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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虽然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也是最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着手纠正的中央领导人。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即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前后，毛主席通过听取新乡、信阳地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进一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对河南“大跃进”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在次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中央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五十六字”方针。
1960年10月23日，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会议，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河南的“信阳事件”令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十分震惊。26日，“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手里，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亲自审阅修改，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毛主席还提出了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
1961年1月底，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主持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揭批省委存在的虚夸蛮干、欺上瞒下、闭塞言路、麻木不仁等严重问题。
6月中旬，再次临危受命、从广西来到河南的父亲，所面临的这样严峻的形势，父亲在工作岗位上时，从未对我们子女透露半字，到了晚年，他才零零碎碎地说到一些：
原河南省委对前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三位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央领导曾经明确指示对潘复生同志的错误，要按照组织原则，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正常的思想斗争。可是一回到河南，那些人就将中央领导的话抛置脑后，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彻底揭发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运动的狂潮。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不仅亲自组织机关干部对潘、杨、王三同志进行批斗、辱骂。甚至还发动郑州市的小学生向他们脸上、头上吐痰。潘复生叔叔被“下放”到黄泛区农场，一些少不经事的娃娃们被鼓动起来，站在他家窗台上。往里面的床上撒尿，害得他家几乎天天都要晾晒被褥。潘复生叔叔平反后，父亲与他刚一见面，播复生叔叔就放声痛哭，长久不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也只能以“老同志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等话语相劝。
盛夏三伏天，看管人员逼着杨珏叔叔蹲在省委机关大院的地上，不允许戴草帽，把水泥方砖缝隙里的小草一根一根地拔干净。子女们放学回来，想帮爸爸一下都不允许。家里就连子女们睡觉的小屋里，从墙上到床上，到处也都贴满了机关干部甚至还有小学生写的大字报。到后来，杨珏叔叔也没有逃过“下放”劳动二年的厄运。
王庭栋叔叔因为年轻，干脆被直接“下放”到了农村生产队，每天代替牲口拉犁耕地。他的妻子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被撵出了医院。当他平反后第一次看见父亲时，一下子就蹲在r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大哭起来。
父亲晚年向我们讲述这些情节时，哽咽不已、时断时续。
当时，河南全省的大批中，基层干部、党团员和知识分子也都受到了牵连、打击和伤害。而他们所谓的“错误”和“罪行”，无外乎就是诸如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主张在农村人民公社内实行包工包产到户”、洛阳滚珠轴承厂厂长阎济民“主张在工厂内实行一长制”等等。这些干部后来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上报党中央，遭到了严厉的处分。所报材料还被转发全党。
那时，河南省的整个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都遇到严重困难。农业大步倒退，农业产品大幅度减产。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1年还少16。5亿斤。其他如油料、棉花、生猪和轻工业品也都是下降的。全年全省人民群众的猪肉消费量人均居然才有0。15公斤。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5％，下降到14％；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1。80％上升到39。6％，当年全省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161万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伯伯深入信阳、豫东等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他看见广大群众因为没有饭吃而身患浮肿病，又是难过、又是生气地说：“河南的领导干部，就是怕资本主义。”
1962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到河南考察时，吃着掺上野菜的面团孑感慨地说，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这个就好了。（王维群著《回顾河南的“大跃进”运动》，张林南著《关于“反潘、杨、王事件”》，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491492页，第34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灾情开始蔓延后，那时的省委一直是采取漠视、封锁、高压的态度，仅信阳一个地区扣压的干部群众上告信件就超过了12000封之多。
这其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村子有23名党员，饿死了20名，剩下的3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请求赶快救救他们和群众，血书到了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的手中，被戴扣压，并且戴还表态要查处“肇事者”。对戴苏理处理“血书”的表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伯伯非常不满、非常气愤。
后来，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代表省委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检讨中，终于承认：由于他们领导的失误，在农村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人村”，“许多村庄成为废墟，令人目击而泪落”。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也曾沉痛地说道，这是河南省“建国以来的最大惨案”。
周总理教父亲“磕头化缘”父亲接手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中原大省。保健医生李士峰告诉我，父亲刚到河南时，尽管他整天不是召开会议、就是谈话调研，累得不行，但是到了夜里，却还是难以入睡。父亲常常从临时住的招待所溜达出来，沿着金水大道走进紫荆山公园，在小山包上的亭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夜。而陪着他的只有李士峰医生。“民以食为天”。在那个节骨眼上，父亲首先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就是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趁到北京开会之机，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求教。周总理是全中国人民的当家人，当时还亲自兼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的组长。周总理对父亲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陈立华《刘建勋之事》）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父亲茅塞顿开！他使出浑身解数，先后找山西的陶鲁笳叔叔借面，找湖南的张平化伯伯、湖北的王任重叔叔要米，找广西的韦国清伯伯弄木薯，找安徽的曾希圣伯伯要红薯干。事后，陶铸伯伯还曾带着父亲专程赶赴属于华东局的安徽，向省委第…书记曾希圣伯伯和安徽省委表示了感谢。到后来，父亲连远在大西北新疆的张仲翰叔叔都拜到了，而张叔叔给的、是当地特产马铃薯。父亲晚年在自己的《自述》中是这么回忆的：“我到河南后，先抓救灾，保证中央给的钱、粮食确实让群众收到。我从新疆张仲翰那儿弄土豆，他是我的河北老乡，是献县人，和纪晓岚是一个村子的，当时是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我的二姨父张林池时任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正好也在北京参加中央的会议。一大早，父亲就敲门闯了进去，两手抱拳、开门见山说道：“闲言少叙，救人要紧，能给多少粮就给多少。”二姨父知道河南的灾情，更了解父亲的脾气，当即答应了给几千吨。父亲喜笑颜开，连坐都没有坐，马不停蹄地转身就又跑到隔壁房间，继续敲门求粮去了。
父亲还把周总理支的招儿告诉给了河南的各级干部，号召他们都想方设法为老百姓找、借、要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最后，就连已经离职在家养病的母亲也被父亲动员起来，她给老战友、广东湛江地委第一书记孟宪德叔叔写信求援。孟叔叔接信后，立即组织群众赶制了一批红薯干，很快运到了河南。
父亲除了按照周总理教给的招数，四处化缘、八方磕头，以求尽早解决河南人民的吃饭问题外，以他为首的新省委还作出了一个在计划经济年代算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即要求全省铁路的大大小小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率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后来曾先后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的杨贵叔叔感叹地对我说道：“就是这一条，你爸爸不知道救了多少河南的黎民苍生啊！”
当然，除了河南省委千方百计争取兄弟省市无私援助、，同时不遗余力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灾自救外，最主要和最关键的，还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由李先念伯伯牵头挂帅，采取了“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等许多正确措施，向全国各地的灾区紧急调运了大批粮食和其他救灾物资，这才使得全国各地包括河南的灾区群众得以度过生死攸关的关口。
那时，灾区群众翘首以待的救济粮款、过冬衣被、生产用具、种子、肥料、农药和大小牲畜，城镇人口不可或缺的粮油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煤电需求……一桩桩、一件件，千头万绪、日理万机，压在父亲的肩头，压在父亲的心口，他那早已治愈多年的肝炎复发了，眼底视网膜也再次大面积出血。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
可是，父亲没有休息，他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团结和选配干部队伍
当时，父亲除了必须迅速解决“五风”造成的恶果，组织救灾，恢复生产，稳定局面外，还要妥善处理“反右”以来原省委对干部、知识分子队伍三次大的伤害和分裂，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真诚、热忱地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
父亲首先面临的就是应该如何全面、客观、慎重地认识和对待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事隔多年后父亲透露，他到任不久，就有人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面对面地批斗这位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企图重演批判潘复生叔叔的一幕。而那时该同志的胰腺已经完全丧失了功能，每天的胰岛素用量为100120个国际单位，超过一般患者10倍以上。父亲认为这样做，既不符合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也有悖于党的一贯干部政策，甚至根本是不人道和不道德的，当场予以拒绝。
父亲在晚年，只要一提到原省委这位主要负责同志，总是说，他是位老资格、老学究，对群众工作、党内斗争没有多少实际经验，是周围的几个“黑参谋”毁了他（“黑参谋”一词是毛主席对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身边那几个人的评价原话——作者注）。同时，父亲对这位主要负责同志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搞“假、大、空”那一套，给河南的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也是非常的不满和遗憾。关于这一点，我在采访父亲的老战友杜润生、陶鲁笳、杨珏叔叔等人时，发现他们也都有强烈的同感。
其中，杨珏叔叔晚年说到，他听张玺叔叔的大女儿张林南大姐讲，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撤销平原省，将其并入河南省之前，中央曾征求过即将离任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叔叔的意见，究竟由谁来接任新的河南省委一把手职务较为合适。张玺叔叔出于对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这位老同志的了解，向中央推荐的人选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叔叔。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潘复生叔叔为合并后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命这位老同志为第二书记。后来证明，潘复生叔叔在河南工作期间思路是正确的，是有成效的，可遭到了诬陷和打击；而这位老同志取而代之后，却惹下了一场滔天大祸。
这位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于1962年4月被中央免去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长职务（由驻越大使何伟叔叔接任省委第二书记），调中南局任负责文教工作的书记。
与此同时，一大批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得到了平反并恢复了工作。为了作好这项工作，由父亲亲自挂帅，省委成立了专门班子，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登紫叔叔就是其中的成员。多年后，他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省委给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的平反决定，建勋同志抓的很紧，要求很严格。我们几个同志，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和要掌握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