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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月明之夜，阿金在河边洗衣服，头晕跌下河去，因身体不便，爬不起来，就这样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赖和有几句诗是形容日据时代台湾百姓生活的：
剥尽膏脂更摘心身虽苦痛敢呻吟
忍饥粜米甘完税身病尺寒沿典衾
秦得参、添福、阿金们的遭遇就是这些诗句最好的脚注。剥尽他们的膏脂更摘去他们的心的，不只有日本殖民者，还有台湾的封建势力。人民在这层层盘剥榨取残害践踏之下痛苦哀号，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四、曲折隐忍不息复仇心声：对受虐者奋起的呼唤与歌颂
尽管处于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文学作品不能正面对日本殖民者口诛笔伐，赖和却毫不妥协，他的小说仍然曲折地表现出受虐者的觉醒与反抗。如《一杆“称仔”》中，秦得参宁死也不愿做畜牲，采取同归于尽的方式向施虐者复仇；《丰作》中，蔗农们组织起来包围会社，对新的采伐规则提出抗议。这是表现下层人民不屈的精神，《阿四》和《善讼人的故事》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传达出台湾的吼声。
《阿四》是未发表的作品，很可能因为其中颇具明显的反抗意识而不便发表。
阿四从医院退职以后，顺从家人的劝说，在乡里开起诊所来。他原以为自己开业是自由的，然而，殖民者强加的种种法律法规无处不在，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在先驱者说服下，他觉悟到他所遇到的种种不平的原因所在，并知晓了补救的方法。朋友对他说：“这是属于政治一方面的运动，单事原文如此，见《赖和全集》第1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69页。政治运动，不能算是完善的方法，因为多数民众若不会共鸣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一方面须从事民众的启蒙运动，台湾民众所受的政治上的压迫痛苦也已够了，所受官权的欺凌将到不能再忍了，吾们向大众宣传他们所受痛苦的原因，向他们表示同情，教他们须求自救，他们波涌似的倾向到吾们这边来。”
朋友的启示，让阿四的欢喜“有似哥伦布的发现美洲，也似溺在深渊，将失去自浮力的时候，忽遇到救命艇。因为以前他所抱的不平，所经验的痛苦，所郁积的愤恨，一旦晓得其所以然，心胸顿觉开阔了许多”。从此，他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运动者。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过去所构想的事业纯属虚幻，只有为大众服务，才是正当的事业、光荣的事业。
有一年暑假，东京的台湾留学生组织了一个讲演队，想为台湾民众的文化向上尽一点微力。但是“支配阶级一方面，被久来的传统思想所支配，以为民众是冥蒙无知，较易统治，若使他们晓得有所谓民权，有所谓正当的要求，晓得官民原属平等，便于他们的统治上有所不便，因为支配阶级们扬威惯了，蹂躏百姓们惯了”，所以对讲演多方阻挠，务使学生不能向民众开口，讲演队在台北就到处碰壁。阿四所在的地方青年会闻知这一情况，便不顾威胁提供场所，并为其计划一切事务，使讲演队终能向民众发出第一声呼喊。事后，当局觉得支持讲演队的人冒渎了他们的威严，找茬儿报复支持者。阿四并不因此有所畏缩，仍然热心于启蒙运动，到处讲演。
1923年12月16日，阿四的诊所门前忽然来了一队警官，搜查抓捕，将阿四带到郡衙。阿四家人惊慌失措，到了下午才知道台湾全土“一时被检举，共有三十余人”，是因为“议会设置请愿”事件而获罪。阿四因罪状较轻，与另外十多个人，只受到三周的拘留便被释放，余者在拘留六个月后，才付于公判。“这次的裁判，司法当局受到权力的左右，已不能保持法的尊严了。三审的结果，各判为有罪”。
阿四受到这次迫害，“对于支配者非常憎恶。把关联于他们的事务，一律辞掉，决意不和他们协作。也觉得此后的压迫一定加倍横虐，前途阻碍更多。但他并不因此灰心退缩，还是向着惟一光明之路前进”。
一日，他受邀到N地讲演，受到救世主般的拥戴，因为民众走投无路，叫天不应，把惟一的希望维系于文化协会。阿四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安：“他想大众这样崇仰着、依赖着、期待着，要是不能使他们实际上得点幸福，只使晓得痛苦的由来，增长不平的愤恨，而又不给他们解决的方法，准会使他们失望，结果只有加添他们的悲哀，这不是转成罪过？”他站在台上，“静肃的会场，只看见万头仰向，各个的眼里皆射出热烈的希望的视线，集注在他的脸上，使他心里燃起火一样的同情，想尽他舌的能力，讲些他们所要听的话，使各个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着未来的希望，抱着欢喜的心情，给他们做归遗家人的赠品”。
《善讼人的故事》是发表了的作品，但由于把背景推到了清朝，表面上不涉及现实，则能够正面向施虐者宣战。
主人公林先生是财主志舍的账房先生并兼办理一切事务。一天中午，他的一个贫苦邻居求他向头家（东家、雇主）讲一声，家人大前天就死去了，不能再放，让他先把死者埋了，买坟地的五钱银先欠些日子，如果赚不到钱，他哪怕卖掉儿子也会还清。林先生深知自己无权做主，而头家又正在午睡，但经不起丧家的苦苦哀求，便写了张字条给管山的，并嘱咐一定要努力设法还钱。
林先生听说番社（原住民）庄人，是不是生番的后裔就不知道了。邻居走后，他心里有点不安，同时又对主人的惟利是图心生反感，想起主人平时所说的话，又勾起憎恶之情。在这样的主人手下做事，实在无趣，但是为了生存又不能舍弃这份工作，想来想去，不知怎么办才好。
志舍醒来，过足鸦片瘾，问起这件事，不依不饶。林先生怒火填膺，质问头家凭什么霸占这一带山地，警告他如果不把山地归还民众，就不能过平安日子，不要以为有钱什么都不怕。面对志舍解雇的威胁，林先生无所畏惧，扬长而去。
林先生来到县城市街中心的观音亭（寺庙）里，借禅房住下，计划聚集大众的力量与志舍斗争。就从这时候起，志舍平添了无数烦恼：百姓一时不驯良起来。以前谁家死了人，先交了钱再去“做风水”，现在都埋下去了还不交钱，管山的虽然去阻挡，无奈大家不听，甚至有时还要遭受殴打。这个几万居民的城市，一日中死不少人，全都要扛到山上去埋。这是志舍一个很大的财源，现在眼看要失去了，怎会甘心？于是，他依仗钱能通神的力量，寻求官府的保护。
与此同时，林先生也向官府递交诉状，告的是志舍不应当占有全部山地做私产。他的状纸写得真好，一时被城乡的百姓所传诵。但是，百姓们的利益不等同官府的利益，林先生为百姓代言，对当官的人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又不缺少五钱银买坟地，于是，“甚不以林先生的告诉为是”。况且，“究竟是钱的能力大，所以官府把百姓们不遵向来的惯例，不纳志舍的钱，便讲是林先生煽动的，用那和谋反一样重大的罪名——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加到林先生身上，把林先生拿去坐监”。
百姓们闻讯，真的骚动起来了，尤其是大多数“无钱的人”，更为激昂，好几百人拥向县衙，要求放人。“大老爷”哄吓兼施，镇住人们，却把几个站出来与之交涉的人也关了起来。这下引起众怒，第二天不只是城里的人，乡村的穷苦百姓也成群结队地聚集到观音亭来，从这儿通往县衙的路“尽被人塞满了，各个人的面上，都现着兴奋紧张的样子，真像战争就要开始一样”。有人叫喊着：“罢市！不关门的先抢他！”霎时间，从街头到街尾，全都是“乒乒乓乓”的商店关门上锁声，还有人嚷着要打进衙门去，县衙的大门竟被撞开了。
那个年代的百姓真是“凶蛮”，动不动就直接行动起来，当时的官也怕惹动了百姓，保不住顶戴（官位），只有对百姓让步，把抓的人全都放了。林先生虽然被热情的百姓解救，恢复了自由，但他对志舍的起诉，一点儿也没有结果。他一方面看见志舍雇来打手巡山，甘心把钱花在这些地痞流氓身上，也不对穷人施舍分毫同情；另一方面受大家热烈声援所激励，遂下了决心，“似有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的觉悟”。他上府城去告状，却还在志舍金钱的势力范围内，没能成功。随后，他在群众的声声祝福中从鹿港乘船到了福州。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上省为民请命的事已不胫而走，成了福州街谈巷议的话题。一日，他在茶楼边喝茶边听茶客们谈论他的事，忽有一陌生人走过来打招呼，问明他的身份，与他一起品茶，茶毕，送他十六个字让写进诉状里去，说：“当会使先生所写的增强了力量。”林先生一看，这十六个字是“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这正是他“所想讲而想不出要怎样去表现的意思”。那人不留名姓，笑着走了，无人知道他是什么人。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的地方”就得到了林先生在省城打赢了官司的消息。志舍霸占的山地自然拿出来做了公墓，牧羊放牛、拾些柴草也无须再到远处去。但是，林先生的消息则一向杳然，不知所踪。
以上，我们分四个方面论述了赖和小说的思想内容。其实，这四个方面是紧紧绾结、融合在一起的。正因为有殖民者的凶残、嗜血，封建地主的贪得无厌、毫无人性，才有了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煎熬；也正是封建意识、传统陋习的愚弄，被压迫者才懦弱、驯服、不争，没有力量自救，任人宰割；但无论统治阶级如何强大，终究扑不灭民众中蕴藏着的反抗烈火。我们从台湾新文学史上看到，日据时代小说尽管庞杂多样，但除了皇民化文学之外，基本内容都离不开这四个方面。换句话说，这正是日据时代台湾小说的四大基本主题。
第三节 开风气之先——赖和小说的艺术特点
赖和小说在台湾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上，而且表现在艺术形式上。赖和在创作的过程中，深深认识到，要反映新文学的新思想，旧有的文学形式不仅不能克尽其功，还成为障碍。因此他孜孜以求，努力学习、借鉴大陆新文学成功的先例，结合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
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鲜明而生动的写实形象系列
赖和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杰出的小说家一样，十分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尤其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其主题更是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的，且这些人物形象，并非来自作者的想象，而是的的确确存在于台湾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作家本人周围，他只是用写实的手法，将他们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小说中。在他不多的作品里，主要刻画了三个形象系列：日本警察和台湾人恶棍、劳动人民、知识分子。
1。 与人民为敌的日本警察和台湾人恶棍形象系列
赖和笔下有许多警察形象，这是赖和艺术追求的一个特点，日本警察也是经由赖和之笔，最早出现在台湾乃至中国、世界文学画廊里的人物形象，是最可恶、最卑鄙的文学人物类型之一。他们贪婪、残酷、蛮横、毫无人性的面目在《不幸之卖油炸桧的》、《一杆“称仔”》、《惹事》、《不如意的过年》等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暴露。从警察的所作所为来看，都是些泼皮无赖之徒，这并不是赖和有意丑化他们。日据时期，殖民者从日本国内招募到台湾当警察的，多为社会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素质低下，人品顽劣，甚至原本就是地痞流氓。到台湾后，进入整个殖民统治网中，尽管是在最基层，却对老百姓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赖和小说中，他们可以因为小孩的叫卖声吵了晨觉，而将孩子任意打骂关押，不让吃饭；可以因为菜贩不把菜白送给他，折断了人家的秤杆不算，还无端地诬陷人家违反了“度量衡规则”，在年关之际判监三日；可以视他们治下的人民不如他们的鸡犬高贵，任由鸡犬去祸害百姓，还诬良为盗；可以把自己莫名其妙的“不如意”随便发泄在民众头上，施以惩罚。这些揭露，应该说是符合当时日本警察的总体特征的。
有人对赖和笔下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