革命）。北洋以后的中国历史是沿着《新青年》的方向延伸的，梁启超早已被历史边缘化，尽管他对历史的未来有着惊人的洞见。
“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业已构成一个百年迷途，我们至今尚未知返。如果《新青年》为其首途；那么，在政治学的识见上，《新青年》及其时代，委实是梁启超时代的倒退。当年，梁启超们解决了的问题，《新青年》却又把它搅混了。《新青年》的政治误区在于，北洋时代并不是专制时代，尽管有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独断专行，但这种擅权不是制度意义上的专制。《新青年》鼓吹民主，发起国民运动，后来更发展为推翻北洋的国民革命。那些读着《新青年》的青年们纷纷南下，投入国民革命的洪流，结果，非专制的北洋给推翻了，迎来的却是货真价实的专制（国民党一党专制）。然而，历史并不到此为止，国民党专制只是20世纪中国专制的一个驿站。受五四精神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为反国民党专制，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于是，种瓜得瓜，1949年，历史终于迎来了“TotalitariaIlsociety”中的另一种政体，这就是毛泽东称谓的“人民民主专政”，至今它依然悬在我们的宪法上。
（责任编辑 吴思）
我所了解的台湾农地改革·匡萃坚
1988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亲。我以探望年逾八旬且行动困难的父亲为由，申请赴台；次年7月办妥一切手续，8月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港澳通行证》，经香港抵达台湾。
赴台之前，我在高校从事中国现代历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20多年，知道台湾50年代成功地进行过土地改革，从根本上稳定了台湾局势，并对台湾经济起飞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对其了解不多、不具体，并存在许多疑问，因而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样，抵台之后，我便利用和亲人团聚、畅叙情谊之余，赴有关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农家进行查询、采访和观察，历时三个月。
我首先访问的是台湾地政研究所。这是台湾一所研究土地问题、推进土地政策、发展地政教育的最高学府。它1940年创办于重庆，招收大学毕业生，修业及研究期限二年。1963年在台湾恢复招生。1964年与中兴大学合作办理硕士班，1968年起改与政治大学合作，1981年起增设博士班。其创办人肖铮，曾为国民党六届中常委，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赴台后一直参与指导土地改革运动，被人尊称为“台湾土地改革之父”。我去拜访时，他已85岁高龄，可依然坚持到研究所上班。他热情接待了我，送了我几本他自己撰写的大部头著作，后又委托政治大学一位教授陪同我在所里考察。按肖老嘱咐，研究所的同仁为我取来了所内出版的两套杂志：《土地与人》、《地政论坛》；有些无法提供的资料，则帮助我在所内复印。以后，我凭“通行证”十余次赴台北图书馆查阅相关书刊并予以复印。在此基础上，再加本人平日和亲人、同乡前辈的零星交谈以及赴农家的观察，对于台湾50年代的土地改革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通常所说的台湾土地改革，实际讲的只是农村土地关系的变革，即仅仅是“农地改革”。严格地说，台湾的土地改革包括三个过程，一是农地改革——改革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二是市地改革——改革城市的土地关系，三是土地重划——在更高阶段上的土地关系改革。如果说其50年代的农地改革是成功的，那么，市地改革和土地重划则问题多多。
（一）国民党50年代为什么能在台湾进行农地改革？
一是在大陆的惨败，使其领悟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国民党历来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在大陆的数十年间，对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和“耕者有其田”口号，除为数不多的学人作过些学理的探讨，个别地区搞过点小型试验之外，在其领导层少有问津者。败退台湾之后，之所以取断然措施实行土改，可说是形势使然——既系被迫而为，也是顺应之举。
这时，国民党上层除个别人士外，较为普遍地清醒了起来，认识到在大陆的溃败不只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尤其是在农民政策和土地政策上的失败。用陈诚的话说就是，共产党不仅“巧妙地欺骗了学生”，还“成功地利用了农民”。就是说根本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发动农民搞了土改，而国民党拒绝土改。有的更以中国历史上治乱兴替的严酷事实为训，呼吁当局以史为鉴，面对现实，抓紧推行土改。注’美国学者也注意到，“40年代末，台湾政界人士从中国大陆所得到的教训是不少的。……许多人认为国民党政府与大陆对抗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从未进行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在国民党高层中，陈诚是少数几个清醒最早、决心最大者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的农地改革，就一直为他所主持。
二是台湾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其深感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
“四十年代末的台湾几乎山穷水尽，一筹莫展。”注。陈诚写道：“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经济混乱，社会不安，随时有发生变乱之虞”；尤其是“农村不安现象，已极显著。大有‘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他以为，求安定的根本之计在于解决民生问题，实行土地改革。当时的台湾地租极高，高利贷横行，佃农几无佃权，加上其他役使，这“重重压榨，几使佃农生活陷于绝境”。注‘肖铮后来回顾说，当时“地主与佃农间不断发生纠纷，彼此利害冲突日趋严重，在农村中已造成普遍不安之现象。如不予遏制，势将危及社会之安定。”
当时还面临一个尖锐的实际问题：国民党军政人员及随同来台者为数众多，使台湾人口猛增200余万，达1／3，粮食供给问题由此十分突出；若靠进口，由于财政拮据，显然无力支付；因而只能靠调整土地关系，发展农业生产。
农地改革有什么好处？有位学者用外国人的话作出回答：“对真正的农民有经济上的好处。对国民党有政治上的好处。”他本人更认为，这既是“防堵中共的‘土改’攻势的应急之需”，也是“拯救危机、保卫台湾的必行政策”。
三是与台湾的土地没有瓜葛，为其消除了解决台湾土地问题的阻力。
国民党官员在大陆，本人就多系地主，对于土地改革的鼓吹和试验，多持反对态度；被扫地出门来到台湾，则一概已无尺寸之地，因而对台湾的农地改革能持较为超脱的态度。诚如外国学者所言：“因为迁台的政府与当地精英没有什么渊源，乃用以放手施行”。注’在台湾常有人打趣：“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大陆人慷他人之慨”。注0正因为有此一层，国民党当局在作出这一决策时就不会感觉特别困难，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
四是国际的影响和压力，向其展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出路和前景。
农地改革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推行了近200年，战后则几成时代潮流。尤其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下实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从1946－1950年内使所有的佃农都变成自耕农，以往盛行的不在地主的土地制度被清扫一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拯救了面临崩溃的经济。这为台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台湾从抛弃转为利用，对其土改不断施加影响，透过头面人物予以督促；并通过美援机构农复会提供专家、顾问、资金等援助。当时农复会的主持人蒋梦麟对台湾土改的决策便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台湾农地改革的进程
台湾农地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耕地三七五减租
1949年4月公布《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实行“耕地三七五减租”。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减租，二为护佃。即一方面将租率限制在接近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上，最高租额不得超过375％；另一重要方面是保障佃权，实行书面契约，规定最短租期为6年，限制撤佃退耕。具体说就是：以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为准，限定农地地租额，其约定超过者应减，不及者依其约定。所谓“主要作物”，指当地最为普遍的作物。所谓“正产品”指作物的主要产品，水田为稻谷，旱田为甘薯。所谓“全年收获量”，系各地斟酌实际情形报省核定的单位面积产量。4月至8月完成换约手续，随即举行大规模的实地检查，以纠正错误，取缔违法事件。1950年6月公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为之作出各项明确规定，借以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为示业佃关系之公平合理，是年还进行了地目等则的调整。1951年3月建立“耕地三七五减租”督导制度，分区派官督察辅导，防止业佃纠纷。1952年全省普遍成立县市与乡镇的耕地租佃委员会，由地主、佃农及自耕农按民主方式分别选出代表组成，共同处理有关租佃事宜。
作为农地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耕地三七五减租”的实质就是全面改革现有的不合理的租佃关系，变封建租佃制为自由契约的租佃制。有人认为，称之为“三七五减租”名实不符，确切的名称应为“租佃关系改革”。我以为，叫“三七五减租”突出“减租”也有道理，因为租额问题是业佃双方利益的集结点，租佃纠纷（如撤佃等）多由此引起；最令业佃关注的也是减租问题。还有人认为，与历史上所提的“二五减租”比，“三七五减租”并不确切。因为“三七五”是地主所得的比率，即最高租率，实际是限租；“二五”才是租额减收的比率，称之为减租才名副其实。这有道理。不过，“三七五减租”跟原租率比也是减少了，所以名之为“减租”也过得去。
按375％的租率限租，租额是低了，还是高了？这不能一概而论。德国土地改革倡导者达马熙克曾说过，“375％的地租实在太高了”。例如，日本战前的地租平均为32％，战后农地改革中则限制为25％。但他接着说，“这也许是中国的特殊情形”。注0的确如此。台湾之所以采取375％这种较高的租率，究其原因，一是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来租额偏高。历史上发动租佃关系改革的口号是“二五减租”，这样在对半租的基础上地主所得便是375％。而实际流行的却常常是二八租（佃二业八），经二五减租，地主所得则是60％，远高于37。5％。二从现实上看，当时的台湾封建关系在农村居统治地位，地主阶级握有政治和经济垄断权，加上高利贷横行，地租水平一直居高难下：全省平均为568％，其中，台中县竟高达590％。三从政治上考虑，为了缓和业佃矛盾，稳定农村秩序，既要改善广大佃农的地位，又要兼顾地主的生活，惟有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这就使提高者不急剧跃升，下降者又不骤然猛降。这样以尽管较高、但确已降低的375％为限，就可谓适得其中。
还有个技术性问题，在市场发育不全，难以颁行法定地价的条件下，地租只能按耕地正产物的年收获量计算。这就需要确定一个划一的标准收获量，若按实际收获量计算则将导致无休止的纷争，由此就需要拥有完备的地籍资料。台湾从日据时代起有地政工作的基础，有按不同等则土地确定标准收获量的传统，是以“耕地三七五减租”得以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