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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话。
这次谈话是从7时半看完新闻联播开始的，直谈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后，我马上就在保密本上将耀邦同志谈话的 要点追记了下来。为了如实反映那次谈话的内容，现在就把当时追记的全文抄录如下：
耀邦同志说：欢迎你来。三件事：
一、有些政治性的事情需要处理、商量、研究、答复、解决、办理，如有些来信，政治性的，需要人帮我起草个 回信，商量个答复意见；中央有些会议，有些问题，需要有个人商量、议论，我还是政治局委员。总之，政治秘书的 任务。这类事不多，一个礼拜一两件。
二、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1987年初下来后，先用3个月清理了我的讲话稿，有几百万 字。德平（注：耀邦同志的长子）也帮助看了看，他说没有错误。后来又用5个月翻了马恩全集，以前看了40多卷， 做了些记号，这次写了笔记。那8个月是过于劳累，影响了身体。十三大以后就生病了。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 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同时也不做坏事，不做丑事，从来也不做坏事，基本不做丑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环说， 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应找点精神寄托。我就写诗，在山东写了十几首，家里人看了觉得不错，可送给一些专家看 了，认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韵律。后找了王力的诗词格律看了，再看别人的诗，现在不敢写了。
我参加革命至今已60年，想从近到远，即先从下台一段开始，逐步往前，一段一段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需要有 人帮助查点材料，排点顺序。我讲，你帮助追记，以备将来查阅，有些事情我不说就没人知道了。不吹嘘自己，不委 过于人，如实记录，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我还有许多批示。60多年，逐步往前讲，有 经历，有风险，有趣闻。
回忆录现在不写。
这件事也不着急，慢慢来。只是备查性质，也不搞什么东西。但要帮我排排时间。
三、我现在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但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些看法、观点、意见。对这些需有人帮我一起议论，记 录下来，如成熟可以写点东西。比如对物价问题的意见，我一直是不主张全面涨价的。周杰告我：紫阳在一次小组会 上就说过，耀邦同志一直不同意涨价。十三大政治报告，紫阳要我谈谈意见。我说给写作班子谈不好，我同郑必坚谈 。我认真看了几遍，同郑秘书边谈边议了三天半。我问他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同意，他也做了点记录，但后来 他说只简单转告了几句。赵后来问我看后意见如何，我说同郑说了，但没说议了三天半。
就这三件事，是否还有第四、第五件事？
体重下降 心有余悸 思想压抑
跟我谈话后，我觉得他似乎轻松些了。第二天上午他就挥毫写字，写了几幅唐诗，字写得相当流畅、漂亮。本来 我想请他为我写幅字，但心想我刚来到他身边，就开口要他的字，似乎不合适，反正来日方长，以后再说。他大概看 出了我的心思，就笑着说，你看哪幅好就拿去做个纪念。于是我就留下了他写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的条幅。
即使如此，直到这时，耀邦同志仍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 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60年的经历，从近到远， 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 。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正如他 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更明显的是，找我谈话后，他并不急于开始进行这 件事，而是不断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存有顾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 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对于党内斗争，耀邦同志一生经历的太多，留下了难以磨灭和忘怀的印记。刚参加革 命，他还是个红小鬼，在江西瑞金就碰上抓AB团，差一点送了性命。“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延 安整风，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过来人。特别是“文革”前，他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 记时，被当时西北局发动的对他的批斗，整得体重下降到不到50公斤。后来还是叶帅（叶剑英）把他接回了北京。这 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 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 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 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 ，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 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他自己完全没有想 到，我们大家也万万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他晚年的这一心愿竟成泡影，实在是无法弥 补的历史遗憾！
在那段时间，他一方面还心有余悸，唯恐再有什么闪失，又招致不测，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 形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1989年的春天，国内形势很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有些动荡不安，知识界、思想界议论 纷纭，异常活跃，经济形势也比较严峻。中央内参每天都反映不少这方面的动态。他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不忘国是的人 ，包括在下放干校劳动改造时，他都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当时被人们讥笑为不识时务，批判他是不老老实实劳动改造 。可作为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革命者，这就是他的一种本能，一种历史责任和生活信念的 本能。可这时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许也没有可能让他发表意见。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压抑。记得 当时中央决定4月份在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是讨论研究教育问题。耀邦同志收到通知后，觉得教育问题今天已不 是热门话题，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关键还是经济问题，要好好把粮食和多种经营搞上去。他认为，不要出的题目 太多。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今年可以少开一次全会。今年是建国40周年，9月还要开一次全会，不知道40周年还 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来？卖些黄金？我们的黄金也不多，卖不了多少钱。他还说，国庆40周年要开个干部大会，由紫阳 作报告，总结建国40年的经验，不拿出一个好报告怎么行？当时我曾对他说，回京后，紫阳同志可能来看你，征求你 的意见，你要有些准备。他说，他不会来看我，如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先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说，现在形势 非常复杂，你还是以不讲话发表意见为好。他当即回答说：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学陈云同志，不说话。
到南宁后，我觉得耀邦同志的身体和心情都不如在长沙。特别是他食欲不好，吃东西不多。他的牙齿一直不好， 脱落不少，但他又不愿拔掉重镶，主要靠牙龈咀嚼，这也影响他进食。我们劝过他多次，他怕疼，也怕麻烦，就是不 同意拔牙镶牙，对此我们都很担心。其实我们每天的伙食都很好，可他就是没胃口，也嚼不动，只是对一种酸甜的小 菜感兴趣，可那又有多少营养？他的体重不断下降，我们为此都非常忧心。大家想方设法帮他增加些营养，就让厨房 做些鱼糜、肉糜的粥食给他吃，但也没有多少效果。
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心存的余悸，怀着压抑的苦闷，3月底，耀邦同志从南宁回到了北京。他是回来参加人代 大会和政治局会议的。回京后，因为他要参加会议，又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我没多少事，就先回文献研究室处理一些 刘少奇研究组的事情，但隔几天去看看他。
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 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 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 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 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4月8日，李汉平打电话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十分 震惊，立即赶到医院，并在此后几天，同李汉平轮流守候在那里。那几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好好坏坏，我们的心 情也是起起伏伏、忧忧喜喜，但总觉得他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到第7天头上，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据说急 性心梗只要过了7天就相对安全了。可是，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人们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他 就那样急促地离开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他当时在那样一个场 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他忧国忧民却又一筹莫展。无比的忧伤苦恼 ，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最后， 这位协助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这样带着悲哀和遗憾，很不心甘情愿地走完了他73年 光辉的人生历程。
耀邦同志逝世后，中央为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悼词，全面公正地评价了他伟大的一生，特别 是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他90年诞辰时，中央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再次肯定和颂扬了 他的历史功绩。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他生前的遗愿，终究都会一一实现，因为历史是无私、也是无情的。2009 年2月于广西北海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再说我的父亲陆定一·陆 德
坚持实事求是，文章“一个字不改”
父亲陆定一1978年12月1日出狱，被关押13年，身体坏得不成样子。刚刚出狱不久，在医院就接受报社要求写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并于1979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同时发表。
虽被关押13年。受尽凌辱和折磨，但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始终没有变。文章在赞扬了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后，也对我党在建国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其中，特别有两句话，一句是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另一句是：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两个观点，现在普遍被接受了，但当时对所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当时都还是“禁区”。父亲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引起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满，特别是军方。就连胡耀邦同志，在赞赏这篇文章的同时也说：把“错误的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句删去就好了。很多同志来打招呼，希望把这两句话删去。父亲虽深感压力，但决意不删，他说：“我们再不能搞‘两个凡是’了”，并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同志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党内的指责声也一直不断。直到两年多后的1981年6月，全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后，才统一了认识。
1991年，前《光明日报》副总编陈清泉同志编辑《陆定一文集》时，问父亲这篇文章要不要修改，父亲亦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拍案而起，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