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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主张，充分表现了一位教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远见卓识。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在国外，他的思想没有多大变
化，仍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后来反对辛亥革命。1927年病故于青岛。
②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 （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出
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接受西学影响，18岁时（1891年）
师从康有为，就学于万木草堂，深得康师赏识，并深受当时变法维新思
想的影响。 1898年，他积极参加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受命起
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极力倡导教育改革。其主要教育著作有《变法
通义》、《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论教育当定宗旨》等，多收录于《饮
冰室文集》。
梁启超非常重视教育的“开民智”作用。他认为变法的根本在“开
民智”、“育人才”，因为变法的基本要求是“兴民权”。他从“智”
能生“权”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开智”的作用，“今日中国之大患，
苦于人才之不足”。因此，他把兴学校、开民智看作救亡图存的头等大
事。在“开民智”的问题上，他主张既要“开民智”，又要“开绅智”
和“开官智”，这样，才能使各阶层人士“都能广其见识，破其愚谬”，
才能顺利行新法，开风气。他提出不仅要设一般学堂，还要设官吏学堂，
努力造就一大批“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底”的精干分子和“识
才兼备”的官吏。他还提出学习是终身的事情，人人要终身受教育，“贵
至君主，贱至皮匠莫不皆然”。
梁启超认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新民”。他的“新民”标准是：具
① 梁启超： 《南海康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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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国心、公共心、独立性、自治力等。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学校教育
“养成一种特色的国民”。这种国民能“自克自修”，“翦劣下之根性”，
养成“完粹之品格”。培养出这样的“新民”，再由他们去改良社会，
国家就能走向独立富强之路。他认为传统教育培养的人只重私德，缺乏
公德观念，不具备作为国民的资格。他认为，在“今日列国并立，弱肉
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如不确立正确的教育宗旨和育才目标，中国
在世界上是“绝无立足之地”的。针对中国的落后状况，梁启超积极主
张变科举、兴学校。他提出了改革科举的具体方案。对于师范教育的作
用，他给予了极大重视，认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力倡建立师范
学堂，发展师范教育。梁启超坚持“男女平权”的观点，积极提倡兴办
女学，并计划在上海设一女子学堂。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反映了他的积极进取、乐观、自信的精神，表
现了他发展教育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他的主张，对当时的中国社会
起到了改变社会风气的作用。当然，他的理论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
其思想还限于唯心主义的社会改良范畴。
③严复的教育思想。严复 （1853—1921年），福建侯官人，近代中
国早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清代末期教育家。他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赴英国海军学校
留学，1879年回国。严复一生传播西学、培养维新人才、热心从教；历
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北京大学校长。他还与人
合办过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他在长期的教育
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的悲剧是后来参加“筹安会”，拥护
袁世凯称帝，从新派行列退到了旧学营垒。
严复主张教育救国。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大患”在于“愚”、“贫”、
“弱”；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愈愚”、“疗贫”、“起弱”；“三者
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他认为，从讲求西学入手，通过教育途径，
就能达到“愈愚”、“疗贫”和“起弱”的目的，实现救亡图存之愿望。
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主张。“新民德”
就是要培养人民守信、奉公、爱国的品质。他重视教育的“开民智”作
用，在当时有利于民权思想的宣传。但他的“教育救国”主张，在当时
就受到批评，认为不切中国实际，孙中山先生在伦敦和他进行过辩论。
严复批判旧学，宣传西学。他对旧教育进行了尖锐批判，锋芒所向
直指八股取士、传统汉学、宋学及词章之学。他认为这些旧学虽有些学
问，但这种“学问”多是烦琐的、形式主义的，因而是“无实”和“无
用”的。他宣传西学，主要是通过他的译著进行的。他翻译了赫胥黎的
《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
学》、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这些书直接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了西方国家的治学
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
严复制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教育制度蓝图。他提出，儿童在十六七
岁以前受初等教育，入蒙学堂与小学堂。小学堂的教学目的是“粗通经
义史事”，能写“条达妥适之文”；功课以旧学为主，也学习西学读物。
16—20岁的青少年接受中等教育，课程以西学为重点，西学科一律以洋
文授课。高等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西学。高等学堂和专门学堂聘用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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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不用中国教习，班型大、学生多时可聘中国人为助教。
严复的教育思想对改变人们的教育意识，使中国教育从封建传统的
禁锢中解放出来，走向世界，走向实际，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他自
己也没有坚持到底。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的教育家们扎扎实实地进行了批判旧
学、宣传西学和提倡新学的改革文化教育制度的活动。他们废八股，变
科举，广兴学堂；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局，编译外国教科书和各种书籍；
还鼓励自由设立报馆；各学堂选派聪颖子弟出国留学等，大大推动了人
民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崭新思想和
办学实践，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他们倾慕西学，追求实学，放眼看世
界，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活跃的局面。
（3）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与近代中国大学的诞生
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是“百日维新”期间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师大学堂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朝末年最为著名的新式大学。
关于京师大学堂的设置，早在“百日维新”之前就有创议。最早提出兴
办京师大学堂的文献见于1896年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1898年“百
日维新”期间，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
程》，稍后总理衙门接到光绪帝的“上谕”，准设京师大学堂，并派吏
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事务。
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行政组织的萌芽和有别于封
建旧教育体制下学校管理模式的出现。根据当时大臣的奏议和 《京师大
学堂章程》的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地位“为各省之表率”，“各省学堂
皆当归大学堂统辖”。管学大臣的职责非以管理大学堂事务为限，实际
上是全国教育行政的最高长官。以后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另设大学
堂总监督。学务大臣统辖京外各学，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后来，张
之洞、张百熙等又奏请设立学部，京师大学堂又隶属于学部名下。到民
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近代中国大学的诞生，始于1895年盛宣怀报经清政府批准后在天津
办的天津中西学学堂。盛宣怀在奏章中说：“此外国所谓大学也”。这
所学堂于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即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教育改革，并逐渐形成了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其标志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正式颁布了
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共同拟定的 《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
个章程把高等教育分为三级，即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这是我国
近代最早由中央政府确定的高等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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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本和印度教育
1。日本教育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19世纪60—70年代的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以前，神道思想和儒家思
想在日本教育领域中占着主导地位。教育机构有幕府直辖学校、藩学和
“民众”教育所等。比较有名的幕府直辖学校有昌平坂学问所、和学讲
习所、开成所和医学所。昌平坂学问所是日本的儒学研究中心；和学讲
习所讲授日本国学；开成所传授西方学术和语言；医学所教授西洋医学。
藩学设在大名的领地，教育各藩的武士。“民众”教育所有乡学和寺子
屋等，是为大藩的支族及家臣子弟或庶民开设的学校。明治维新以前的
日本教育等级森严，学校数量也少，设备简陋，教学内容也很单调贫乏，
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1）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形成
“维新”之初，明治政府就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
“文明开化”的纲领性改革口号，确定了明治政府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总
方向。1868年3月发布的政府施政纲领——《御誓文》提出“破从来之
陋习”和“求知识于世界”两条原则，表明日本决定放弃闭关自守政策
和学习西方的决心。以西方教育为榜样，进行教育改革，在日本确立资
本主义教育制度，是明治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明治维新是统治者
自上而下发动推行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保留了
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和军国主义特征，这对日本新教育制度的形成有深
刻的影响。
①培养忠顺臣民和孝子的教育宗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把学
习西方、兴办教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以天皇名义于1879年发布的《教学
大旨》和1890年的《教育敕语》确定了日本教育的宗旨。
1874—1888年，日本兴起了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
改革运动。社会各阶层，包括教师和学生都投入了斗争的行列。他们提
出召开民选的国会，制定宪法，以及减轻地税等。
为了遏制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潮，1879年日本天皇发布《教学大
旨》。《大旨》起草者元田永孚（1818—1891年）是天皇的侍讲，一个
顽固的儒学家。《教学大旨》突出强调日本教育的宗旨在于根据祖宗的
训典，形成忠孝仁义的思想品德，完成“臣民”教育的任务；明确提出
培养忠孝仁义的道德和探求知识才艺是相并列的教学要务。《教学大旨》
明显地反映了日本近代教育在学习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同时，
仍坚持把灌输儒家道德作为教育的中心任务。
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受到了镇压，但同时也实行了
君主立宪，并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天皇下达《教育敕语》，
它实际上具有法律效力，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基本法。它重申日本教育
的目标是培养天皇的忠顺臣民和父辈的孝子。在道德教育方面还强调了
爱国和守法教育。在教学方面，提出要重视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以适应
富国强兵的需要。《教育敕语》的基本精神符合日本统治阶级的意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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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一直支配着日本教育；而且作为国民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长期
影响日本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国民的整个精神生活。直到1945年情
况才发生了某些变化。
②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