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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青岛东方红、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等23个造反组织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大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第一号通令》。《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着重阐述了夺权的理由，目的是表明夺权的合法性。《第一号通令》规定：封闭青岛市委、市政府，停止其一切活动；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委员会。同时号召夺取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权。当时，王效禹发表了《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的声明。《声明》中说，“坚决支持和拥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了青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从今天起，辞去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的职务，愿意在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领导下，当好普通一兵。”这份《声明》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凝聚了大部分造反派及中间派的力量，孤立了小部分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二是分裂了保守派队伍；三是吸引了部分干部的支持。
尽管王效禹发表声明支持夺权，但他对夺取的权力能否保得住并不自信。夺权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文革小组，称权是夺过来了，目前看还有被夺回去的可能。建议中央尽快表态支持。
青岛市的新造反政权，确实遇到了挑战。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一个方面是保守派，但反对派的力量并不强大。一度出现的围攻《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抗争，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1月27日，关锋电话告知王效禹，中央已承认青岛的“一·二二夺权”。这时，毛泽东批准了青岛市的夺权，林彪直接指示驻青岛部队要支持青岛市的夺权，周恩来表扬了青岛市的夺权。
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1月29日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王效禹在大会上讲话，强调“这个权夺得好，夺得对”，提出“防止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要求造反派“以团结为重”，指出“既然权力我们能够夺过来，我们必然把它管好，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够把它管好”。驻青岛的陆军某部负责人和海军北海舰队负责人分别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一些造反组织的代表也讲话表示支持联合夺权。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第二号通令》、《第三号通令》。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出了《第一号紧急通告》，要求只准文斗，不许武斗；各个革命组织都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把挑动武斗和制造分裂的幕后策划者揪出来，依法严厉惩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号紧急通告》表明，这个造反政权要以强力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稳定。
1月29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青岛夺权的消息。1月30日，《人民日报》针对青岛夺权发表了《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赞扬青岛夺权“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指出青岛夺权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号召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青岛夺权消息播出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全市造反派组织，特别是驻青岛的解放军部队，立即走上街头，举行庆祝游行，欢庆夺权的胜利。1月30日出版的《青岛日报》，发表了王效禹1月22日的《声明》和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的文章《百分之百地支持革命造反派》，以示革命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对夺权的支持。自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后改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取得了合法地位。
“青岛夺权”，为什么比较顺利且取得成功，笔者认为有以下六条原因。（一）造反派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强有力的支持。事实表明，造反派从“青岛事件”到“青岛夺权”，都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支持。现在一些著作和文章说是造反派仅仅得到了康生的支持，是不全面的。（二）造反派经受了斗争的磨炼。事实表明，造反派经过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经受了风雨，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本领。（三）王效禹发挥了核心作用。事实表明，因为王效禹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王力、关锋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有着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所以他能够发挥也确实发挥了核心作用。（四）反对派力量较弱。事实表明，保守派在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中，连续遭到打击；分裂出去的造反派的力量和影响力都不大，而两者又不可能联合起来，所以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力量。（五）夺权采用了闪电战术。事实表明，夺权前后的每个步骤都相当紧凑，夺权之后王效禹即建议中共中央尽快表态支持。从宣布夺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夺权消息，仅仅7天时间，这就使反对派没有时间形成抗衡力量。这被王效禹后来称之为闪电战术。应该承认，因为王效禹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担任军队领导人，所以有着比较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把军事斗争中的闪电战术用在了夺权上。此后他在夺取山东省党政大权时依然采取了闪电战术，不过就没有这么奏效了。（六）军队的大力支持。事实表明，军队尽管是在夺权之后奉命支持的，但其威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67年1月31日，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效禹率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到达省会济南，展开了又一场夺权斗争。
注释：
注1、2、3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中共青岛地方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180页、181页、181页。
注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1版124页。
注5张敬焘：《难忘的岁月》，载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与思考》第一辑第31页。
注6、7、8、9
山东海洋学院“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小组”、“革命造反战斗队”；《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报告》（1966年11月7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第一届政协秘书处工作琐忆·孙小礼
有生以来，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最令我高兴、振奋的第一件事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件事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第三件事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而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我最难忘的历史时刻，因为我有一段在新政协（后来改称为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秘书处工作的经历，亲身参加了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人民政协会议的一些会务工作。那团结、欢腾的热烈场面，那忙碌、激动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
进入中南海
1949年夏，我从北平贝满女中高中毕业。8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团市委通知我说：中央有一项紧急政治任务，需要从高中毕业生中抽调20名党团员去参加工作，我是其中的党员之一。要我准备好被褥和必要的衣物，在8月20日中午l时到团市委门口集合，有车送我们到工作地点，是什么地方到那里就知道了。我从这位干部的谈话口吻中感觉到是要去一个神圣的崇高的革命岗位，正有紧张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
我准时到东单的团市委集合，20个人陆续到齐，有19名男生，只有我1人是女生。我们各自提着行李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经过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一直开到中南海的东门。进门后卡车沿着湖边的小道缓缓而行，最后停在了勤政殿。一位穿灰色制服的男同志招呼我们下车，把我们领进勤政殿的一个会议室。啊！原来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中南海。
丁大姐的叮嘱
在会议室坐下之后，一位胖胖的女同志站起来向我们讲话。她首先代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欢迎我们来工作，接着介绍筹备会的机构设置概况：秘书长是李维汉，副秘书长有孙起孟、阎宝航、宦乡、连贯、罗叔章、齐燕铭等人。秘书处的工作由齐燕铭直接领导。然后她介绍自己叫丁洁如，是秘书处副处长。她说，新政协还有一个月就要开会了，筹备工作非常紧张，人手不够，所以从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中抽调一批党团员来补充秘书处的力量。她恳切地鼓励我们：“你们是先进的优秀青年，相信你们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批得力的生力军，你们一定能为新政协的召开，为成立统一的新中国做出贡献。”她叮嘱说：“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但要认认真真地工作，还要严格地遵守组织纪律，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不该问的事情不要问，不该拿的东西不要拿……”最后她宣布对我们的工作分配，在念到去议事科工作的人员名单时，听到了我的名字。
分到议事科
我们一批分到议事科的人立即跟着一位年轻同志到了勤政殿西北侧的办公室。
议事科科长孙传禄，副科长迟先达、李鸿礼，记录组组长左达，副组长陈然等人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们。孙科长向我们解释“议事科”是什么意思，所谓“议事”，就是会议的各种事务。例如，制作会议代表名册、发会议通知书、安排会议代表报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做记录、大会投票时统计票数，以及会议上的各种临时性任务。他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任务非常繁重，经常要开夜车。但是当天首先要把食宿安顿好。
孙科长还说，李维汉同志过几天要和筹备会全体工作人员见面。但是8月下旬，李维汉摔伤了腿，就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了。林伯渠同志向全体工作人员讲了一次话，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一定要把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政协会议开好。在这次会上我们见到了六位副秘书长。
住进西芭所
那天下午，议事科的同志带我们到住处西芭所，走进里面的一个四合院，男士们都住进了那间大北屋，而我一个人被安排在西厢房，房里有两张床，一个桌子和两把椅子，土地很潮湿，墙边长着长长短短的青草。我把行李打开，把床铺好，把衣服和洗漱用具分别放在椅子和桌子上。接着，我们被领去食堂吃饭。食堂设在瀛台，这是从前慈禧太后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
晚饭以后，我们这批新来的人一起到海边散步，直到天色已黑才回到西芭所。我刚进屋，一位中年妇女端着脸盆进来了，后面还有人帮她抱着铺盖卷。她一见我就说：“你就是新来的吧，领导叫我搬到这里来住，就是为了陪你！”她边说边整理东西，不几分钟，说了一句“我正忙着呢！”就走了。我和她共住一屋两个来月，每天各自早出晚归，我经常半夜才回来，或者她已经睡了，或者她还没有回来；早上我一睁眼就起床，赶紧往食堂或办公室跑，或者她已走了，或者她还在睡着，几乎没有见面说话的机会，以致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
多给我5斤小米
第二天早上，科里发给我们每人一套灰布制服，一枚印着“中南海”三个红字的银灰色圆形徽章，还有8月份的津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领工作服，第一次领津贴，美滋滋的感觉溢于言表。
当时实行供给制，男同志每月20斤小米。女同志则每月25斤小米，因为每斤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