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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言论封锁下，所接受的情报，都是经过剪裁染色的加工品，自然对它的感度就难免要被打折扣。举例来说，对于威尔逊美国大总统所提倡的民族自决主义，东京留学生与台湾学生的感受可能不同。至于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东京的留学生大有相形见绌、汗颜无地的感觉，台湾的学生可能连这惊天动地的事实也一无所知。因为医专的学生没有其他的情报可以分心，平时对祖国的观念特别强烈、民族的乡愁格外热切，所以辛亥革命勃发，他们会私下募款捐助革命军，袁世凯窃国，他们有人要去北京水道厂放伤寒病菌。这种感情反映在文化协会的上面，便成为浓烈的“祖国论”。文化协会的章程列有总理与协理的职位，这是日本据台以后所没有的职称，在当时应该是会长副会长才是一般的用法，总理不但是祖国色调，完全是仿效中国国民党的制度。（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327—328页。）
必须说明白的是，台湾文化协会虽然是在蒋渭水的领导下成立的，但首倡者并不是他，而是由医专的学生吴海水、李应章、甘文芳等先在同学中间酝酿。学生们为避免日本官宪干涉，想成立一个以启发台湾民众文化向上为目的文化运动团体，而其领导者必须是有影响力有活动能力的社会人士，这才由医专早期毕业生、台北大稻埕大安医院院长蒋渭水出面，征得林献堂、蔡培火等人的赞同，着手组建文化协会。
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时列名的会员共有一千零二十二人，网尽了台湾各界精英，形成了非武力抗日的统一战线。文协办报、设置读报社、举行各种讲习会、开办夏季学校、组织文化剧团，尤其是以文化讲演会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工作，其效果比其他任何活动都更为有力而且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提高民众的认识和觉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协的影响下，台湾各地涌现了许多爱国青年进步组织，诸如青年会、妇女会等等。这些组织经常邀请文协干部前往演讲。青年学生还在文协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抗暴斗争。
文协召开成立大会的当天，赖和在彰化行医，并未参与，但由蒋渭水推荐，以总理林献堂的名义指定他为四十一名理事中的一员。这是他未曾想到的。他在给蒋渭水的回函中写道：
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才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创事业是为吾台三百余万苍生利益打算，仆亦台人一分子，岂敢自外。但在此时尚非可死之日，愿乞把理事取消。（赖和自传体小说《阿四》，《赖和全集》第1卷第27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话虽这么说，他并未稍怠文协的工作，他热心参与通俗讲演、接手《台湾民报》文艺栏、声援农民运动，等等。1923年夏天，东京台湾青年会讲演团赴台开展文化启蒙活动，遭到警方的阻挠，开不了口。正是赖和所属的彰化同志青年会首先不顾一切地进行声援，“使讲演队得向大众们发出第一声呼喊，这声音波动传到世间去，激动着平静的空气，台湾顿时刮起了风台”
。（同上。）赖和与对此尽了力的其他三位开业医林笃勋、李中庆、杨木旋即遭到当局的报复，被以所谓“阿（鸦）片取缔细则”处罚。同时，蒋渭水也并未取消赖和的理事资格。从1921年10月17日成立到1927年分裂，文协前后开过五次大会，在理事多少有些变动的情况下，赖和一直身任该职。
1925年以后，受时代思潮和祖国工农革命的影响，台湾社会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文协内部不同阶级、不同派别之间也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林献堂、蔡培火等人，主张文协纯走民族运动路线，进行不流血的抗日斗争；左翼力量的代表连温卿、王敏川等，坚决主张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统治；而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摇摆在两者中间。1921年1月3日，文协召开临时大会，在修改会章的问题上，两派争执不下，势同水火。投票结果连派提案获得通过，林献堂、蔡培火、陈逢源、韩石泉等十多位理事弃权退席，蒋渭水也随之退出了，于是以连温卿、王敏川为核心取得了文协的领导权，被人称作“新文协”。嗣后，属于“民族主义派”的文协干部纷纷声明与文协分道扬镳，而决心将“文化协会这个好名爱护到底”不甘脱离的蔡培火，（《被文协除名的蔡培火氏谈》，《台湾民报》178号；第7页。）则被新文协发出“除名通知书”予以除名。“民族主义派”几经波折，于同年7月10日另行组织政治结社“台湾民众党”。
身为文协理事的赖和，并未明言他到底倾向于哪一边，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可以推测他当与连温卿、王敏川等更为接近。他与王敏川属同乡世交加上姻亲，关系极深，彼此影响，情谊维系终身；而赖和又是文协彰化支部的核心，受他潜在影响的彰化激进青年则是连派的支持者；与赖和同一户籍的堂弟赖通尧、刘素兰夫妇，都是新文协的干部，刘素兰还担任了中央委员，主持妇女部工作；同时，赖和的作品也隐约透露出他的观点。《赖和全集·小说卷》中有一篇《赴会》，说的是他赴雾峰莱园参加文化协会理事会过程中的所闻所见与所思所想。这次会议于1926年5月15、16日召开，已经显现出分裂的迹象。作品中的“我”因为看到“为人类服务”、“支持社会的强固基础”的工农大众，受到社会的损害而只知道烧香拜佛祈求不可知的幸福，而加强了赴会的勇气，然而转念一想，已往多次会议都曾“议决有许多种的提案，设定有许多种标语，究其实在有哪一种现之事实？”于是他“不觉茫然地自失，漠然地感到了悲哀”。这是他对文协的不重视实际斗争、纸上谈兵提出的批评。作者还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
有产的知识阶级，不过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激荡起来的，不见得有十分觉悟，自然不能积极地斗争，只见三不五时（偶尔）开一个讲演会而已。（引文括号里为引者注。下同。）
这显然是针对文协内部以林献堂为首的领导阶层素来所奉行的妥协主义——只满足于文化启蒙，不进入实际的政治运动而进行的批评了。小说中的“我”还听到一段佃农的对话：
讲文化的？若是抢到他们，大概就会拍拼（拼命努力）也无定着（也不一定）。
他们不是讲要替台湾人谋幸福吗？
讲得好听！
今日听讲在雾峰开理事会。
阿罩雾（雾峰旧名，指林献堂家族）若不是霸咱抢咱，家伙（家产）哪会这样大。
不要讲全台湾的幸福，若只对他们佃户，勿再那样横逆，也就好了。
阿弥陀佛，一甲六十余石，好歹冬（收成）不管，早冬（春收）五，晚冬（秋收）讨百，欠一石少一斤，免讲。
这已经揭示了分裂的根本原因了。就拿林献堂来说，他是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领导者，出力且出钱，而且出钱出得最多。据叶荣钟说，林献堂是标准的地主，惟一的收入是租谷，他把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拿出来投入各种活动，而自己一家人过着颇为拮据的生活，（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不能不说他为争取台湾人的政治权利是尽心尽力的。可是，透过赖和笔下林家佃农的不平与不满，触及了日据时代地主阶层无法避免的两难困境：他们一方面为民族解放出钱出力，甚至冒生命危险，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惟一的收入是租谷，要和农民持同一立场，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又绝无可能。这也是绝大多数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地主豪绅，只能囿于民族运动范畴内的主要原因。虽然说，1927年前后，中国大陆国共两党分裂的影响，以及台湾总督府的分化离间政策，都是造成台湾文化协会分裂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只是外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台湾社会地主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其实，这正是中国大陆国共两党之间的基本矛盾）。赖和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1927年1月3日，赖和当选为新文协临时中央委员，此后一直到1931年文协被禁，赖和都是新文协的代表员（评议员），还于1929年11月3日；在新文协第三次全岛大会上任副议长。1928年3月，新文协的宣传机关《台湾大众时报》创办，赖和既是出资者之一，又参与实际运营，任监事兼特约记者，并于当年5月，在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散文《前进》。
与此同时，赖和也是民众党的重要成员。1927年5月29日，赖和出席林献堂等人组建的台湾民党的成立大会，当选为临时中央委员。后因总督府的阻挠，民党被禁，7月10日；在民党的基础上；修改了章程中遭总督府忌讳的内容；成立台湾民众党，赖和任该党干事。8月31日，赖和与民众党成员林笃勋、许嘉种、杨家诚等在彰化共同发起政坛演说会，排解了会上两派之间的冲突，收到很好的成绩。1928年3月9日，民众党彰化支部举办自治制度改革政坛演说会，赖和以《我们的政治要求》为题作了演讲。1931年1月16日，赖和出席民众党彰化支部党员大会，并担任议长。
赖和同时隶属于新文协和台湾民众党；客观上是他对台湾社会运动的贡献，他在新文学运动方面的成就，使两派都觉得他不可或缺，都接纳他；在主观上，则是他强烈的民族意识所致。赖和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更倾向于支持工农进行阶级运动。因为他在实际斗争中，愈来愈认识到，单纯的民族运动，并不能真正使工农大众得到解放，而世界性的反帝潮流——社会主义，也使他懂得只依靠地主资产阶级搞合法运动，不可能推翻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但是，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的思想既有原则，也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他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异民族的日本统治者，而台湾抗日阵营内部左右两派应该是兄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作为被殖民统治的台湾人，不管短期目标——争取政治地位的改善，或长期目标——设法摆脱日本的统治，都是应该努力的方向。他并不一定有“统一战线”的思想觉悟，但以文学家的敏锐感觉，对文化协会的分裂感到痛心，认识到兄弟阋墙，分散了抗争的力量，是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以他同属两派的身份，尽量减少彼此之间不必要的摩擦，并由于他在彰化地区的影响力，无形中起了削弱总督府分化策略的作用。
此后；两派内部各自纷争迭起，再度分裂。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所致，更是总督府的分化策略的恶果。对这种派系间的斗争，赖和没有参与，尤其是对极左或极右的活动，他都没有沾边。当然，他并非折中主义，他有自己的观点、倾向，也毫不掩饰，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各派人士之间保持旧有的关系。例如，他与王敏川私交甚好，1930年，他弟弟赖贤浦还娶了王敏川的长女，可王敏川与连温卿决裂后组织台湾赤色救援会，赖和就没有加入，对与连温卿并称“连杨反干部派”的杨贵（杨逵），还照顾提携有加。同样，民众党内部，林献堂、蔡培火等人，不满于该党在蒋渭水的领导下逐渐左转，使“民众党的政策显然有迁就阶级斗争的倾向”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471页。）因而退出该党另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赖和亦没有跟随，可他在1933年由蔡培火主其事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第十五次（即最后一次）请愿活动中，与洪元煌共同担任中部请愿签名书的收集人。可见，赖和为人行事是不论好恶亲疏，凡是对抗日有利的人与事，他都予以支持。
第二章“奶母”与奠基者——赖和的新文学道路
台湾新文学运动肇始于日据时代后半期。它既上承祖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绾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又以更新文化、开启民智、激发民族意识、抗击异族统治为己任，成为抗日民族运动的一部分。赖和正是其领军人物之一。赖和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推动者、“奶母”，“只要是为了台湾的新文学得以发展，为了作品的品质得以逐步提高，他是任何付出都不推辞的”。（杨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