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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是一位坚定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他成长在台湾新旧文学更替之际，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吸收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精华，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下了殖民主义统治下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反抗。一言以蔽之，他的文学就是“人的文学”，是有血有泪的、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抵抗文学，其矛头指向着帝国主义和腐蚀人性的封建制度，高张为民族、为弱者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旗帜。而更为可贵的是：他永远站在弱者一边，与他们同甘共苦，至死不渝。赖和杰出的文学活动引导了日据时期台湾地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他的不屈不挠的抗议精神、他的写实意识、他的关怀乡土关注民生的文学眼光、他的讽刺技法，等等，都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台湾作家，并为台湾文学留下了卓越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可以说是以其生死的“乳汁”和“心血”喂养了台湾的新文学。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当之无愧的“源头活水”，研究台湾新文学，必须自赖和始，方能了解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掌握其内涵与精神，也才能够看清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环的事实。
但是，赖和从事创作（包括新文学作品和传统诗）的时候，正是日本人在台湾的统治已经确立并逐渐加强的时代，中国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像赖和这样的反帝反封建的作家，必然横遭摧残；加上新文学又在草创时期，必须有一个积累、沉淀的过程，当时没有人能够对赖和的创作进行整理、研究，连对他的文学活动的记录都绝少，只一星半点地散见于他去世后的悼念文章里。赖和逝世后，正是日寇实施“皇民化政策”最猖獗的时期，禁用中文，禁止一切不利于根除汉民族意识的言行，对赖和的整理、研究都是不可能的。1945年台湾光复，社会动荡不安，作家文人也面临着从日文到中文的语言转换过程，所以，一直到50年代初，赖和被作为抗日英雄获政府褒扬，并入祀“忠烈祠”，才有纪念赖和的文章出现。谁知，当局听信谗言，视赖和为“前台共分子”，于1958年又将他的灵位逐出了“忠烈祠”。
从50年代开始，国民党政权由于大陆的失败，在台湾实行严厉的反共策略，把与共产党沾边的人和事都彻底地妖魔化，于是，赖和与留在大陆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样，其名其作都在被禁之列。而大陆作家，毕竟有大陆庞大的读者群和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或关注，其信息尽管不充分不畅通，却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曲折地进入台湾。但是，赖和就不同了，直到1976年9月1日出版的《夏潮》杂志，重刊赖和的作品《不如意的过年》、《前进》、《南国哀歌》，以及梁景峰（德民）的《赖和是谁》一文，赖和才重新在台湾被人提及。此后，介绍赖和的文章陆续出现，如赖和之孙赖恒颜的《我的祖父懒云先生》、叶荣钟的《诗医赖懒云》、林边（林载爵）《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1979年3月，李南衡主编的《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出版，第一册为《赖和先生全集》。1984年赖和“平反”，重入“忠烈祠”。一直到近期，研究赖和的学者才陆续出现，专著有林瑞明的《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还有论文和文学史一类书中的章节。然而，毕竟隔膜得太久了，赖和已从相当多的人的记忆中抹去了。笔者不久前在台湾接触了一些五十岁左右的作家，他们没人不知道鲁迅、茅盾、郭沫若的，可赖和是谁就不清楚了，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正是利用了民众对赖和的这种陌生，肆意曲解赖和，断章取义，制造谎言，把终生热爱祖国、保持中国心的赖和说成是第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人，为他们分裂国家民族的野心张目。请看：
据林瑞明教授的研究报告，赖和浓重的汉族意识，晚年时已逐渐淡薄，继之而来的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觉悟逐渐形成。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高雄）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6页。
赖和在政治思想上是主张台湾“独立”的，而其国体则是“台湾民主国”。这是赖和当年的睿见，因为惟有台湾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台湾的人民才能自己当主人，而不再沦为他人的统治。也惟有台湾能变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体，人民才能拥有确实的平等、正义、自由、尊严等生活。所以尊称赖和为新文学之父，还不如说他是台湾民主独立思想之父，也许来得更有时代意义。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2页。
赖和早期所坚持的民族主义逐渐产生变化，虽然在当时未明确地提出台湾归属问题，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作品隐约地掌握到他思考方式的转变。
…………
惟有落实本土，认同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以台湾为本位来思考，才可能找出自己的出路来。本土意识的抬头不仅是赖和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其实也是当时台湾整个社会新思潮的取向。这是为什么30年代初，会有乡土文学论战的兴起，这也是为什么赖和会将许多取材自民间的东西纳入文学作品中。施懿琳：《从沈光文到赖和：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与特色》，（高雄）春晖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424页。
这种谎言迷惑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笔者读过台湾一些博士生的论文，大都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或有意附和，甚至走得更远。这是亟待澄清也必须澄清的问题。
例如，台湾静宜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建忠，其博士论文为《书写台湾·台湾书写：赖和的文学与思想研究》，全文充满曲解和误读，不知是作者的理解认知能力不够，还是有意为之。对其批驳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仅择其中一章略加分析，可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此章名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从“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论鲁迅与赖和的思想特质》，两万五千四百多字，引用了不少后殖民理论。其中有几点严重歪曲赖和与鲁迅的地方。
其一是“前言”中的这段话对鲁迅的严重曲解。陈文提到的鲁迅写于1927年的一篇序文，题为《写在〈劳动问题〉之前》。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到1926年与台湾青年张我军见面时的情形，当时张我军问道：“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鲁迅：《写在〈劳动问题〉之前》，《而已集》，1927年4月11日。引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1996年4印，第425页。（案：本文以下所引《鲁迅全集》皆为此版本，并于引文后标明卷数、页数，若非必要不另加注）对这个问题鲁迅当时给出了一个很坦诚的答案，他事后追记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同①。
陈建忠由此得出结论：“鲁迅的话其实很真实地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说：中国人需先处理中国的问题，而台湾人则需靠自己的能力思索、寻找前程。也就是从这个历史现实出发，鲁迅与赖和才发展出他们同是先觉但各有关注焦点的思想特质。”
众所周知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频仍的时期，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应付内有军阀割据、外有九·一八事变、以及列强虎视眈眈的瓜分中国大陆的局面。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国民政府对1895年腐败的清政府经《马关条约》而被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确实是没有余力给予更多关注，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忘记了台湾这块被割占的领土，也不等于将台湾当成了另一个国家的事。如果台湾不是关乎中国的事，那么鲁迅又何至于会感到“创痛”和“苦楚”呢？而且鲁迅说的是：“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暂且放下”只是说暂时没有能力关注台湾的事，但并不等于中国以后有能力了，有机会了仍然不关注台湾的事。对于台湾这块被迫从中国割让出去的土地，鲁迅和所有中国人始终都没有忘记。而且鲁迅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一直为中国的最终强盛而奋斗，始终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统一。而陈建忠能将鲁迅的话曲解到这样的地步，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其二：陈文在对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分析后，居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得更明白一点，鲁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是一开始就不怀希望的，因为他从不曾在小说中表现出一丝来自于一般农民与下层民众觉醒的可能，而关于这种对觉醒的不抱希望，鲁迅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也就是对这种看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像他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一般，昏睡的人是至死都是昏睡的，但醒来的人却清醒地与之俱亡。而关于这些觉醒者的具体形象，在《彷徨》小说集中有着集中的呈现，特别是在系列的‘归乡小说’当中。”
这个结论也是荒唐的，站不住脚的。鲁迅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早期小说中对于国民性的揭露确实有陈文提到的那些方面。但是鲁迅绝对不是陈文所说的那样，陈文只分析了鲁迅早期的小说，为什么不分析《故事新编》中的小说？为什么不读读鲁迅的《文学与出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许多杂文？那些文章中，鲁迅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劳工大众身上，认为人民才是中国的希望，这都是鲁迅著作中一再强调的。即便是早期的《药》这样的作品中，陈文分析到最后，难道忘记了夏瑜坟墓前的那个不知什么人敬献的花圈吗？那象征意义的明显恐怕也不容否认吧。
其三，陈文还在分析鲁迅小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说明了，经过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国其实改变得极少，而为这难以撼动的传统包围的启蒙者，终于也要如泡沫融化于其间。”历史的真相是不容任意抹杀的，事实上，中国经过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国家的改变不是陈文所说的“改变得极少”；而是改变得很大，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国民观念的改变，因为“民主共和”、“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等现代思想已经开始在国民中生根发芽，而且中国人民正是借这些思想的启蒙，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取得了抗战胜利，收回了台湾，终结了内战，从而最终于1949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彻底终结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
其四，陈文还提到这样荒唐的观点：“鲁迅小说实际上已被视为现代中国‘感时忧国’文学的滥觞，如前所述，这些小说其实是从对辛亥革命的失望里生长出来的一种充满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陈文认为鲁迅小说可以当作“国家寓言”来解读，这也是运用了后殖民的理论，这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何解读鲁迅小说，则陈文却采用了歪曲的手法。事实上，中国文学中始终充满忧患意识，这已经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所证明，鲁迅小说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鲁迅小说对黑暗的揭露，对国民性的批判，正是为了将黑暗和丑恶暴露于阳光下，他作为一个精神界战士，目的就是为了暴露黑暗，从而争取光明。陈文企图用一些后殖民主义的华丽术语，譬如“一种充满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之类的东西来混淆视听，这太肤浅。鲁迅从来没有对中国、中华民族失望过，他之所以在作品中，常常揭露黑暗，一是时代氛围使然；一是他对于国民性中的弊端，确实常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在其间，但是鲁迅的小说从来不是什么“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世界上的确存在“国家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但任何有良知的文学家都不会否定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如果世界上真有那种陈文提到的“充满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那绝对不是鲁迅创作的文学，而只能是为当今台独分子津津乐道，甚至企图做翻案文章的“汉奸文学”和那些为日本殖民者所豢养的御用文人所创作的“皇民文学”。
其五，陈文认为：“《彷徨》出版之后，鲁迅再也没有创作新小说，他为何停笔至今仍无定说。”事实上，这结论也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属于一个“硬伤”，因为在30年代，鲁迅还创作了小说集《故事新编》。
其六，是关于赖和和鲁迅比较后的结论也存在谬误。虽然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