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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为3200欧元。其中包括440欧元的汽油费、240欧元的高速公路费，以及2520欧元的专职司机的差旅补助。该车还顺便给部长女士捎去了一套“简易办公设备”，其中包括打印机、计算机、纸张等等。因为联邦部长必须随时准备进入工作状态。而假如弃用公车，卫生部就不得不向西班牙委派一名工作人员，帮助部长安装、拆卸办公设备。工作人员的往返机票外加当地的租车费用共计3710欧元。此外，部长在动身之前尚不明确，是否还有其它的公务安排。鉴于施密特的专车是由租赁公司提供的，卫生部没有将折旧成本考虑在内。
对于卫生部的这一套说辞，德国纳税人联合会表示，这是“文过饰非，不足为信”。联合会主席赖纳·霍尔茨纳格尔认为，“部长女士遮遮掩掩，令整个事件愈显扑朔迷离。很多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德国纳税人联合会仿佛早已知道联邦卫生部会有这样一套说辞，因而此前已经为施密特的公“车”消费开出了近1万欧元的账单，其中仅支付给司机的工资和加班费就高达4872欧元。据此，霍尔茨纳格尔指责施密特铺张浪费，千里迢迢调用专车是“不当之举”，并要求相关机构健全规章、明晰责权。
施密特也要出面来回答问题，面对着德国纳税人联合会给她开列的“账单”，她反驳说，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有关专车使用的政策及法律规定。联邦政府为每位部长配备公务专车，也允许他们公车私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是，相应费用将从官员的私人账户上扣除。据悉，施密特去年就曾为6111个私人公里数买单。合理合法，何罪之有呢？
孰是孰非？公众永远是政府的天敌。根据这样的原则，德国联邦卫生部以及施密特本人的解释再有理，但在媒体和公众的质疑面前是那样地苍白。《南德意志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专车事件”中的施密特触犯的不是法规条文，而是人们心中的一道红线。因为她所表现出来的骄傲自负以及脱离群众恰恰是一剂政治的毒药。而施密特本人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距四年一度的德国大选还有两个月时间，据forsa新近一次的民意调研结果，施密特所在的社民党正以两位数字落后于联盟党的支持率。社民党主席兼总理候选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仅只获得17％的选票，与现任总理默克尔的58％的超高人气相差甚远。要想后来者居上，社民党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而施密特此时招来的这股媒体旋风令人唯恐避之不及。29日晚，度假归来的卫生部长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表示为了不拖团队的后腿，决定暂时退出以施泰因迈尔为首的影子内阁。
也就是说，自2001年以来一直担任卫生部长的现年60岁的施密特将在“专车事件”的阴影中灰头土脸地走下政治舞台。而她的工作，大概也是最不讨好的一种。这位被默克尔总理称为“我的最执拗的部长女士”上任以来连抡三板斧。力削医生团体、保险公司、制药企业的荷包，为此，她没少收过谋杀恐吓信。假如没有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医疗体制改革是断然推行不下去的。现在，她又将这种顽强斗争精神用于应对舆论战。事发以来，施密特坚持不肯道歉，并称自己的陈述绝对经得住任何考验。
想起了沙尔平“军机事件”
一辆小小的专车竟然阻断了劳苦功高的卫生部长的仕途之路，这不禁令人想起2002年同样是在大选两个月前遭到罢免的前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
撼动沙尔平乌纱帽的是一次“军机事件”。据媒体爆料，2001年8月，也就在德国军队准备进驻马其顿的前夕，沙尔平却搭军用飞机前往西班牙马略卡岛与女友相聚，并命令飞行员第二天一早再去接他，以便前往军营看望整装待发的德国官兵。据调查，沙尔平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20次因私使用军用飞机，其中大部分是为了看他的女友。事件曝光之后，举国一片哗然。沙尔平登时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不称职的国防部长”。但是，随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暂时转移了公众注意力。
2002年7月，德国《明星》杂志披露沙尔平在任期间曾经收受一家公关公司支付的14万马克酬金。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消息立刻在德国政坛掀起了巨大波澜。
据调查，沙尔平收到的其中一笔8万马克的汇款是作为回忆录的预付稿酬。其余的6万马克则是沙尔平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在公开场合的演讲费。但是，这种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德国议会议长蒂尔泽率先发难，责令沙尔平在四周之内如实汇报酬金的来龙去脉。因为根据有关德国联邦议员的条例规定，凡联邦议员的额外收入如演讲费等，如在一年之内超过1，55万马克或在一个月之内超过2500马克，必须向联邦议会主席团及时申报。而沙尔平却隐瞒不报。
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尽管沙尔平本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辩解，但其微弱的声音早被舆论风暴淹没。大选在即，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自顾不暇，迅速作出丢卒保车的决定，用《明镜周刊》的话说，“扫地出门仅用了50秒。”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在德国大选前修改联邦议员的行为规范条例。今后议员们的额外收入不仅要向联邦议会议长本人通报，而且要在议会手册上和因特网上公布于众。
综合对比施密特的“专车事件”和沙尔平的“军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舆论监督是打击官员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德国的“第四种权力”
媒体在德国素有“第四种权力”之称，是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按照法律规定，检察院有义务协助记者就腐败问题进行调查。德国拥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这些独立的媒体大多是独资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为了最大程度地占有市场，他们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以期吸引公众注意力。这些讯息也乐意为在野党接收并放大。
例如，2002年8月，德国《图片报》揭露说，一些政府官员滥用免费机票。这些机票是汉莎航空公司对航空里程积累到一定数量的顾客的奖励。由于柏林议员因工作之需到处飞来飞去，因此议院规定，凡是出差所得的免费机票不得挪为私用。但是《图片报》宣称，掌握“假公济私”的人员名单，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绿党新秀奥茨德米尔就在其中。加之他以前曾经接收过一家公关公司提供的低息贷款，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辞去了联邦议院内政发言人的位置。
此外，柏林市副市长、民社党的中坚人物居西也公开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犯有“不可饶恕的过失”，并宣布辞去目前担任的职务。
丑闻爆出之后，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时任总理的施罗德的竞选对手施托伊贝尔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的访问时，施罗德表示：“整个事件的进行方式和方法，让人不得不怀疑幕后有政治企图。”他认为，《图片报》的目的是掀起一场党派运动，从而使在野党在竞选中得利。
更有甚者，社民党总书记明特菲林竟然将始作俑的纳税人联合会和《图片报》告上法庭，罪名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联邦议员的航空里程资料”，从而侵犯了这些人的隐私权。
明特菲林的这一举动触犯了新闻界的众怒。尽管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的《图片报》素为严肃媒体所不齿，但在新闻自由面临侵犯的紧要关头，媒体同仁立刻结成统一战线，将矛头对准了明特菲林。《法兰克福汇报》讽刺说：“这就好比是在地震之后，将怒火发泄在地震仪上一样。”《明镜周刊》也声援道：“这些绯闻已经够让人难堪的了，如果惊惶失措的政治家们希望借助法律甚至是制定新法来限制新闻自由，那么这场讽刺剧终将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根据规定，德国媒体的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对此进行调查。而且允许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
德国纳税人联合会的监督
除新闻媒体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透明国际组织、记者无疆界组织等也是反腐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例如前面提到的纳税人联合会，是一个独立的、超党派的依法注册的协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同业组织。现今旗下拥有32万名成员，并在15个州中设有州协会，所属的卡尔一布劳尔研究所致力于税法研究和财政预算，并将研究报告提供给政府和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纳税人是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税收占德国财政收入的90％以上。因此“浪费纳税人钱财”的罪名往往是最能击中政治家硬伤的利器，比绯闻更具杀伤力。
各项税收之中，收入所得税又是征收范围最广、税源最大的税种，税率为19％…53％累进税率，对有工资收入（包括工资、股息、红利、个人经营收入、各种佣金、报酬等）者征收。单人申报的起征点为7834欧元，家庭申报的为15668欧元。
纳税人联合会的经费来自于会员交纳的会费及民间捐款。主要任务是代表纳税人利益，敦促政府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反对财政浪费。他们还调查政府官员的高额开支及失职行为，通过媒体予以披露。同时每年秋季还出版黑皮书，选择100个公共服务部门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典型案例，给政府施加压力。
例如德国纳税人联合会2007年公布的《公共浪费黑皮书》中指出，两德统一后，政府许多部门在柏林和波恩之间来回搬迁，造成每年大约66000次无谓的飞机出差，以及900万欧元的开支和750吨的运输邮件。为此，联合会建议，所有的政府机构应全部迁往首都柏林。
而在2006年的黑皮书中，德国纳税人联合会列举了这样一个浪费案例：巴伐利亚州一个13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考察”中国的“信访制度”，每人花了4500欧元。联合会主席嘲讽说，这样的访问真是多余，到中国去又能借鉴什么信访制度的经验？莫非想让德国人也和中国人一样，刚出家门便被截访么？！
今年年初，纳税人联合会向《汉堡晚报》爆料说，由汉堡市10名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曾于2008年10月前往上海访问，但是，就整个旅行期间的日程安排来看，该代表团的活动重点并不在于公务出访，而是观光游览。为此，联合会驻汉堡负责人普洛克敦促税务局仔细审核，代表团成员为什么要在返德之前拜访杭州和北京。据悉，他们在北京逗留数日，下榻在每人每夜240欧元的五星级酒店里。
面对媒体的质疑，代表团团长施莱伯表示难以理解，“一切都是照章办事。”他说，“市政府办公厅早在2006年就催促我们前往中国，与上海虹口区签订伙伴协议。正是鉴于这样的请求，我们才进行了这样一次拖延已久的回访。”
打着考察的旗号出国旅游，住豪华酒店，吃美味珍馐，这在中国官员眼中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德国人看来，却是一个关乎道德问题的政治污点。因为身处“人间私语，天闻若雷”的监督环境之中，政治家必须洁身自好到近乎纤尘不染的程度，才能满足公众对其品格的极其苛刻的期待。
德国社民党前主席汉斯一约亨·福格尔素以节俭著称。据说，他平生从未坐过公务舱，总是和普通人一样，蜷缩在狭小的经济舱里。当他每次登机，路过其他的联邦议员的身旁，继续前行寻找他的座位的时候，他总是和蔼地笑笑，招手祝同事们“旅途愉快！”
在他担任慕尼黑市长期间，他总是乘地铁上下班。1981年，他作为柏林市市长的候选人被传唤到中央，就在首都机场，他对前来接机的专车视而不见，面对同事的不解眼神匆匆扔下一句：“对不起，我还没有这个资格。”然后招手叫了一辆计程车。
习惯用放大镜看人的媒体最后给他扣了一顶居“谦”自傲的帽子。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德国报刊除了在发讣告的时候不太吝惜几个好词，基本上都是以尖酸刻薄为行业标准。正是因为有了民间组织的明察、新闻耳目的暗访，外加在野党派的虎视眈眈以及传媒机构的传声筒和扩音器，为官之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战战兢兢做人，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一辆“专车”、一架“军机”，或是几张免费机票撂倒辛苦建立起来的高大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