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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就写在译稿上面。这样《灭亡》刊出，愈之他们就知道作者是谁了。
《灭亡》连载后得到读者的鼓励，使我有机会陆续发表作品。我走
上文学道路，是比较顺利的。我并没有到处碰壁的经验，我交出去的稿
子，只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编辑部退回，这部退稿经过我改写后也找到了
出版的地方。本来只打算用一次两次的笔名，却被我接二连三地用了下
去。编辑先生喜欢熟悉的名字，读者也习惯常见的笔名。“巴金”收到
各地读者的来信，我用笔名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起初我还可以躲在自
己的本名后面过平凡人的日子。后来本名给笔名淘汰了，即使别人承认
我姓李，我也不会得到安静。我想不必计较吧，反正人活着，用什么名
字都行。一直到1933 年年底小说《萌芽》被查禁，我的笔名在上海犯了
忌讳，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笔名，先是“余一”，以后又是“王文慧”
和“黄树辉”，还有“欧阳镜蓉”。然而不多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图
书杂志审查会就“被迫”撤销，“巴金”又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不过
活动范围也只限于书刊，因此认识“巴金”的人并不太多，即使我在公
共场所出现，也不会让人识出。
解放后前十七年中我参加社会活动较多，无法再躲在本名后面过清
闲日子，连我自己也几乎忘记了还有一个本名。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作
为户口簿上的户主。这些年我写得不多，但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通过
笔名，人和作品给连在一起了。我到任何地方，总有人认出我是什么书
的作者，有赞美，也有批评。我自己很感到拘束，仿佛四面八方都有眼
睛在注视我的一举一动，用我书中的句子衡量我的言行。说实话，有个
时期我真想改换我的名字，让大家都忘记我。
于是所谓“文革”的风暴来了。今天提到那些日子，我还不寒而栗。
我也说不清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1966 年8 月上旬我在上海送走了出席
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的外宾，回到机关学习，就有一种由“堂上客”
变“阶下囚”的感觉，而且看到批判我的大字报了。前有大海，后有追
兵，头上还有一把摇摇欲坠的利剑，我只想活命，又不知出路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我的笔名要不得，是四旧，是崇洋媚
外，应当“砸烂”。我胆战心惊，立刻回信，表示同意，说今后绝不再
用。我已完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只有“罪孽深重”四个
大字。也许我头脑单纯，把名字的作用看得那么重大；也许我在“打如
意算盘”，还以为脱掉作家的外衣便可以“重新做人”。都没有用！我
的黑名字正是“文革派”、造反派需要的箭垛和枪靶，他们不肯把它一
笔勾掉，反而到处为它宣传，散发我的言行录，张贴打倒我的大标语；
在马路旁竖立我的大批判专栏；在工厂和学校召开我的“游斗”会；在
杀气腾腾的批斗会上人们要“砸烂”巴金的“狗头”；我自己也跟着举
手高呼口号“打倒巴金！”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不断地写检查，写“思想汇报”，重复说
着同样的话。我灰了心，断了念。“让它去吧”。
十年过去，我还是“巴金”，改不了名字，也搁不了笔。看来我用
不着为这个多花费脑筋了。今天我在医院里迎接了我的第八十个年头，
来日无多，我应当加倍珍惜。多写一个字就多留下一个字。是“牛”是
人，姓巴姓李，让后人去议论吧。
1983 年11 月29 日
《巴金选集》①后记
一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
看小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
数目的确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
于纸笔，写起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
我的小说，有些读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
路，让我戴上了“作家”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1927 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
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
自己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
会上我和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
想汇报”，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
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开地
说：“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
证。那么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
一个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
的小说绝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想重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
十卷本的选集。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
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
里面有我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
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
我也不想抵赖。
二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
学作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而且像我这样
①
《巴金选集》（十卷本），1982 年7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闯入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
的甘苦，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
也不会少。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
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
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
爱护。从30 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
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习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
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
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
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
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
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
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
‘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
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
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
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
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
一本136 页的书，①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
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
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
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
昂着头不停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
尔斯泰，成为19 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
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
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
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
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
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
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
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
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
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
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
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
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
① 见尼可拉·莫斯卡尔德里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1936 年米兰版。
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
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
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
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
护”我？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
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
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朱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
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
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
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巴金全集》自序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四年前编选十卷本《选集》的时候，我在
《后记》里写着“我不会让《文集》再版①。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谈编印《全
集》的事，我几次没有同意，可是终于给朋友树基②说服了。无怪乎我的
女儿小林向我提出质问：“你连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么又答
应编印《全集》？”她问得有理。答应出版全集，我的确感到压力，感
觉到精神上的负担。我多么愿意让我的全部作品化为灰烬，化作尘土，
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被读者忘记。这样，我最后闭上眼睛或者会感
到一点轻松。写作五六十年，我欠了读者太多的债。现在即使躺在病床
上，我仍然担心我的文章对读者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有启发。我真不
愿意它们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我宁愿让它们同我一起消亡。
这大概就是所谓社会责任感吧。
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
再属于作家个人。它继续存在，或者它消灭，要看它的社会效益，要根
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所谓不属于个人，并非说它就是“社会财
富”，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作者便不
能推卸责任，譬如欠债要还。编印《全集》，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
作实践作一个总结，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我自己心中有数，才可
以安心地放下这支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
现在是结算的时候了。我有一种在法庭受审的感觉。我不想替自己
辩护，我也不敢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但我
认为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
写作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不
曾达到这个目标，我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觉得
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越是明白做到这个有多大的困难。读者在这《全
集》里可能发现我的文章前后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
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
得到却做不到。
① 《巴金文集》在文革期间被称为十四卷“邪书”，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