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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09-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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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前《光明日报》副总编陈清泉同志编辑《陆定一文集》时,问父亲这篇文章要不要修改,父亲亦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拍案而起,率先为乡镇企业正名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活提高,又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但当时中央政策并不明朗,有人认为这是“扰乱经济秩序”,是“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抢占国家资源”,是“地下工厂”,受到打击,视为“违法行为”有一位领导同志,甚至主张把社队企业一下子砍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1981年,河北省一夜间就抓捕200多位企业家,包括马胜利。父亲这年视察工作到家乡,得知家乡无锡两位企业家上吊自杀了。他拍案而起,给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表示家乡人均仅有四分地,不扶植农村企业就富裕不起来,并表示我们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初期让农民大量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大力发展农村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他敢于站出来,对当时的相关政策提出了质疑,为民请愿,而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同志。胡耀邦总书记十分重视,并批转印发给1982年上半年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当然,会上引起一片哗然)。终于,三年之后,1984年中央发布了新的农村政策,为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正名,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中央文件。以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此,江苏的乡镇企业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长,许多家乡的企业家见到父亲,都激动得跪下,说:“是您老救了我们全家”。中央下达了支持乡镇企业的文件,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为这几年父亲所受的压力感到心痛,而父亲却含笑着对我说:“这种事,总是需要有人先提出来的啊!” 
   
  提出“新闻定义”,强调“事实”是“本源” 
   
  父亲主管党的宣传工作达22年,时间之长,在国际共运中绝无仅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不仅提出了“双百”方针、“教育方针”,在宣传领域中他还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1943年8月,父亲在延安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父亲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故此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短短14个字,是现今大学新闻系教科书上所列10余种国内外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个定义,但却蕴含了全部的新闻要素。 
  父亲“新闻定义”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对“新闻”与“事实”及“政治”关系上的论述。父亲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则是第二性的,“政治”也是第二性的,因为其中增加了人为的因素,这就涉及到立场、观点、修养、道德、目的等,以人的意志和社会需要转移成了多种多样的新闻作品。他始终认为:“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 
  父亲不赞同在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前提条件”下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他说:是否为了所谓政治,为了政绩,就能去报喜不报忧,就能去欺上瞒下,就能说假话?这是在强奸民意!混账新闻!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集团有集团的“政治”,地方有地方的“政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实事求是。 
  1945年3月,父亲撰写《解放日报》社论一《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6年1月,父亲就《新华日报》创刊8周年之际,又著写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再一次提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 
  晚年的父亲,又曾多次对相关同志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 
  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实事求是,这一理念陆定一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与一些党风不正的“假大空”宣传和一些人将“政治性”提高到“第一位”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腐败,提出惩治腐败需用“外力”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国家带来了生机,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如贪污腐败、钱权交易、权力寻租等也随之在侵蚀着肌体。父亲在1992年就心痛地对党内同志讲:“我们党已经开始腐败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对此问题十分关心。 
  父亲对我讲:这一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并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但是,反腐机构也是由党来领导的,如果是党的领导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败了,那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父亲又讲:毛主席也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去解决。当然,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那么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当然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是,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我们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惨痛的教训。此时“专政”的主要职能,应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 
  对于当前党内采用“自律”的方法,父亲讲:采用“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所以,父亲主张:“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而且“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对于执政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父亲认为:“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 
  父亲说:“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个必要条件。” 
  父亲在多次会议及与有关同志的交谈中,都坚持了这一观点。 
  1980年6月,为了能保障各级人大和政协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父亲乘《新宪法》修订时期,向党中央呈书,要求在修订《新宪法》时,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要给予“免责”权,列入到宪法的保护中,使其受到法律的保障(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但此呈请最终没有获准,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晚年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是最早被打倒、批斗的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又被吊起来刑讯逼供,关押了13年,许多亲属也被株连迫害,甚至惨死狱中。但是,他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却又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对我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全党幼稚,理论也不成熟。我们跟着主席,向前探索,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探索的过程,有的成功了,是“丰功伟绩”;有的不成功,犯了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在《决议》(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议》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批评。我们不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 
  “毛主席的错误,党作了决议,批评了他,我陆定一也犯了重大错误,没有人批评我,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注:摘自与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 
  “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注:摘自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 
   
  关心党的前途,晚年提出“十大反思”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双百”方针、共产主义过渡期、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提出: 
  党的领导,有个党内民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 
  党的集中,应是以党的民主为基础。要坚决克服和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 
  党与群众的关系,党是要为群众服务,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 
  比如,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提出: 
  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民主。它应该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专政。专制下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现在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 
  父亲主张:放开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父亲指出: 
  民主和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故对民主和自由,我们应该是“扬弃”而不应该是“抛弃”。 
  比如,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他在“反思”中指出: 
  资本主义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是采用扩大贫富差距、加大剥削和社会不公来实现积累过程。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我国的改革,也需要资本积累,但我们是否也要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用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去解决?! 
  等等。 
  在父亲去世10周年前夕,我整理出来他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2008年夏,中央党校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和李君如副校长分别约见了我,对我的整理工作表示“感谢”,并说这(反思)是对我党总结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一份宝贵财富”。 
   
  对子女言传身教。“不要去当官” 
   
  因为工作忙,父亲和我们的直接交流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建国后,父亲的上班时间和主席的工作时间是对应的。主席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父亲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只是早上8点才起床,我们上学看不到他。当时他担任中宣部的部长,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稿。《人民日报》每天凌晨2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父亲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父亲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一本老子《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里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其中“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面变化”的理念,他说你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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