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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掌控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时，青岛市的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三大院校及部分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掀起了揪批本单位的“重点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高潮。其中，有的批判了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有的自发成立了组织。这时，发生了青岛木器一厂部分职工拿出武装部的枪支保卫大字报的事件。
青岛市委为了控制局势，效仿中央向北京大学等单位派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19日开始向青岛医学院等大专院校、青岛市第二中学等中等学校、《青岛日报》社等文化单位以及青岛木器一厂等单位派出了92个工作组或观察组，并要求工作组按照刘少奇制定的《中央八条》和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的《jE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开展工作。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后，取缔了学生、群众中自发成立的各种组织，批斗了带头起来造反、批判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人，当时称为“反击”。
这期间的6月25日，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诱发了后来震惊全国的“青岛事件”的事情。当天，正在青岛市立医院实习的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给院党委和第七病房贴出大字报。部分医院职工认为大字报与事实不符，就与学生展开了辩论。经过当时主持医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张秀文做双方面的工作，使辩论暂时平息下来，但并未解决矛盾。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的指示，决定撤销各学校工作组。8月4日，青岛市委决定撤销派出的所有工作组。这一时间青岛市委与起来造反的学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一次交锋。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确立了“文革”的“左”倾指导方针。全会之后，青岛市的党政当局和起来造反的学生，都以极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开展运动。8月20日，青岛市委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8月23日，各学校刚刚成立的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好得很》的社论的鼓动下，仿效北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疯狂地破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城里赶走所谓的“牛鬼蛇神”。
8月中旬，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师生散发了《给全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市委有很多严重的问题，要想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到底，必须首先搞清市委的问题。”还有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认为市委“怕”字当头，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在前段时间受到学校当局和工作组批判和处理的部分学生到市委追查后台。这样，几部分学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市委。由于《十六条》明确提出学生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央又明文规定“不要限制学生”，所以，市委虽然受到了威胁，却显得束手无策。
8月24日，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医生和教职工，针对他们认为的青岛市委几年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在“文革”中压制群众、包庇镇压群众运动的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等问题，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另有100多名学生到市立…〃医院贴出大字报，要求澄清“六Ni〃事情的真相。当晚，这些学生又联合海洋学院、化工学院等学校的400多名学生到市委，要求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并静坐示威，施加压力。市委常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这实际是丢卒保帅。然而，抛出一个卒子就能保全自己吗？！学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到市立医院，在没有找到张秀文的情况下，武斗了9名医务人员。
8月25日，这些学生揪斗了张秀文，同时，散发了《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消息很快传遍开来。张秀文的被撤职和被揪斗，引起了医务界和社会上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满，青岛市开始出现了以三大院校为代表的学生、红卫兵与部分干部、群众的对立。
当天上午，社会上流传着三大院校的学生要在晚上召开万人大会，砸烂市委的消息。这个消息，是实情还是谣言，来自何处，至今还是个谜。下午，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据副市长王效禹后来说，张敬焘在会议中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是什么？”会议认为问题出在《十六条》没有深入人心上，决定当晚在全市掀起一个学习、宣传《十六条》的高潮，并分别向全市各大系统部署立即上街开展宣传活动。这一决定，打的旗号是学习、宣传《十六条》，实际是要粉碎传说中的学生召开万人大会和砸烂市委的行动。这必然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今天看来，确非明智之举。晚间，数万名干部、工人、市民与三大院校上街的学生相遇，还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包围青岛医学院，双方展开激烈辩论并发生局部的肢体冲突。对立情绪严重升级。
8月26日凌晨，张敬焘出面接见了学生，回答了学生提出的为什么要上街宣传《十六条》和有关市立医院的质问，同时，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又要求学生按《十六条》办事。张敬焘的接见，表明他已经看到了这种混乱情况的危险性。当天，市委发出四条指示，注’要求工农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不准斗学生；干部、工人一律不参加学生的活动；所有机关干部去说服工人、市民撤出医学院周围地区；大型的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一律停下来。经过干部的劝解工作，到28日，宣传《十六条》的活动基本停止了。但是为时已晚，在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中陷于孤立的学生，已于26日向全国各高校发出了“紧急呼吁”，诉说“遭到了武装警察和工人、群众的围攻”，有“140名师生被打伤”。“紧急呼吁”发出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20多所外地大学的1000多名师生赶到青岛进行支援。事态扩大了。
8月27日，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赶到青岛，了解情况，之后向中央作了汇报。29日，青岛三大院校及外地到青岛支持的学生召开了“革命造反誓师大会”。会上，给张敬焘戴上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纸帽子，进行罚跪批斗，同时宣读了中共山东省委责令张敬焘向三大院校师生做检查、听取批评的电报。30日，谭启龙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工作组到青岛解决问题。当日，部分学生再次揪斗了张敬焘。学生野蛮揪斗张敬焘，无疑刺激了部分干部、工人、市民的对立情绪。
8月31日晚，谭启龙在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大会上宣布：省委已请示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时，正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省委工作组澄清“八二五”事件真相，确保张敬焘人身安全。消息传来，立即引起了这些人不满情绪的爆炸。他们成立了服务小组，召开了大会，并向中共中央发去了要求“做出正确决定”的急电。9月1日凌晨3时，谭启龙到市委门前传达了刚刚收到的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张敬焘同志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指示传达后，大会作出了恢复张敬焘职务、严惩右派学生的“六项决议”。
9月1日上午，青岛全市流传着“中央决定恢复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谣言和传单，而且《青岛日报》竟为这一假消息出了“号外”。
谣言满天飞后，各单位纷纷到市委给张敬焘送慰问信，形成了“自发庆祝游行”，游行的规模，有10万至40万人的各种说法不等。这中间，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冲进青岛医学院，高呼“抓右派学生”等口号，形成围攻之势。更有甚者，青岛市北区的法院和检察院勒令师生在24小时内投案自首，“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9月1日当晚，青岛市委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就青岛的形势和张敬焘没有恢复第一书记职务等问题讲了话，实际上是辟谣。但是，部分人不满意，拒绝离开会场，又形成了有4万多人参加的静坐大会。静坐大会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三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央撤销山东省委对张敬焘的处分决定。2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复电称：“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此时，青岛静坐大会又作出了一个与前一个“六项决议”相类似的“六项决议”。9月4日，中央正式作出了对青岛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心内容是，中央委托谭启龙妥善解决问题；工人和学生要团结一致。谭启龙随即提出了分两步走解决青岛问题，首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然后解决市委领导班子的问题。
青岛市9月1日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称为“青岛事件”。引发9月1日“自发庆祝游行”的是一则谣言。这则谣言来自何处？《青岛日报》为什么敢为谣言印“号外”？时至今日仍是个谜。有些人把庆祝游行说成是“自发”的，显然站不住脚。参加游行的人数达10万至40万之多，占青岛市100万人口中除去老人、小孩之外的近半数或超半数，如此大的规模，没有人组织是不可信的。况且，游行队伍井然有序，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目的十分明确，这不是“自发”所能做到的。至于谁是组织者，尽管此后造反派进行了追究，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不过，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庆祝游行对谁有利。显然，对以张敬焘为代表的群体有利。所以，有人认为各级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是有道理的。说“自发”的人。一方面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是为了宣传张敬焘深得民心，撤销张敬焘的职务是错误的。
9月7日，毛泽东对“青岛事件”作出批示，批示是写在青岛市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王效禹9月4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这个报告是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示如下：“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您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笔者保留的当年社会上流传的毛泽东的批示，与上述有一处不同，即在“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后面还有一句话“都是错误的”。
9月11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示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出四条具体规定。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但令人不解的是，谭启龙当时没有在青岛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是中央不允许传达？还是为了限制王效禹的影响？
谭启龙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协商解决青岛问题的指示，于9月20日召开了由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大中学校师生、干部等各方面代表1174人参加的协商会议。因为各方代表分歧意见甚大，会场秩序混乱，最后不得不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谭启龙的讲话和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以为回应。在会议期间，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师生驱出了会场。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当然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不过，“青岛事件”是暂时平息下去了。9月24日，谭启龙返回了济南。
谭启龙在近一个月中三下青岛处理青岛问题，虽然解决了大规模围攻师生的问题，但对化解矛盾收效甚微。在“青岛事件”前后，有近千名师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9月1日之后的半个月，许多人感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只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9月7日的公开支持，造反的师生才摆脱了困境，占据了上风。“青岛事件”中，市委及部分干部、工人、市民与造反师生、群众的斗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