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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也有人反映英国读者不习惯第一人称的文章，说是讲“我”讲得
太多。这种说法也打中了我的要害。第一，我的文字毫无含蓄，很少一
个句子里包含许多意思，让读者茶余饭后仔细思索、慢慢回味。第二，
我喜欢用作者讲话的口气写文章，不论是散文或者短篇小说，里面常常
有一个“我”字。虽然我还没有学到托尔斯泰代替马写文章，也没有学
到契诃夫或夏目漱石代替狗写文章，我的作品中的“我”总是一个人，
但是这个“我”并不就是作者自己，小说里面的“我”有时甚至是作者
憎恶的人，例如《奴隶的心》里面的“我”。而且我还可以说，所有这
些文章里并没有“自我吹嘘”或者“自我扩张”的臭味。我只是通过“我”
写别人，写别人的事情。其实第一人称的小说世界上岂止千千万万！每
个作家有他自己的嗜好。我喜欢第一人称的文章，因为写起来、读起来
都觉得亲切。自然也有人不喜欢这种文章，也有些作家一辈子不让“我”
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也并非“生而知之”的，连用
“我”的口气写文章也有“老师”。我在这方面的“启蒙老师”是两本
小说，而这两本小说偏偏是两位英国小说家写的。这两部书便是狄更斯
的《大卫·考柏菲尔》和司蒂文生的《宝岛》。我十几岁学英文的时候
念熟了它们，而且《宝岛》这本书还是一个英国教员教我念完的。那个
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两本小说。《大卫·考柏菲尔》从“我”的出生写起，
写了这个主人公几十年的生活，但是更多地写了那几十年中间英国的社
会和各种各样的人。《宝岛》是一部所谓的冒险小说，它从“我”在父
亲开的客栈里碰见“船长”讲起，一直讲到主人公经历了种种奇奇怪怪
的事情，取得宝藏回来为止，书中有文有武，有“一只脚”，有“独眼”，
非常热闹。它们不像有些作品开头就是大段的写景，然后才慢慢地介绍
出一两个人，教读者念了十几页还不容易进到书中去。它们却像熟人一
样，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书中，以后越入越深，教人放不下书。所以它
们对十几岁的年轻人会有那样大的影响。我并不是在这里推荐那两部作
品，我只是分析我的文章的各种成分，说明我的文章的各种来源。
我在前面刚刚说过我的文章里面的“我”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然
而绝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却全是作者自己，不过这个“我”并不专
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些散文里面的“我”就不是作者自己，写的事情
也全是虚构的了。但是我自己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
面都有我自己。这个“我”是不出场的，然而他无处不在。这不是说我
如何了不起。决不！这只是说明作者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
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我并不是拿起笔就可以写出文章；也不是
只要编辑同志来信索稿，我的文思马上潮涌而来。我必须有话要说，有
感情要吐露，才能够顺利地下笔。我有时给逼得没办法，坐在书桌前苦
思半天，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终于留不下一句。《死魂灵》的作者果
戈理曾经劝人“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两个钟头”。他说，要是写不出来，
你就拿起笔不断地写：“我今天什么都写不出来。”但是他在写《死魂
灵》的时候，有一次在旅行中，走进一个酒馆，他忽然想写文章，叫人
搬来一张小桌子，就坐在角落里，一口气写完了整整一章小说，连座位
也没有离开过。其实我也有过“一挥而就”的时候。譬如我在朝鲜写的
《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就是一口气写成的。虽然后来修改两次，也没
有花费太多的时间。我想就这篇散文为例，简单地谈一谈。
这篇文章是1952 年3 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一个半山的坑道里
写成的。我们一个创作组一共十七个男女同志，刚到“志政”的时候，
分住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睡到半夜，我们住处的附近忽然落了一个炸
弹。所以第二天下午“志政”的甘主任就叫人把我们的行李全搬到半山
上的坑道里去了。洞子很长，有电灯，里面还放了小床、小桌，倒有点
像火车的车厢。山路相当陡，下雪天爬上山实在不容易。搬到坑道的那
天晚上，我去参加了“志政”的欢迎晚会。我在20 日的日记里写着：“十
一点半坐宣传部卓部长的小吉普车回宿舍，他陪我在黑暗中上山。通讯
员下山来接我。我几乎跌下去，幸而他把我拉住，扶我上去。”一连三
夜都是这样。所以我的文章里面有一句“好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的
确是好不容易啊！
22 日我们见了彭总（大家都是这样地称呼彭德怀司令员）以后，第
二天下午我们创作组的全体同志开会讨论了彭总的谈话。在会上大家还
讲了自己的印象和感想。同志们鼓励我写一篇“会见记”，我答应了下
来。我25 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话：“黄昏前上山回洞。八时后开始写同
志们要我写的《彭总会见记》，到十一点半写完初稿。”第二天（26 日）
我又有机会参加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听了彭总一个
半钟头的讲话，晚上才回到洞子里。这天的日记中又写着：“根据今天
再听彭总讲话的心得重写‘会见记’，十一点写完。”27 日我把文章交
给同志们看过，他们提了一些意见。我又参考他们的意见增加了几句话，
便把文章交给新华社了。28 日彭总看到我的原稿，写了一封短信给我。
他这样说：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
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的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
怕！
彭总这个修改的意见提的很对，他更恰当地说出了当时的场面和我
们大家的心情。我看见彭总以前，听说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刚见到
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位长者。后来他坐在我们对面慢慢地谈下去，我们
的确有一种跟亲人谈话的感觉。这封信跟他本人一样，谦虚、诚恳、亲
切。他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太苛
刻。一个人的确应当对自己严，对自己要求苛。单是这一点，彭总就值
得我们好好地学习了。
彭总的信使我十分感动。我曾经这样地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编造了
什么来恭维彭总呢？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写这篇短文并不觉得自己在
做文章，我不过老老实实而且简简单单地叙述我们会见彭总的情形。就
好像那天回到洞里遇见一位朋友，跟他摆了一段“龙门阵”一样。连最
后“冒雪上山，埋头看山下”一段也是当时的情景。全篇文章从头到尾，
不论事实、谈话、感情都是真的。但是真实比我的文章更生动、更丰富、
更激动人心。我们笔太无力了。那一天（22 日）我的日记写得很清楚：
我们坐卡车到山下大洞内，在三反办公室等了一刻钟，彭总进来，亲切慈祥有如长
者对子弟。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武装起来了！”接着又说：“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
又问：“你们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我们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是坐车过来的。”
他带笑纠正道：“不，还是跨过的。”彭总谈话深入浅出，深刻、全面。谈话中甘泗淇主
任和宋时轮副司令员也进来了。彭总讲了三小时。接着宋、甘两位也讲了话。宋副司令员
最后讲到了“欢迎”。彭总接着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头是欢迎的。”会
后彭总留我们吃饭。我和彭总谈了几句话，又和甘主任谈了一阵。三点吃饭，共三桌，有
火锅。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风扑面。洞中相当温暖。回到洞内，五点半起放映
了《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天》两部影片。晚会结束后，坐卓部长车回到宿舍
的山下。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另一位同志在山下大声叫通讯员拿电筒下来
接我们。山上积雪甚厚，胶底鞋很滑，全靠通讯员分段拉我们上山。回洞休息片刻，看表
不过九点五十分。
。。
从这段日记也可以看出来我的文章写的很简单。它只是平铺直叙、
朴实无华地讲会见的事情，从我们坐在办公室等候彭总讲起，一直讲到
我们回宿舍为止。彭总给我们讲了三个钟头的话，我没法把它们全记录
在文章里面，我只能引用了几段重要的。那几段他后来在欢迎会上的讲
话中又重说了一遍。我听得更注意，自然我也记得更清楚。第二天听他
讲话，印象更深。所以我回到宿舍就把头天写好的初稿拿出来修改和补
充。我没有写吃饭的情形，饭桌上没有酒，大家吃得很快，谈话也不多。
我把晚会省略了，晚会并无其他的节目，我只有在电影放完后离开会场
时，才再见到彭总，跟他握手告别。在我的原稿上最后一段的开头并不
是“晚上”两个字，却是“晚会结束后”一句话，在前一段的末尾还有
表示省略的虚点。我想就这样简单地告诉读者，我们还参加了晚会。我
的文章最初在《志愿军》报上发表，后来才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到国内。
可能是新华社在发电讯稿的时候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虚点取消，“晚
会结束后”也改为“晚上”，“花木兰”，“跨过鸭绿江”，连彭总戒
烟的小故事也都删去了。在第九段上，“我忘记了时间的早晚”下面，
还删去了“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的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
上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的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
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这些句子。这些都是我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想到的，后来我的确把这一切全忘记了。但是新华社的删改也很有道理，
至少文章显得“精炼”些。
我拉拉杂杂地讲了这许多，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不想有系统地
仔细分析我的全部散文。我没有理由让它们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这
里我不过讲了我的一些缺点和我所走过的弯路。倘使它们能给今天的年
轻读者一点点鼓舞和启发，我就十分满足了。我愿意看到数不尽的年轻
作者用他们有力的笔写出反映今天伟大的现实的散文，我愿意读到数不
尽的健康的、充满朝气的、不断地鼓舞读者前进的文章！
1958 年4 月
我的名字
我这里要讲的只是我的笔名，不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学名。我的学名
或本名已经被笔名“打倒”和“取代”了，这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料到的。
几十年来有人问我“贵姓”，我总是回答“姓李”，而人们却一直叫我
“老巴”，“巴公”，“巴老”。
1928 年8 月，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食堂楼上宿舍里
写完小说《灭亡》，用五个练习本誊好全稿，准备寄给在上海的朋友，
请他代为印刷。在包扎投邮之前，我忽然想
起，不能在书上印出我的本名，让人知道作者是谁。于是我在扉页
上写了“巴金著”三个字。
这就是使用“巴金”这个笔名的开始。关于它我已经作过多次的解
释，说明我当时的想法。我看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其实多说也没有用
处，不相信的人还是不相信，今天还有些外国人喜欢拿我这个笔名做文
章。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我使用笔名，只是为了把真名（也
就是把真人）隐藏起来，我不会在名字上花费精力、表现自己。其实在
这之前（1922 年）我也用过一个笔名发表小诗和散文，不过那个笔名（佩
竿）容易暴露自己，而且过去发表的东西我也并不喜欢。在沙多—吉里
养病的时候，我给美国旧金山华侨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写过好些杂
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灭亡》发表以后我便不再
用这个笔名了。
小说《灭亡》在上海《小说月报》1929 年1 月号上发表，连载了四
期。但“巴金”这个名字第一次的出现却是在1928 年10 月出版的《东
方杂志》十九号上面。这要怪我暴露了自己。1928 年我在沙多—吉里过
了暑假后，到巴黎住了一个时期。有一天朋友胡愈之兄给我看一篇托洛
斯基写的《托尔斯泰论》（法译文刊在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面）。
为了纪念托尔斯泰的百岁诞辰，他要我翻译这篇文章给《东方杂志》发
表。过几天我译好全文要给愈之送去，忽然想起那个新的笔名，不加考
虑就写在译稿上面。这样《灭亡》刊出，愈之他们就知道作者是谁了。
《灭亡》连载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