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怜悯和叛逆是赖和个性的基调，也是以后他从事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在赖和的胸膛里，有一颗同情弱者的慈悲心。王诗琅说：“他同情弱者。他是看见了贫困的人们悲惨的生活就不禁叹息的人道主义者。”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他对穷苦病人的不吝救治，正是出于此，而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直接面对社会现实，以殖民地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为题材。但赖和并不仅仅是叹息。
我们知道，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据1895年日寇强占台湾已经二三十年。在此之前，丘逢甲、唐景崧、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罗福星、余清芳等人不断进行的武装抗日斗争遭到失败，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已经确立，统治力量遍及全岛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台湾“不愿异族统治的民心，仍然如故”。（王诗琅：《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代序》，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275页。）由于日本统治者交替使用剿抚并用的殖民政策，台湾人民的武力抵抗此时早已平息，可抗日民族运动并未停止，只不过转换了斗争方式，进入了非武力反抗的第二个阶段。新反抗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多种多样，有政治运动、启蒙运动、妇女运动……而最先最引人注目又是最有成效的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则又是新文化运动相当重要的一环。
早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与政治运动、文化运动融为一体的，拥有共同的队伍、共同的阵地，属于共同的社团。如台湾议会期成同盟、台湾文化协会就是这样的团体，而《台湾民报》（及其前身）也是这种性质的综合性刊物。这点与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开拓期基本上是一致的。参与这些团体的知识分子，因忙于各项政治、文化活动，多无暇顾及这种“缓不济急”的文学创作工作。纵有少数涉笔者，也是把文学看成是工具，欲藉此推展政治、文化运动。所以，“此期的文学是附庸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及民族开放运动之下，并非纯粹的文学运动”。（黄得时：《“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台湾）《大学杂志》1974年11月第79期，第28页。）
从1931起，台湾抗日民族民主政治运动开始低落，渐渐走入低潮。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台湾，殖民当局也加强了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大举搜捕台共分子，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合及台湾工友总联盟一蹶不振，台湾文化协会也被迫解散。左翼的社会运动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受到全面的压制而无从开展，新文学运动遂成为代替社会运动的惟一出路。据当事人张深切在其自传《里程碑》中说，1934年，赖明弘和几位朋友劝他“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来代替政治活动”，他的想法是：
我看组织已经被摧毁，自治联盟也陷于生死浮沉的田地，生怕台湾民众意气消沉，不得不决意承担这个带有政治性的文艺运动。……在这文艺启蒙时期，与其说是一跃要建立文坛，不如说是要建设文艺运动的基础，来代替政治运动较为恰切。这次标榜的文艺运动，骨子里是带有政治性的，所以我们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一运动的领导权。转引自陈少廷：《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110—111页。
赖明弘后来也撰文回忆道：
回忆当时台湾的客观情形，有着使台湾文学运动发生的各种因素存在，盖当时反对异民族统治的政治运动受了最严重的威胁和打击，乃由合法趋入地下活动，表面上看来，进步的台湾政治运动被摧残，被压迫得零落无声，呈现着一片萧条景象，这使台湾知识分子必然的要找出路，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潮的澎湃是控制不住的，由于这客观情势的要求，台湾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对建立新文学这一条路认真地站起来，大家并且认为有组织文学团体的必要，所以才很快的就能成立台湾文艺联盟。赖明弘：《台湾文艺联盟创立的断片回忆》，《台北文物》第3卷第63页，1954年12月。
政治运动的挫折，迫使知识分子改变路向，从事较温和的文艺活动，以赓志业。
同时，20世纪30年代，台湾新文学已进入了发展期。与开拓期的20世纪20年代不一样，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济济多士”，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全面开花，作品不胜枚举，且有相当的水准。文学事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总会迫切地需要有自己的阵地，以及拥有一专门的队伍。在政治与文学本身的双重的需求之下，独立的新文学期刊、社团就在台湾各地应运而生了。这些组织，赖和不可能都参加，但只要是他参加了的，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一、《台湾民报》：从发表作品到主持“学艺栏”
《台湾民报》的前身是《台湾青年》、《台湾》，是1920年7月16日起，由东京台湾留学生在台湾父老的资助下创办。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发行，由半月刊而旬刊而周刊，一直到1932年4月15日改为发行日刊《台湾新民报》止，办得有声有色，在台湾民族运动中的建树特别大。《台湾民报》是当时台湾人的惟一喉舌，虽然在当局的压制下，仍能坚持台湾人的立场，“呼吁诉苦，对总督府的恶政加以指责批难，对日本人的歧视曲解予以纠正解释”。（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612页。）同时，它对台湾民众的思想、文化启蒙也做了很多工作，贡献相当大。
《台湾民报》（包括它的前身）亦是台湾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的产物。据叶荣钟说：
第一白话文的输入与应用是其最大的功绩之一。第二因为《台湾民报》的努力，台湾知识分子和祖国五四以后的民族精神与思想文化才能够接上线，发生影响下鼓励作用。勿论思想知识因为人数较多、交通较利便的缘故由日本输入者为多，但是精神上与祖国发生交流也可以说是台湾对祖国的“文化的归宗”，予台湾民族运动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至于新思想、提倡新文学运动、妇女自觉运动等等，毋宁是对祖国的运动亦步亦趋，或者可以说是五四的台湾版。同①。
其实，白话文的输入也是与祖国五四新文化“接上线”之举。《台湾民报》创刊号上刊载陈逢源的祝诗两首，其中第二首是：
诘屈聱牙事可伤。
革新旗鼓到文章。
适之独秀驰名盛。
报纸传来贵洛阳。
可见，推行白话文亦是对祖国新文化运动的效法。其后，《台湾民报》同仁还创设了白话文研究会，号召该报读者，凡有志研究白话文的，均可入会。《台湾民报》还将中国政治现状、中国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作品尽可能地介绍给读者。
赖和起初在《台湾》、《台湾民报》上发表旧体诗，1925年开始，陆续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白话文作品，创造了几个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1927年，《台湾民报》获准从东京移入台湾，而在此前的1926年，赖和已经开始主持该报的文艺栏，他对这个栏目的呕心沥血是众所公认的。据杨守愚在《小说与懒云》中说，当初《台湾民报》设立文艺栏，物色主持人，“除了人选难觅，报社本身的财务，也没有余裕来增请一人。这样经过数次讨论之后，才知道了要一起解决人才和经济难题的上策，将文艺栏创设的重责整个嘱托于懒云氏之外，别无他法。”杨守愚：《小说与懒云》，《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28日出版。赖和的努力，不但推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还培养扶持了不少新人。1929年，台湾新民报社创立，赖和出任“相谈役”（最高顾问），后任该报“客员”（兼职编辑），仍主持文艺栏，并在该报上发表了各种体裁的作品多篇。
二、《南音》：以天赋加努力和诚意的创作为其增光
1931年底，由黄春成发起，台北、台中包括赖和在内的一群爱好文学的人士组成了“南音社”，次年1月1日，白话文纯文艺的半月刊杂志《南音》创刊。叶荣钟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说，他们这些志无所出、歌以当哭的文士们，当此百不可为、混沌惨淡的时代，除了想藉创办杂志来消愁解闷之外，还希望“能够在这些迷蒙苦闷的人们的心灵上，添一点文艺的润泽，给一点生活上的慰安”，“做个思想知识的交换机关，尽一点微力于文艺的启蒙运动”。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南音》的使命便是：第一，设法使思想和文艺普遍化；第二，提供作品发表园地，鼓励作家创作。
《南音》于1932年1月1日创刊后，发行至同年11月8日被查禁而告停刊，共出十二期。《南音》的寿命虽然不长，但内容甚广，评论、创作兼有。其文艺路线最值得注意的，一是提倡文艺大众化，二是主张台湾话文。在《南音》上发表的作品，属赖和之作最为引人注目，在创刊号上他就发表了小说《归家》，以后，又有《惹事》问世。郭秋生曾说：
懒云兄的《惹事》，真的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了，那样的题材，确是非他的关心不能把握，非他的伎俩不够以表现出来的。郭秋生（芥舟）《南音》，《南音》1932年9月第1卷第11号，第25页。
黄春成也将《南音》的成就归功于赖和，他说：
他的小说，无论何人都说好的，虽说他具有创作的天禀，但他的努力和诚意，是使人加倍尊敬的！不客气说一句话，假使《南音》有点声誉，他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换句话说，《南音》不至被人唾弃至于无容用身之地，也可说藉他的光不少！黄邨城（春成）：《谈谈〈南音〉》，《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第57页，1954年8月。
三、台湾文艺联盟和《台湾文艺》：坚辞领导之职，而以创作支持
1934年5月，台湾文艺联盟成立。这是台湾第一次全岛文学界大结合的组织。在此之前，台湾独立的新文学活动，皆是地域性的。南音社由北、中部的作家组成，台湾文艺协会是北部的组织，台湾艺术研究会是以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为中坚，而台湾文艺联盟则打破了地域界限，也超越了一切派别，把全岛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在文艺联盟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全台湾的作家八十二人济济一堂，堪称空前的壮举，也是台湾新文学史上最生动最精彩的一页。这在当时就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文学同好纷纷响应，报纸上的呼应文章几乎天天都有，对日后的影响也极为深远。赖明弘在后来谈到文艺联盟时，指出：
由于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才确立了文学运动的第一步，才起了领导台湾文学运动的作用。文联团结了作家，团结了知识分子，更溶化所有反封建反统治的，富有民族意识的台湾文化人于一炉，展开了提高文学和文化水准的工作，并确保了台湾精神文化的基础而对异民族表示了坚毅不移的抵抗。所以我敢说这是台湾知识分子的重大表现，其所留下的足迹是具有历史性的。赖明弘：《台湾文艺联盟创立的断片回忆》，《台北文物》第3卷第63页，1954年12月。
后人也认为：“台湾文学运动之具有意识性、形象性与具体性，实由于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而发轫而发展。”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03页。
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文艺团体组织案”，选举联盟委员十五名，由中推出赖和、赖庆、赖明弘、何集璧、张深切为常务委员，并公推赖和为常务委员长，而赖和坚辞不受，旋改推张深切担任，赖和仍任常务委员。会上还通过了“机关杂志案”，并于同年11月5日，刊行机关杂志《台湾文艺》。
文艺联盟的主张仍然是推展文艺大众化，其在成立当日就曾通过有关提案，包括以下三点：1。 写与大众生活有密切关系之作品；2。 文体与文字宜用一般读者容易理解程度；3。
对一般大众唤醒他们的艺术趣味。之后，委员长张深切又在《台湾文艺》第2卷第5号上发表《〈台湾文艺〉的使命》1935年5月出版。一文，强调：“我台湾文艺带有启蒙运动的特别使命，不仅要为发表咱们的意象，同时也要有启导大众的义务”，“深望我同志们倍加努力，不要只为满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