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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最看不惯匍匐在殖民者脚下苟延残喘的顺民，他在短诗《多数者》中写道：
多数人作少数人的牺牲
拼着无价值的生命
醉迷迷呼唤不醒
试问他所处的现境
实要进取努力
为何反忍耐、缄默
使我的眼中脑际
觉比身受的更忍耐不得
看到同胞们的忍耐、缄默，比身受殖民者的欺压更觉忍耐不得。还有一首《忙》：
在烦忙的里头
谁也不觉得苦痛
只有清闲着的日子
很是难过，并多失望
真么？吾们人是当然的——
——服从地劳作吗？
不然为什么受这无理的束缚，至死不得解放
且也至死不敢抵抗。
这里充满了自责精神，坦承自己的难过和失望是由自己的服从、至死不得解放且至死不敢抵抗的行为所造成的，从中能体会出作者内心深深的痛苦之情。
他一边痛斥卑怯者、懦者（《灭亡》），一边热烈赞颂敢于反抗、勇于牺牲的英雄。《觉悟下的牺牲》、《南国哀歌》满贮激越的豪情，对被压迫者的奋起由衷地感佩。
赖和刊登在1925年12月10日《台湾民报》上的《觉悟下的牺牲》，虽然不是他最初的创作，但却是他首次发表出来的作品。这首诗是针对1925年10月23日发生在彰化二林地区的蔗农事件而写的。
1925年年初，二林蔗农不堪制糖会社愈来愈残酷的剥削，成立了蔗农组合，团结起来，与会社交涉，提出收割前公布收购价格、与蔗农协定收购价格、过磅时会同蔗农代表、一任蔗农自由购用肥料，并公布肥料分析表等五项要求。会社方面先是虚与委蛇，后又态度蛮横地拒绝，激起蔗农极大的愤慨。会社于10月21日着手收割原料，遭到蔗农组合的抵制。第二天，会社方面在警察和特务的簇拥下，准备强行割取。双方小有冲突，警察拔出佩刀威胁蔗农，其中最凶恶的大石、德富两人的刀被蔗农中几个青年夺下。冲突也就到此为止，蔗农知道闯下了大祸——向来任打任罚的台湾人敢于夺刀，犯了殖民者的大忌，一声呼喊各自逃离现场，会社官员和五名警察只是受了点微伤。次日凌晨两点，地方郡守带警察百余名星夜驰赴二林等地，抓捕嫌疑者八九十人之多，“其虐待凌辱、非刑毒打，真有惨绝人寰的情况”。（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579页。）官方称此为匪徒（抗日义军）平定以来的第一件大事。可见，蔗农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反抗，在当局眼里就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他们也懂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吧？
事件发生的当天，赖和就写下了这首诗，副标题是“寄二林的同志”。他悲愤莫名，为统治者的嗜血、残暴；但又振奋无比，为他的“弱者的斗士们”终于起来抗争，“觉悟地提供了牺牲”。他回顾了同胞们在异族铁蹄下的痛苦生活：
我们只是行尸，
肥肥腻腻！留待与
虎狼鹰犬充饥！
指望虎狼鹰犬们发慈悲讲善心是不可能的，哭声和眼泪打动不了他们，
弱者的哀求，
所得到的赏赐，
只是横逆、摧残、压迫
弱者的劳力，
所得到的报酬，
就是嘲笑、谪骂、诘责。
既然台湾人如此低贱地活着，他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那么，就算舍弃了亦无不可。他为勇士们的受难而悄然落泪，更为他们的奋起而大声疾呼。他充满激情地一遍遍咏叹、讴歌这寄托着殖民地人民希望的觉醒：
唉，觉悟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我的弱者的斗士们，
这是多么难能！
这是多么光荣！
诗句浅白，一气呵成，没有华美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然而却蕴含着满腔的愤怒和战斗的呼唤。他斩钉截铁地肯定了起义的伟大：“使不用酬报的牺牲，转得有多大的光荣。”所期盼的虽然没有说出，但显而易见的就是前仆后继的战斗，是对于不公、不义作彻底抵抗的精神。从这首诗里，读者还能窥出殖民主义可憎的狞笑。
《南国哀歌》1931年4月发表，反映了发生在1930年底的“雾社事件”。雾社位于台湾中部山地，所处形势险要，风景秀丽。雾社部落是泰雅人中属于谢塔喀群的一支，当时共有十一社，五百零八户，两千一百八十七人。自1897年到1911年，日寇多次血腥镇压不屈服的雾社，雾社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此后，近二十年里，日本殖民资本主义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双重压榨愈演愈烈，雾社人民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的妇女也成为日警以“政略结婚”日本殖民当局鼓励警察以通婚来笼络台湾的“蕃族”人民，作为巩固其殖民统治的手段，称为“政略结婚”；当时由于这种“结婚”被骗作妾的妇女，全岛有好几千人。为名，恃势玩弄，奸污，又随意抛弃，甚至拐卖为娼的对象，严重地伤害了雾社群众的婚姻习惯和民族尊严。终于，在一次日方强迫民众入山砍伐巨木的时候，警察的胡作非为引发了新仇旧恨，雾社人民忍无可忍，决定揭竿而起。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寡不敌众，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但他们认识到以往的忍耐政策根本行不通，下决心与日本人同归于尽。起义首领摩那·罗达奥对群众庄严宣布：“既然我们站起来反抗，我们就必须战到最后为止。这场战争，我们毫无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现在不起来反抗，我们的将来和我们的后代将永远是奴隶！”转引自王拓：《党外的声音》，（台北）长桥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312页。雾社十一社两千一百八十七人中，有六社全体参加起义，人口达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其余五社也有部分群众参加。他们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在日寇大军压境的时候，有些妇女甚至壮烈自尽，以解除战士们的后顾之忧。日本人在大炮、飞机并用的情况下，为了把起义迅速压下去，甚至施放了国际上禁用的毒气弹，丧尽天良地把大部分起义战士毒死在山谷里。经过三十六天的血战，起义军死伤殆尽，弹尽粮绝，可没有一个人投降。
这段血写的历史，全部浓缩进赖和并不太长的诗行里。诗歌的一开头，他首先告诉人们起义的结局：“所有的战士已去，只残存些妇女小儿”，极写牺牲的惨烈，然后探究“这天大的奇变”的起因：
人们所最珍重莫如生命，
未尝有人敢自看轻，
这一举会使种族灭亡
在他们当然早就看明，
但终于觉悟地走向灭亡，
这原因就不容妄测。
并非是他们野蛮无知，见着鲜红的血就欢跃狂喜，这和往日部族之间的械斗——“出草”是不一样的。“出草”有杀敌的喜悦、见血的兴奋、胜利的憧憬、凯旋的光荣，即便牺牲了，也是本部族的英雄。而这次，明明知道以卵击石，有去无回，但还是义无返顾，“举一族自愿同赴灭亡，到最后亦无一人降志”。为什么会这样坚决地赴死，“是怎样生竟不如其死？”赖和非常明白，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别人的肆意践踏下忍辱偷生，苦难和屈辱已使他们丧失了生的乐趣：
兄弟们到这样时候，
还有我们生的乐趣？
生的粮食尽管丰富，
容得我们自由猎取？
已辟农场已筑家室，
容得我们耕种居住？
刀枪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
现在我们有取得的自由无？
劳总说是神圣之事，
就是牛也只能这样驱使，
任打任踢也自忍痛，
看我们现在，比狗还输！
我们妇女竟是消遣品，
随他们任意侮弄蹂躏，
哪一个儿童不天真可爱，
凶恶的他们忍相虐待，
数一数我们所受痛苦，
谁都会感到无限悲哀！
与其这样没有价值地苟活，不如舍弃这不值钱的生命，去和敌人决一死战；与其被异族折磨至死、羞愤而死，不如拿起刀枪为自由、为尊严而战，死于血与火的复仇。赖和激情地呐喊：
兄弟们来！
来！舍此一身和他一拼，
我们处在这样环境，
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
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
也须为着子孙斗争。
这几句诗意地再现了起义首领摩那·罗达奥的宣言，既是对起义者们勇敢赴义精神的尊崇、赞美、纪念，也是对全台湾同样处境的人民的激励。这首诗的命运和前一首一样，在发表时被总督府的新闻检察机关砍去后面的二十六行，报纸上开了“天窗”。现在我们所读到的，是编者们根据赖和的手稿补齐的。
3。 “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
1931年6月，台湾共产党遭到镇压，全台湾的政治空气陷入空前的低潮。10月，赖和发表了他的传世名作《低气压的山顶（八卦山）》，写他登临彰化八卦山的见闻感触。八卦山不是一个寻常之处，它是1895年日寇在台湾登陆后，台湾抗日史上著名的彰化保卫战的战场。赖和在这个时候来此凭吊，其用意不说自明。他肯定是带着满心的郁闷站在山顶，放眼望去，满世界都是“死的颜色”：
天气是阴沉而且灰白，
郊野又尽被霾雾充塞，
远远的村落人家，
辨不出有鸡狗声息；
脚底下的热闹城市，
也消失了喧腾市声。
眼中的一切都现着死的颜色，
我自己也觉得呼吸要停。
啊！是不是？
世界的末日就在俄顷。
山哟水哟！树林岩石哟！
飞的哟！走的哟！
巍峨的宫殿哟！
破漏的草屋哟！
痛苦的哀号哟！
快乐的跳舞哟！
胜利的优越者哟！
羞辱的卑弱者哟！
善的哟！恶的哟！
所有一切——生的无生，
尽包围在唬唬风声里，
自然的震怒，
似要把一切都毁灭去。
这是暴风雨之前的自然界现象，更是当时台湾社会气氛的象征。诗人以压抑得无以复加的情感，唱出了台湾人民在殖民者的淫威下令人窒息的悲哀，字里行间满铸着对黑暗怪诞现实的诅咒和否定。
当诗人的目光投向家乡的田野、海面，他的情绪缓和下来：甘蔗饱浆了，稻子成熟了，“种田的兄弟们哟！／想你们镰刀早已准备？”怒涛山般地涌起，声浪排空，震耳欲聋，“啊！樯欹、船破，／那些讨鱼的人们归来未？”自己的同胞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耕种、打鱼，他们的温饱、安全都让人揪心。一只飞鸢翱翔云里，它的神态准是让诗人想起了统治者及其鹰犬的形象，他才会有“那傲慢的睥睨，／真是无些顾忌”的表述、形容。在它的威慑下，小生灵们慌慌忙忙地奔逃、躲避，连对“自然的震怒”都“一些也不知恐惧”了。
暴风雨就要来了，世界显得更可怕了：
云似受到了命令，
一层一层地向中空屯积，
云隙中几缕光明，只剩些淡淡阴影；
日头已失尽威光，
天容变到可怕的浓黑。
风亦具有服从的美德，
只听到自然一叱，
就突破了树林的屏障，
飞越过山峰的阻隔，
踢翻碍脚的甘蔗稻仔，
拔倒高楼掀去屋脊。
嘘嘘地开始着回旋，
唬唬地激动了一切，
这么大的世间，
已无一块安静之地。
然而，就在这行将毁灭一切的暴力下面，还有屹立不倒的东西：
在这激动了的大空之下，
在这狂飙的回旋之中，
只有那人们树立的碑石，
兀自崔嵬不动，
对着这暗黑的周围，
放射出矜夸的金的光亮，
那座是六百九十三人之墓，
这座是铭刻着美德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