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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军官，台湾抗日军却能打死能久亲王和一位少将（原注：前者日人说是“病死”），日军士兵死者无可靠数字。抗日英雄的英勇和慷慨就义，使后代崇敬。郑学稼：《台湾抗日的光荣史迹》，转引自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134页。
“帝国主义加诸中国最大的伤害在于台湾，中国文学中反映对帝国主义之抗争最为动人的作品也在台湾”。（同上。）赖和的文学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小说、散文、新诗前面已经谈到过，无一不是抗争文学的典范。传统诗是赖和的强项，数量特别大，艺术上成就也高，尤其是他的写作目的是“独标劲节，超然自在，不同季世沉沦”，（赖和：《应社招集趣意书》，《赖和全集》第3卷第10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不为发表，所以无所顾忌，最能袒露心声。因此，他的传统诗最能继承明郑以来台湾文学的传统，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性特别鲜明。
有人鸡蛋里面挑骨头似的，挑出个别诗句，然后断章取义地抹杀赖和的民族意识。如赖和所参加的古月吟社中，有日本诗友永岛、井边野等，赖和写于1916年的《环翠楼送别》一诗中后半首为：
酒兴诗情老更饶，追随曾与破无聊。
日台差别吟中撤，汝我猜疑饮次消。
肆口未闻清虏骂，阔肩不似国民骄。
钵声此夕敲残后，万里相思入暮潮。
另外，赖和在厦门博爱医院与担任会计工作的高春吉友善，有《送高会计卸职归台》一诗，诗中有“万里悲为客，飘零只此身。忘形同爱酒，列籍自相亲”之句；厦门归来后，另有《感怀》，有“文章声誉吾无分，枉作皇朝盛世民”的感触；1923年4月发表《最新声律启蒙》，其中云：“蕃和汉，北中南。”有人据此四诗得出结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对立关系，赖和不见得非要抗日不可。”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99页。
赖和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盲目地排外，把日本占领者和日本人民混为一谈。他的反抗精神与他与日本友人交往并不矛盾。然而，这种交往是有前提的，就是上引诗中所说：“肆口未闻清虏骂，阔肩不似国民骄。”“清虏”是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辱骂，“国民”是日本人的自称。这里，两位日本诗友尊重赖和们，彼此和睦相处，日台差别在此时此地消除了。这诗从另一方面看，仍然是抗日精神强烈的作品，“抗”的是压迫、歧视台湾人的殖民当局及其爪牙，而不是所有的日本人。在厦门博爱医院，赖和与会计高春吉、看护妇竹内静江关系好，一定也因为这二人不歧视台湾人赖和，平等相待，所以才能“忘形同饮酒”。厦门博爱医院是由台湾总督府一手推动下成立的，是其“对岸经营”政策的产物，不太可能吸收大量的大陆人为其员工。赖和的“万里悲为客，飘零只此身”，就不会是置身于异籍的大陆人中间，才觉得与日本人的高“列籍自相亲”。从赖和的诗中也反映出来，在博爱医院，台湾人医师并不被重视，仍受到歧视，仍无法发挥其所长。正是在这种背井离乡而又一事无成的苦闷中，同样来自台湾而且又不歧视他的高，使他有“自相亲”的感觉。至于后面两首诗，不清楚他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所写，但不能仅仅据此就说他“也不见得非抗日不可”。
赖和有一首诗《阿芙蓉》，被称为是有关鸦片祸害中国并及于台湾的史诗，描写鸦片肆虐，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深受其害。因为其中有“畴司民政曰后藤。创成良策世称能。非止渐禁民忘苦，政府财源亦倍增”，被作为肯定殖民者的功绩，“并非盲目抗日”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0页。的证据。笔者认为，即便是肯定殖民政府的某一项政策；也不影响赖和整体的坚决的抗日态度。事实证明，赖和并没有因为殖民政府的某种作为而从此不抗日了。何况，仔细读一读这几句诗，并没读出多少肯定的意思，而是暗含讥讽在内。台湾学者许俊雅在《台湾写实诗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中，对后藤新平的鸦片渐禁政策，持否定态度，云：“鬻毒戕民，复以刑罚从之。其贼我华族，害我炎孙之阴谋，讵非彰明较着乎？赖和讽讥后藤‘创成良策世称能’，盖斥其野心矣”。林瑞明认为此是“非持平之论”，（同上，第155页。）笔者却认为很有道理。林瑞明对另一种说法倒是倍加称赞：“在此诗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赞美了日本当局主民政者治毒的用心，以及治毒后的政府经济良好的功能。”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7页。笔者不明白了，殖民当局的“经济良好的功能”对台湾被殖民的人民大众有什么好处吗？值得赖和这样一个抗日志士如此“赞美”？若如此，赖和那些控诉殖民者经济压榨、残酷掠夺导致民不聊生岂不是无稽之谈？其实，稍作分析便很清楚，这里的确揭示殖民当局“治毒的用心”，并不是解民倒悬，而是为了“政府财源亦倍增”的利己目的。当然，如果禁毒成功，客观上对百姓起好的作用也不容否定，然而，
余毒沉沦多黑籍，愚民密吸翻成癖。
或遇侦查破案时，鬼薪株送累千百。
不仅毒没禁住，无辜的人还要遭受株连。
赖和传统诗中，体现反抗异民族统治的民族性的诗句是大量的，这里仅举最有代表性的几例：
剥尽膏脂更摘心，身虽苦痛敢呻吟。
忍饥粜米甘完税，身病惊寒尚典衾。
终岁何曾离水火，以时未许入山林。
艰难幸有天怜悯，好雨兴苗滴滴金。
——《吾民》
这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统治者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无情地刮尽民脂民膏，而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连呻吟一声都不能。赖和自己也没有救民于水火的能力，只能祈祷上天怜悯，“好雨兴苗”，让农民收成好一些。台湾人民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是日本殖民者残酷的压榨、掠夺所造成的。这里有阶级矛盾、有统治当局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但最主要的是民族矛盾——异民族侵略本土，对本土殖民，本土人民沦为贱民、“牛马”、奴隶。台湾人民争公义、争自由、争平等、争尊严的对象，就是日本殖民者，民族主义的抗日斗争和争自由平等的抗日斗争是一体的。如果说，“赖和的彻底‘抗日’，绝不是死抱着中国传统汉族的‘民族主义’的沙文思想，而是来自于诗人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来自于仁者不忍见台湾同胞沦为‘马牛’的生活，而产生为群民争公义，争自由，争平等，争尊严的崇高情操”，（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8—29页。）那么，“死抱着中国传统汉族的‘民族主义’的沙文思想”的抗日，又是什么呢？内容为何？怎样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先例？有不为救民，不争公义、自由、平等、尊严的抗日吗？如果真有此种“抗日”，那么，首要的前提是日本帝国主义用公义、自由、平等、尊严对待了台湾人民，让台湾人民过上美满生活，这可能吗？抽掉了赖和抗日精神的民族性，不是一种误解；而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完全是出于分裂国家的阴谋，言下之意是赖和与他们一样，认为台湾谁来统治都行，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可惜遗憾得很，这不是赖和的思想，日本人也没给这些向其暗送秋波之人证实他们的谬论的机会。
世间万事皆萦心，悲哀欢乐递相侵。
生者劳劳死寂灭，豪门酒肉贫民血。
愚民处苦久遂忘，纷纷触眼皆堪伤。
仰事俯畜皆不足，沦作马牛膺奇辱。
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
弱肉久矣恣强食，致使两间平等失。
正义由来本可凭，乾坤旋转愧未能。
眼前救死无长策，悲歌欲把头颅掷。
头颅换得自由身，始是人间一个人。
生平外此无他愿，且自添衣更加饭。
天道还形自有时，留此双睛一看之。
…………
——《饮酒》
这里的民族意识非常鲜明。“沦作马牛膺奇辱”是与“我生不幸为俘囚”紧紧连在一起的，“我”明显不是指个人而是指民族——我们不幸成了俘囚，并非是别的种族优于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早已成为“弱肉”，只能任人家“强食”，致使两个民族之间失掉了平等。争取正义、自由，都是针对“俘囚”而言。为了这个目标，诗人甘愿抛却自己的头颅，“生平外此无他愿”，可悲的是眼前没有什么拯救民族、人民的好办法，但相信“天道还形自有时”——天道一定会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里就含有“复国”之意了。由这里再看赖和自由、平等、民权观念，就很清楚了，全部是与他的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意志融合为一的，根本不可剥离。
满腔碧血吾无吝，付与人间换自由。
短鬓渐疏终不悔，南冠对泣总堪羞。
劝君更尽一杯酒，何物堪消万古愁。
徒作哀吟闲过日，寸心未死肯教休。
——《李君兆蕙同黄张二君过访因留住劝之以酒书此言志》
“南冠”典出《左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后世把南冠作为羁囚或远使的代称。赖和此时并无入狱，更非出使，显而易见是把沦入异民族的统治比作系狱，付出满腔碧血换取自由，正是从这个牢狱中解放自己和自己的人民。
类似的诗句还有很多，不再一一例举。总之，赖和的传统诗充分显示了，民族性是赖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事实俱在，不容抹杀。
第三节 传统诗中的家国观念辨析
赖和的传统诗创作，数量既大，质量也高。这得益于他自小所受的私塾教育，同时也得益于台湾岛上浓郁的传统诗创作氛围。因为以被殖民者的身份写中国传统诗，正是一种文化抵抗的姿态。赖和也以传统诗来维系民族精神，寄情言志，绝大多数不为发表，因此最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这方面大作文章，抽掉作品的历史背景，篡改作者的创作意图，单从个别诗句上去曲解诗，误导读者。例如赖和有两首诗被他们作为主张台湾“共和独立”的旗帜，其一为《读林子瑾黄虎旗诗》：
黄虎旗，此何时？闲挂壁上网蛛丝；
弹痕战血空陆离，不是盛名后难继。
子孙蛰伏良堪悲，三十年间噤不语；
忘有共和独立时，先民走险空流血。
后人吊古徒有诗，黄龙破碎亦已久；
风云变幻哪得知，仰首向天发长叹。
堂堂日没西山陲。
其二为《读台湾通史十首之一》：
旗中黄虎尚如生，国建共和怎不成；
天限台湾难独立，古今历历证分明。
后来，作者又将这首诗改为：
旗中黄虎尚如生，国建共和怎不成；
天与台湾原独立，我疑记载欠分明。
有人说这是赖和台湾主体意识深刻化的例证，还有人说：“赖和在政治思想上是主张台湾‘独立’的，而其国体则是‘台湾民主国’。这是赖和当年的睿见，因为惟有台湾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台湾的人民才能自己当主人，而不再沦为他人的统治。”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第32页。
果真是这样吗？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知道“台湾民主国”、“黄虎旗”是怎么回事情。
1895年4月，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决意割让台湾。5月，面对日益迫近的日军，以丘逢甲为首的地方绅士们在台北集议，决定自主保台。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推唐景崧为总统，改元“永清”，并仿照清青龙旗式样，制蓝地黄虎国旗，嗣后以台湾绅民的名义致电清政府，表示：“台湾绅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唐景崧也致电清廷总理衙门，表示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嗣后台湾总统均国民华，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