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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朋友，赖和以诚相交。从他大量酬和贺悼的诗词中可以看到，他关心朋友们的点点滴滴，总觉得“相见时难别亦难”，为他们的喜事而高兴，为他们的痛苦而悲伤，为他们的远游而牵挂。杨云萍在《追忆赖和》一文中，回忆赖和去世前他们最后一次相见。在病房里，他们执手交谈，是那样知心、默契。杨云萍家里的书房名“习静斋”，藏书很多。赖和说：“一等病好，一定到你家打扰一个礼拜，好好读读那些书。”杨云萍在文中叹道：“赖和先生为人的客气，使他一生几乎从来不曾去‘打扰’过任何一位朋友。……啊，吾友，习静斋的藏书，竟永远不得你的阅读啊……”字里行间，掩饰不住他对赖和“身后的我们的哀愁的万一”。
王诗琅认为赖和“还保有大量的封建文人的气质”，（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这个说法在个人操守层面上大抵是不错的。
正是由于赖和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家乡、人民、亲人，才激起他对殖民者无比的仇恨。他至死不渝、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就来源于此。
三、诲人不倦——良师风范
赖和每天医治百余名病人，直到晚上10点钟以后，洗过澡，吃完了饭，才能坐下来为刊物编稿，自己还要抽空创作，但他从不因此而推卸培育新人的责任。对文学青年，他是个称职的导师，几乎是“拼着老命”去照顾提携他们。
据杨逵在《忆赖和先生》一文中回忆，大概是为了向赖和求教方便，他在“赖和医院”附近租了一个茅葺的小房间。为了租这个小房间，赖和还帮了许多忙。杨逵和文友们把赖和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一样随便出入。赖和的客厅里放着好几种报纸杂志，文友们就随意阅读，随意发着议论，又随意地走了，完全不必理会主人存在与否。大多数时候，赖和都在忙着病人，仿佛不理会文友们的存在。“然而，只要有一点空隙的时间，先生仍然会从他的诊察室到客厅来。但不论先生之来、先生之去，都至极飘然，不引起我们或者先生的特别注意”。杨逵觉得：“这就像一家人在家中起居，并不互相在意一样吧！”每当文友们身体不舒服，只要往赖和面前的小圆凳上一坐，把衣服解开，不待开口，听诊器就伸了过来，查明病情，一等药方开出，药就送来了，医患双方谁都没想到医药费的问题。
后来，杨逵以种花谋生，带着妻儿住在远离街市的地方，赖和还专程前去探望，关心他日子是否过得去。杨逵回忆道：“虽然我接受先生物质上的援助的事并非再三，但现在每想起当时的情况，总是眼热心塞。先生是断然不将他的好意强加于人的。当他向人施其善意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做得一点也不显眼；不增加对方精神上的负担。”
赖和还成为杨逵的“命名之父”。杨逵本名杨贵，他对这个“贵”字深感厌恶，但也不曾深思起个什么样的笔名，就在呈给赖和的文章上漫不经心地署了个“杨达”。赖和认真地用红笔圈去“达”字，清楚、明白地改成了“逵”字。从此，台湾文学史上就有了“杨逵”这个不朽的名字。
杨逵初登文坛时所写的文章，总是得到赖和认真地批阅、润改。杨逵开始学着用白话文写小说，有一篇中的一段是描写一个贫农衣衫褴褛，用以表现其穷苦的状况。作品寄到赖和那里，不几天就被寄了回来，上面有许多精心的删改和亲切、热情的评语。描写贫农衣衫褴褛的一段，被赖和全部用红笔画去，只改成一句“破了又补”。杨逵看了，“雀跃而喜”，明白自己“所想表现的那个贫农，并不是个不三不四的乞丐啊！我所想要写出的，是一位不为困苦所屈，坚决地想工作下去，想自己站立起来的贫农。对于这样的主人翁，‘破了又补’的一句话，便增加了仆而再起的千斤的重量”
。（杨逵：《忆赖和先生》，《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28日。）
杨逵的处女作《送报伕》的前半部是经赖和之手，得以于1932年5月19日至27日在《台湾民报》上连载。当这部后半部被查禁的小说于1934年10月，以第二名（第一名空缺）的成绩入选日本《文学评论》杂志1卷8号时，杨逵回忆道：
当我把登《送报伕》的《文学评论》拿给赖和看时，他非常高兴，他双手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能说话。每思及此，我便由衷地感激赖和先生，他是我文学创作的导师，在我贫困潦倒时，他经常鼓励我。（杨逵：《坎坷与灿烂的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回顾》，（台北）文镜文化公司，1986年11月出版，第118—119页。）
《送报伕》是当时台湾人在日本刊物上的最初发表的作品，杨逵因此被誉为“进军日本文坛第一人” 。（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0页。）《送报伕》亦是台湾新文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至今仍为海峡两岸读者激赏。
对其他文学青年，赖和同样如此，据人们回忆：
笔者和点人、克夫二君，起头开始研究文艺，因为没有参考的书籍，或指导；正苦于暗中摸索的时候，或曾写信去叩问他创作上的经验谈。（廖毓文：《甫三先生——诸同好者的面影之一》，《台湾文艺》第2卷第1号（1934年12月新号）。）
我初识先生之时，正是先生在五十年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时候，距今才十数年。当时正是我们开始厌弃旧诗，而瞩目于新文学，而先生屡屡推出新作的时代，他的作品鼓动了我们的心，而拜访先生以求教的时候，先生却出乎意外地，恳切地教导我们创作的方法。因此，在以后的年月中，我们终于也能有几篇作品问世者，先生居功甚大。（朱石峰：《回忆懒云先生》，《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出版。）
可以说，台湾新文坛是以赖和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赖和“负起了新文学保姆的任务”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80页。）杨逵、杨守愚、廖毓文、朱点人、林克夫、陈虚谷、病夫、郑梦华、翁闹、王白渊、周定山等人，纷纷蔚起加入了创作的行列。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彰化地区的人，即便如杨逵是台南人、朱点人是台北人，也都得到了赖和的指导。所以，在当时，“因为有懒云在，彰化俨然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中枢”
。（杨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还有些现在生平不详的人，如收在李南衡《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中的郑登山、太平洋、铁涛、剑涛、慕、孤峰、ＳＭ生、瘦鹤……等人的作品，如果没有赖和的修改甚至从头改写过，恐怕不能达到那样的水平。
四、启迪民智——斗士精神
赖和性情温厚，不具备明显的政治性格。他与当时的政治领袖人物蒋渭水、蔡培火、王敏川等人都有交往，与王敏川还过从甚密，却不像他们那样，跃身时代潮头，成为政治社会运动的领导者。这使得无论是号称“台湾人惟一之言论机关”的《台湾民报》，还是日本官方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对他的言行事迹的记载，比起活跃在第一线的社会政治运动家，相对要少许多。这也是在战后多种台湾运动史研究论著中，赖和或未被提及或被一笔带过的原因。然而，从现存史料的记载来看，举凡台湾具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性质的团体，如“六三撤废期成同盟”、“台湾议会期成同盟”、“台湾文化协会”、“农民组合”、“民众党”等，都有赖和的名字在内。虽然在任何一个团体中，他都不属于领导层，可团体却倚重他，视他为不可缺少。因为他总是默默地做他能做的事，或者以行动参与，或者以经济支持，始终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
1923年1月，蔡培火、蒋渭水、石焕长等人发起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被当局根据“治安警察法”第一条勒令禁止。于是，第三次请愿委员蔡培火、蒋渭水、陈逢源三人赴日，会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在东京成立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并在日台两地开展活动。1923年12月16日早晨，台湾总督府在全岛同时进行“大检举”，对台湾议会运动的参与者，一网打尽。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以说是日本据台期间绝无仅有的。一时间风声鹤唳，老百姓不明真相，人人自危。当天被捕的有四十一人，其中二十九人于12月22日以“违反治安警察法”的罪名，被解送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局，拘押于台北监狱。赖和就是这二十九人中的一个，他忿忿地发出“戴盆莫望天，坐使肝胆裂”的呼号。此后，每年的12月16日，都是他和难友们的“同狱日”，因为“这一日是向平静的人海中，掷下巨石，使波浪汹涌沸腾的一日，这一日曾使我一家老幼男女，惊唬骇哭并累及亲戚朋友，忧惧不安的一日，这一日是我初晓得法的威严？公正？的一日。所以，对于这一日，我总有些特别的情感，同人们有什么计划，我都高兴去参加”
。（赖和散文《随笔》，刊载于《台湾新民报》345号，1931年1月1日。）可见，他的忿恨之深。
台湾文化协会是赖和介入最深的一个文化抗日团体。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青年》杂志，一起被称为是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三大主力。有人作过形象的比喻：“台湾议会设置运动是外交攻势，《台湾青年》杂志（包括以后的《台湾》杂志、《台湾民报》，以至于日刊《台湾新民报》）是宣传战，而文化协会则是短兵相接的阵地战”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327页。）
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有很多外因，但也有其内在的动机和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正如“台湾文化协会”的发起人蒋渭水在他的回忆中所说：
台湾人是握着世界和平第一关的键啦。这岂不是很有意义且有很重大的使命吗？我们一旦猛醒了负着这样重大的使命，那么就要去实行这使命才是。本会就是要造就实行这使命的人才而设的，然而台湾人现时有病了，这病不愈，是没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会目前不得不先着手医治这个病根。我诊断的结果，台湾人所患的病，是知识的营养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治愈的。文化运动是对这病惟一的治疗法，文化协会就是专门讲究并施行治疗的机关。（蒋渭水：《五个年中的我》，《台湾民报》第67号，1925年8月26日，第45页。）
台湾文化协会在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中，无疑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文化启蒙团体。它的任务就是用现代文化知识教育民众，启发他们的觉悟，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反抗殖民者。
照台湾成功大学教授林瑞明的说法，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是受当时两股思潮的影响，“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18年）掀起的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各国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以及印度为摆脱英国统治的不合作运动……皆是民族自决思潮下的运动；另外则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潮（1917年），以阶级解放为号召，中共、日共、台共……的成立，是此一思潮排山倒海冲击亚洲的结果”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150页。）
而当事人叶荣钟的说法则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台湾民族运动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压制、榨取与歧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心，而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所凝结而成的。他说这后一点，在文化协会的运动上尤为显著。其理由是：
议会设置运动与《台湾青年》杂志都是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所发起的，而文化协会是由台湾医专的学生发动的。两者对于祖国的观念，因为同是台湾人，当然是没有厚薄的差异。不过东京留学生所受的刺激与影响是世界规模而台湾的学生则未免有局促一隅之感。而且他们处在总督府极端的言论封锁下，所接受的情报，都是经过剪裁染色的加工品，自然对它的感度就难免要被打折扣。举例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