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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残酷的眼光研究左右历史运动的那个隐在的法则。一旦文学变为研究而非渲泻，那么，指责它在研究中的冷静也就相当于指责它曾在渲泻中的不冷静。超乎于历史的混乱之上，以某种外在于历史的视角——全能的视角——透视历史，这是那个时代精神领域的一种倾向。要是没有这种理解，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三十年后——一九一四年——当普遍认为将要出现“历史”（一战）的时侯，作为当时精神界领袖的罗曼·罗兰从“历史”中抽身出来，并以《超出混战》的宣言为自己的“退出”作解释。
自然主义几乎抛弃了“我”这个带有过分主观色彩的第一人称叙述，认为它是浪漫主义的一个不负责任的发明，其肇始是华兹华斯《抒情歌摇集》里的那句“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外露”。即使自然主义者极偶然地用了“我”这个叙述人称，那也是将它充分客观化了。自然主义倾向于呈示客观的存在物，它不像一个提词员似的经常打断叙述，插入到场景中。它的倾向性最多是显示在题材的选择与处理上，而我们从题材的选择及处理中直接演绎作者的倾向时，往往得格外留神。
假若说莫泊桑对天主教及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这是他此后的最明显的倾向——那么，他却展望着某一种“历史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为“贵族”，不是源于血缘的“贵族”，而是某种“精神贵族”：“我所说的贵族，并非豪门贵族，而是一个民族的真正有智慧的那一部分。”这种“贵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历史中：“在民众中正在经历着一种选择，一些比较聪明的人正从民众中分离出来，构成另一个中间的、更有文化的、高等的阶级；高等种族的人则经常由于脑力衰竭而回到民众中来。”无疑，莫泊桑在描绘这一种精神贵族时，闪现在他脑海里的一个样板肯定是克鲁瓦塞小团体。当然，这些团体是排他性的，只是少数人的社会；进入这个社会的资格不是财产或者门第，而是精神的富有。对于那些既无财产也无学识的下层社会来说，这个社会的大门是紧闭的。这种天真的社会构想除了是对现实社会的政治力量——上层社会及其对立面的下层社会——的失望之外，还是什么别的呢？这种失望的一个后果是：让虚无主义的雾气笼罩自己的命运以及“历史”的命运，而这将是悲观主义的肥壤。莫泊桑一八八四年的一篇专栏文章这样悲观地写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办不到，什么也猜不到，什么也想象不到，我们被封闭和禁锢在自我之中……只有死亡是一定的！”
莫泊桑写下这种叔本华似的句子的时候，也是他在文学上硕果累累的时候。一八八四年以及一八八五年，他一连出版了五个小说集以及继
《一生》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漂亮朋友》。
在这些小说集中，他重复了以前的几个主题——小职员的，普法战争的，诺曼第的——因而更多的不是从深度而是从广度上描绘了那个时代。
谈起那场作为民族耻辱的失败，莫泊桑仍把责任加于“集体”。他隐约地指出过：当个人融入集体而被一种夸大的集体热情支配时，那他往往陷入一种盲目之中。 《两个朋友》便以莫里索和索瓦热的可怕遭遇说明一种盲目的集体狂热的灾难性的后果。莫里索和索瓦热，两个钓鱼迷，仗着几杯苦艾酒的酒力，居然悄悄离开被围的巴黎，前去玛朗特岛钓鱼。当然，钓鱼这种和平时代的爱好一旦被置于战争的恐怖场景上，就具有了某种黑色幽默的色彩；而这两个钓鱼迷一心想着侥幸地躲过“敌人”的视野，却不知道战神的怒眼正窥视着每一个穿军服和不穿军服的人。就在他们忘情于垂钓时，远处的瓦来利昂山响起了大炮的轰隆声。“除非是傻瓜才会这样自相残杀！”性情一向平和的莫里索愤愤地说：“您倒想想看，”索瓦热接过他的话，说，“只要世界上还有政府，这种情况就永远不会改变。”而当莫里索暗示也许共和国制政府可使法国免于战争时，索瓦热打断他，说，“有了国王，我们就要同外国打仗；有了共和国，我们就要打内战。”这句有政治总结性及预见性的话，恰恰显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怀疑。就在这两个人谈论战争的时候，普鲁士人悄没声地围了过来，抓住了他们，并以处死间谍的名义处死了他们。这里，个体的生命再次成了某种盲目的集体狂热——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莫泊桑的天才的洞察不仅在于描绘了集体狂热对于个体的残害，还在于提供了个体对于集体狂热的反抗或者复仇，而这也许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它不是叙述一种已成事实的集体狂热，而是象描述一粒种子的发芽一样描述集体狂怎样在个体的内在性中滋生。一个被当地人认为是“吝啬而又难弄”的人，米隆老爹，这个诺曼第的老农民，以农民才有的那种机智与残忍，借着黑夜的掩护，接连杀了十六个普鲁士巡逻兵。
在他被枪毙前，他是这样对审问他的普鲁士军官说的：“我呀，我可不是成心要跟你们过不去！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就连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这同一种情绪在索瓦热老婆婆这个乡下老女人的身上萌发出来，并最终化成了复仇的火焰。可是，当初，当四个普鲁士征服者——“这是四个肥胖的小伙子，金黄色的皮肤，金黄色的胡子，蓝眼睛。”莫泊桑这样描写道——住进她的家里时，她是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们的。“她也很爱这四个敌人，”莫泊桑说：“因为乡下人没有什么爱国心激起的仇恨；那只有上层阶级的人才有。”而这四个敌人呢，也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索瓦热老婆婆，“象四个守着母亲的孝顺儿子似的。”莫泊桑这样写道。这是一幅奇特的和平图景，其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宛如一家，——因为他们没有那种使人分裂甚至对立的国家观念。
不久，这个国家观念像阴影一样嵌入这个和平图景：索瓦热老婆婆的亲生儿子，维克托，在战场上被普鲁士人的炮弹炸死了。充溢于米隆老爹内心的那同一种情感狂潮，一种从抽象的国家观念流向具体的个体内心的浪流，很快就把索瓦热老婆婆推向了复仇；而她对于一个抽象的国家的复仇不可避免地具体落在眼前这四个普鲁士人身人，——仅仅因为他们是普鲁士人，他们的一颗炮弹炸死了维克托，他们必须为这个抽象的观念承当罪责。索瓦热者婆婆点燃了木屋，把睡在阁楼上的四个普鲁士人烧死在里面。莫泊桑在结尾处以“我”的角度说了一番世界主义的话：“可是我这时候却在想那四个烧死在这所茅屋里的善良的小伙子的母亲，想另一位被枪杀在这堵墙边的母亲的残忍的英勇行为。”这一句话透露了莫泊桑的一个被后一个时代少数知识分子——罗曼·罗兰以及黑塞，等等——分享的观点，即：人在质朴的状态下都是善的，真的；而一当被社会赋予了角色，则变为一种盲目热情的工具。要是我们细读一下莫泊桑对四个“善良的小伙子”在雪光中用冷水冲澡的描写，那么我们也许不会忽略他的这番苦心，即把“制服化了”的人还原为朴素的人。
假若我们把莫泊桑置于民族主义的任何一端，我们也许并没有错，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法国人，曾穿着法国军队的制服出征过、溃退过；然而，这却并不十分真实，因为战争的荒谬性使他看出操纵战争的只是一种源于上层阶级利益的因素，而上层阶级却以“国家”的名义动员整个民族，让无辜的人在战场上厮杀，厮杀得几乎忘了为何厮杀。“战争，我们看见过战争。”这位退伍的法国士兵写道，“我们看见人重又变得粗野，疯狂，为了取乐、出于恐惧、为了逞凶、为了自我炫耀而杀人。
于是权力不复存在，法律死亡，正义的概念消失净尽。”莫泊桑反对的不是战争中的哪一方，而是战争本身，这就使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高度。这种世界主义的准确含义其实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和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不同的更世俗化的人道主义。这是理解莫泊桑全部作品的一个根本，因为它是他作品的潜在的文本。
小职员的荣与辱是这几个小说集的另一个主题；这里，他着力剖析了人性的一种扭曲的形状，一种病态——虚荣。一个教育部的小科员的妻子想在一次来之不易的舞会上出番风头，于是借了一串项链。当然，舞会开得非常成功；“她已经陶醉在欢乐之中，什么也不想，只是兴奋地、发狂地跳舞。她的美丽战胜了一切，她的成功充满了光辉，所有这些人都对自己殷勤献媚、阿谀赞扬、垂涎欲滴，妇人心中认为最甜美的胜利已完完全全握在手中，她便在这一片幸福的云中舞着。”莫泊桑写到这里，笔锋一转，透露出了罗瓦赛尔太太——就是这位陶醉在成功中的女主角——的那片幸福的云后面的凄凉的背景：“她在早上四点钟才离开。她的丈夫从十二点起就在一间没有人的小客厅里睡着了。客厅里还躺着另外三位先生，他们的太太也正在尽情欢乐。”这个凄凉的背景不久就显形了：罗瓦赛尔太太丢失了那一串项链。为了赔偿，他们一家在苦难中熬了十年；而最后呢，那串项链却是假的。这真是对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虚荣心的一个残忍的讥讽。
有意识的是，当莫泊桑这个曾经的海军部小职员描绘小职员的荣辱时，却总让那个躲在小职员削瘦的身体后的那个更消瘦、更神经质的女人出场，——因为，无论如何，从一个女人的状况，最能透视一个家庭的境况。所以，当达夫朗什太太——她对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常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含蓄、恶毒的责备话发泄在她丈夫身上，而作丈夫的呢，总是张开手摸一下额头，好象要抹去根本不存在的汗珠。——在勒阿弗尔的港口上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时，这个家庭的昭然若揭的捉襟见肘的窘境，也就了然于心了。可是，莫泊桑却赋予这个家庭一种遥远的希望，这就是每当看见轮船向上空喷着蜿蜒如蛇的黑烟，从天边驶来的时候，达夫朗什先生所说的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就在这条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这个希望带给这个寒酸的小职员家庭一种生气，一种让他们仿佛望见不久将要栖身其间的别墅的想象。可是，正如罗瓦赛尔太太的想象或者梦想之下，总潜着一个象寒冬的铁一样又硬又冷的经济现实，达夫郎什太太的泽西岛之行也触在了“贫困”这个暗礁上，撞得粉碎：于勒，达夫朗什一家日思夜盼的于勒，终于回到了法国——不过，不是如同他们所想象的挥着手帕、高喊“喂！菲利普！”归来，而靠乞讨或者干些下贱活归来。于勒，在达夫朗什太太的眼里，顿时失去了传奇的色彩，重新成为“一个坏蛋，一个流氓，一个无赖”，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恶棍
。贫困对于人性的扭曲并不是莫泊桑发现的一个主题，但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这么小的场景上对这一主题挖掘得那么深。
再看另外一篇，篇名《伞》：奥莱依太太，一个陆军部主任科员的妻子，是个吝啬的女人。两年来，她一直叫奥莱依先生挟着那把满身补丁的伞上办公室，老是招来同事们讪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同事们开了一个玩笑，把这把伞烧出了几个洞。这可急坏了奥莱依太太；这时，她突然想起了“马台内尔火灾保险公司”，一家动辄出手几十万法朗赔偿金的大公司，她得让这家公司承担十八法朗的损失。她居然成功了。
这等尖刻的讽刺如果换用另外一个作家的手笔，那肯定会被漫画化。然而莫泊桑赋予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一种真实的动感——心灵的动感及其形之于外的身体的动感，使其在真实的小场景上真实地生活。这里存在着一种艺术的分寸感，一种与浪漫派们一泻无余的放纵作风不同的冷静作风。莫泊桑自己在一篇题为《小说》的序言中区分了这两种风格。在他看来，放纵作风（“昨日的小说家”）选择和描写生活的巨变，灵魂的激烈状态，甚至大自然最肆虐时的场面，总而言之，它追求一种气势的宏伟、壮丽，而不大考虑逼真的问题；而“真”却是冷静作风（“今日的小说家”）的一个目的，它只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以“把生活的准确形象描绘给我们，”迫使（“强迫”）读者去思考，而不是仅被感动。这差一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