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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用得也很贴切，如用“驯养的鸢”暗喻“御用绅士”（《洗心馆里驯养的鸢》），用“永远的明灯”比喻儿子（《生命》），用“如屠场之羊、砧上之鱼，／绝望地任人屠杀”，比喻农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流离曲》）。较为特别的是《日伞》：
炎天下的行人
把日伞高高擎起
遮住酷烈的直射光线
安然地阔步行去
在生的长途上
多数的人们赤条条
略无遮庇
可是火热的日轮
红赫赫高悬头上
要有什么去处能容我暂避
诗的第一节是自然意义上的日光，人们在烈日下，打把阳伞就能遮住强光，安然行走。第二节的意思比较隐晦，但仍然可以分辨出这里“火热的日轮”是日本殖民者的隐喻，所以诗人才有“红赫赫高悬头上／要有什么去处能容我暂避”之叹。
借代的例子有《饲狗颔下的铜牌》中，用“赤铜青绶的丸章”指代殖民者及其走狗；《流离曲》中，用旗子指代革命；《低气压的山顶》中，用墓和墓碑指代抗日武装斗争，等等。
二是多用相反的事物或意境构成对比互衬，从而使所写对象本质深现，给读者留下更鲜明、强烈的印象。
《低气压的山顶》，作者描绘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巍峨的宫殿哟！
破漏的草屋哟！
痛苦的哀号哟！
快乐的跳舞哟！
胜利的优越者哟！
羞辱的卑弱者哟！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包围在暴风雨前的“唬唬的风声”里。诗人通过对比揭示了这世界的不合理性，并预言这世界必然灭亡的前景——“自然的震怒，／似要把一切都毁灭去”。
《生与死》中写道：
有苦乐悬殊的业佃，
有斗争不息的劳资；
有筑路的夫役，
有汽车中的绅士；
有衣锦的贵妇，
有织机畔的女子。
诗人认为这不是命运所注定，也不是勤怠所由判，而是社会的不合理。他呼吁“血性的男儿”，既然活在世上，就要忍受所有的痛苦，去争取人生的幸福，决不能“供献自己去做牺牲”——甘愿为别人卖命，更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要为正义而献身，“死到铳剑之中”。这里不光有两种生命状态的对比，还有两种人生态度的对比。对比手法在赖和新诗中应用广泛，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
三是意境鲜活，语言凝练、形象、生动，而且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
《流离曲》中描写洪水袭来、生灵陷入灭顶之灾时的惨象：
澎澎！湃湃！
窸窸！窣窣！
澎湃的真像把海吹来，
窸窸地甚欲并山卷去，
溪水也已高高涨起，
森茫茫一望无际。
猛雨更挟着怒风，
滚滚地波浪掀空
惊惧、匆惶、走、藏、
呼儿、唤女、喊父、呼娘、
牛嘶、狗嗥、
混作一片惊呼惨哭，
奏成悲痛酸凄的葬曲，
觉得此世界的毁灭，
就在这一瞬中。
这样的文字表现功力，放在中国大陆同时代的诗人中毫不逊色，即使今天两岸的诗歌，文字技巧不可谓不高，这派那派层出不穷，也未必能表现得这么贴切逼真。
赖和比较多用拟声词，如上面的“澎澎！湃湃！窸窸！窣窣”，形象又逼真地把天灾降临时的恐怖场面展现出来。《饲狗颔下的铜牌》用“丁丁冬冬丁冬”模拟狗脖子底下铜牌发出的声响，而用“珍珰珍珰珍珰”虚拟人脖子上青铜勋章发出的碰撞声，两者何其相似——都是被人豢养的、有主子的畜牲的标志。人与狗的地位相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炫耀地“珍珰”作响，这就入木三分地讥讽并痛斥了这些出卖灵魂的汉奸走狗。《祝晓钟的发刊》每小节开头都是“空空空空”为首句，这是模拟钟声，有唤醒民众之意。
赖和新诗是有针对性地使用语言，写自己心情的、写给朋友的、讥讽政敌的，语言比较雅致、含蓄，长短句交错，变化颇多，而写给下层人民的就非常通俗，纯用民歌体，句子比较整齐，读来琅琅上口，如《农民谣》、《农民叹》、《种田人》、《不是》等。
四是排比、反复手法的运用，使诗的感情强烈，气氛浓郁，富有音乐美。
如上文所举《生活》中的“一天天白云似的闲着/雷霹雳似的愤怒着”六句，就是很有气势的排比句，被诗友批作“神来之笔”。（《赖和全集》第2卷第4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觉悟下的牺牲》反复吟诵“觉悟下的牺牲”、“觉悟地提供了牺牲”、“这是多么难能”、“这是多么光荣”等句，足显诗人激动、崇敬之情。《思儿》中，“嗳哟！我心爱的芳儿哟”一句反复出现，给人一种呼天抢地痛彻肺腑之感。
赖和的新诗创作，诞生于日本殖民者残暴统治下的台湾社会，融进了血泪斑斑的人民苦难。在巨大的存亡威胁之下，他大义凛然地向敌人掷出一根根匕首和投枪，无所畏惧地大声颂扬民族的抗日斗争，给痛苦中挣扎的民众以力量，鼓励他们奋起抵抗；同时，还给发展中的台湾新文学指明了路向，做出了榜样。赖和的新诗是不朽的，他的高风亮节和他文学探索将永远铭刻在台湾新诗乃至中国新诗的丰碑之上。
第六章 梦绕神州路，心弥汉唐情——赖和传统诗谈片
台湾文学中的主流文学（书写文学）始于明郑前后，汉民族大量移民台湾之时，是以中国古典语文书写的，并以诗歌为最盛行的文类。由于郑成功在明亡后誓不帝清，而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之地，他的政府实为遗民政府，所以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遗民文学。遗民者，乃亡国后不服新政权统治、不忘复仇抗争的子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性，是台湾文学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就使得台湾文学中的反帝精神比中国其他地域的文学强烈得多。这成为台湾文学的一大特色。对背离这一传统的倾向，台湾文学本身有着极强的排异性。比如日据前期，台湾诗社林立，虽然初衷都是“相约斯文延一脉”——延续中华文化，但末流所趋，却出现了趋炎附势、歌颂殖民当局的作品；同时“击钵吟”会变本加厉，风靡全岛，造成了儿戏轻薄的诗风。“针对这些怪现象，不仅号称‘台湾胡适’的张我军给予无情的抨击，即连旧诗人也有清理门户的言论。如应社成员，也是白话文小说家的陈虚谷痛批某些歌功颂德者为‘狐媚的诗人’，叶荣钟更对其笔下‘堕落的诗人’极尽挖苦之能事。”陈昭瑛：《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4月版，第9页。这同时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派文学一出现即遭猛烈轰击的原因之一。
20年代以后，台湾新文学崛起，在形式上虽然迥异于前，但在民族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加上传统文学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抵抗的作用，它在台湾就与在大陆的地位不同，“终日据之世，古典诗文从未断绝”，（同上。）许多作家兼具古典诗家和新文学作家的双重身份。赖和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位，他新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掩盖了他在旧诗坛上的光芒，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放弃传统诗的创作，并且卓有成绩。
赖和的传统诗创作，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学生涯，数量多，艺术造诣高，颇得前人精髓并有所创造，很有深入研究的价值。然而，笔者才疏学浅，对传统诗词素无知识，因此不能全面地探讨赖和传统诗的思想艺术成就，只能就有心得处略谈一二。
第一节 在旧诗社中砥砺汉节
笔者手头没有详尽的资料，说明赖和究竟参加过哪些诗社，但起码他与以下几个诗社有关：
其一是南社。南社是台南的诗社，成立于1906年。彰化人赖和不会是它的成员，但他曾写过一首新诗《祝南社十五周年》，阐明了他的诗观——为寄托“愁叹的声、伤悲的泪、欢喜的情、感愤的气”而写诗，同时也肯定了诗社存在的意义：“通声气、同环境的人自然会聚拢在一块儿”。
其二是古月吟社。该社的成立时间和成员都不太清楚，赖和是社中的成员则确定无疑。《赖和年表》中，有1917年和1919年两处标明“古月吟社于环翠楼举行诗会”。（《赖和全集》第3卷第261、262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其三是流连思索俱乐部。这是1925年2月，赖和与陈虚谷、杨守愚等彰化地区的十六名诗友组成的。之所以用“俱乐部”命名，一方面源于张我军已开始撰文攻击堕落的传统诗社，一方面也因为其成员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以示有别于传统文人的结社。尽管如此，俱乐部的活动仍然是以传统诗的创作为主，但其精神的确与传统文人结成的诗社大不一样，不热衷于风花雪月的酬唱，而是以充满批判意识和战斗意识的作品独领时代风骚。有一次，他们于晚上聚会，写诗讽刺辜显荣等公益会的御用绅士，得绝句二十四首，发表在1925年2月21日《台湾民报》第3卷第5号上。兹引几首如下：
（1）
一班傀儡各登场送往迎来日日忙
挣得烟盐鸦片业卑躬屈节亦何妨
（4）
奴颜婢膝日皇皇跬步何曾自主张
一触官威难宥汝颈前铁索已锒铛
（7）
折腰怜汝送迎忙搔首风尘漫自伤
评议员兼街长职土人到此有荣光
（11）
位置居然负众望，有为身为送迎忙。
太平作犬光荣甚，放弃人权不主张。
（22）
应酬惯善跑官场，品格何须论短长。
若得太平衔块肉，胸前锁链亦荣光。
从这些诗可以判断出流连思索俱乐部的性质。
其四是应社。应社是1939年9月在流连思索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的，赖和曾为其写过一篇《应社招集趣意书》，曲折地表达结社的目的和宗旨：
……请看，现在我们的彰化。文风不振，诗道萎靡，致使人心败坏，世风日下。那些人们，不是身耽声色，即便心迷利欲，把趋附认作识时务，把卖节当作达权变，是好久的了。当这时代，能独标劲节，超然自在，不同季世沉沦的，惟有真正的诗人拉。
我们虽未尝学问，至诗的一道，亦粗晓得一二。所以要招集我们这样同志，组一应社诗会，讲求吟咏的趣味，琢励诗人的节操。……《赖和全集》第3卷第10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在1939年中日战争爆发，殖民当局推行严厉的皇民化政策的时候，赖和们成立这样的诗社、写出这样的趣意书，足以说明他们不妥协的抵抗意志。
其五是半线俱乐部。据说“半线”是彰化的古地名，若以日语发音，恰与日文的“反战”读音相同。赖和在中日战争期间，与彰化地区的文友组织了这么一个非正式的文学俱乐部，于是，以诗文聚会的“半线俱乐部”，听起来就变成“反战俱乐部”了。这可是犯了日本人的大忌。后人推测，赖和的第二次被捕与此也有关，像他这样的人当然是日本警察严密监视的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自然会对他采取行动，更何况他在台湾文学界及社会政治运动中，均有极大的影响力。
另外，赖和还经常参加小逸堂学友们的唱和，后来还成立了“晋一会”，逢十晋一，做生日。
第二节 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性
有人说：“台人抗争的精神内涵是反对原有秩序受到侵犯，这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从郑成功踏上台湾土地的第一天就已开启的传统。”徐宗懋：《台湾人论》，（台北）时报出版公司，第27页。正因为如此，台湾人素有忠义之风。史传鸦片战争时沿海各省都有汉奸接应英军，惟台人无当汉奸者，当时曾在俘获的英舰上发现五名汉奸，皆广东籍。“此固为台湾人的骄傲。由此也不难想见台湾人会在割台时如何愤慨！”陈昭瑛：《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4月版，第8页。
赖和的家乡彰化，尤其具有抗击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据史家言，乙未割台之役，日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
我由日军占台的经过，发现（原注：以前不知道）台湾同胞伟大的抗日战争。李鸿章以全国之师，不过半年多，就以割地赔款结束。台湾同胞以一省无援地抗日，使日帝动员全部陆海军，在八卦山会战，结束初期的占领军行动。李鸿章没有打死一个校级军官，台湾抗日军却能打死能久亲王和一位少将（原注：前者日人说是“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