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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认真？不用说，我没有讲出来。但是从此我就没有得到安宁：讲不讲
的问题始终不曾解决。每当我听见了面面俱到、不痛不痒的讲话，或者
看见人为了“明哲保身”甚么话也不讲，不然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睁着眼睛信口随说的时候，我就仿佛挨着皮鞭的抽打，我就想到其芳，
我深感自己同他差得太远了。
一年很快地过去了。其芳的声音相貌仍然鲜明地在我的脑子里活
动，还是那样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今天我多么怀念他。这一位“永远
这样奔波、永远不能给自己造一个温暖的窝”①的人，他是为了发展和繁
荣祖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献出了个人的一切的。他在1937 年写过这样一
句话：“我一定要坚决地、勇敢地活下去。”②在1942 年他又歌唱道：
我是命中注定了来唱旧世界的挽歌
并且来赞颂新世界的诞生的人。③
他是说到做到，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他的确是一个冲锋陷阵、死
而后已的文艺战士。
我还记得在《中国报导》上发表的访问记中，其芳对采访的记者最
后讲过这几句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三
十五年中间，我主要是做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工作，很少写诗写散文。
要是可能，我将来还要写诗、写散文、写长篇小说。”他念念不忘他计
划中的“诗、散文、长篇小说”！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可能了。对我们来
说这是多大的损失。因此我们更加珍惜他遗留下来的一部分作品。昨天
①
引自《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见《夜歌》。
②
引自《我和散文》（《还乡杂记》代序）。
③
引自《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见《夜歌》。
我还含着眼泪重读他的诗《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为了它给我唤起的崇
高的感情，我衷心地感谢他。
1978 年7 月
关于丽尼同志
——随想录十二
半半年前我写过一篇创作回忆录《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谈了
一些郭的事情。其实关于郭可谈的事不少，我虽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
我的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
发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倘使他能够关起门来写作，
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这里用了“关起门来写作”这
个词组，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不受到干扰。而在郭，这就是
生活上的干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小家庭给打掉了，他为了
一家人的生活，东奔西跑，最后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工作，混一口饭吃。
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没有人向他约稿逼稿，他写好文章也不知道该
寄到哪里去换稿费。我同他失去联系大约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
头遇见了他。我是从广州“逃难”到桂林的。他跟着机关从湖南某地迁
往四川，经过这里，暂时住在旅馆里面。我们交谈了几句，听见警报声，
就匆匆地分别了。当时我准备在桂林复刊《文丛》，向他拉稿，他答应
把身边写好的稿子给我。第二天早晨他到东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来找
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说，还有好几篇文章，打算校改后全交给
我。他还说，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个剧本，译稿都带来了。我们正谈得
高兴，警报的汽笛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一起从后门出去躲避。
我们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庙里看见敌机向城内投弹，看见大股
上升的尘土，看见火光。郭担心他的行李，他估计他住的旅馆就在中弹
的地区。警报刚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后来进了城去找他。但是路
给拦住了，走不过去。这次大概是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轰炸，街上乱
糟糟的。
下午我进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个旅馆，眼前只有一大堆还在
冒烟的瓦砾。他也来了。他想在瓦砾堆里找寻他的东西。有两三个老妈
妈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么。他看见我，摇摇头说：“烧光了。”我问他：
“怎么办？”他笑了笑，说：“今天就走，都准备好了。我来看一下。”
他的笑中带了点苦味。我问：“稿子呢？”我感到留恋，又感到茫然。
他说：“反正现在没有用，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我心里难过，
知道他也不好过。我还记得1933 年年尾到1934 年年初我带着他的散文
到北平，终于把它介绍给靳以在《文学季刊》里发表了一组，后来又介
绍给上海的黄源在《文学》月刊里发表了另一组，然后在1935 年年底在
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我不仅是丛书的主编，我
还是这本集子的校对人。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散文，我甚至
想说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在《黄昏之献》以后，我还编印
了他的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我准备着编辑他的第四本散
文集子。“烧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话，仿佛迎头给我一瓢冷水。
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说：“不要紧，你再写。你写了给我寄来。”
这一天他离开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里，摊开他给我送
来的手稿，我读着：
“。。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在一个
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了几个大字：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写得多好啊！我记得就在我来桂林之前在广
州市一个码头，雇小艇转到我们租赁的木船，小艇沿着沙面缓缓地流去，
岸上的景物开始变为模糊，我用留恋的眼光看那些熟悉的街道，和熟悉
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敌军进城以后它们的“命运”，我不停地在心里说：
“广州，美丽的土地，我们的！”那个时候我多么爱这个我们就要失去
的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它是多么美丽，多么牵系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多么丰富的感情。在抗战的年代里
我不知道多少次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
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是敌人夺不走的。
1947 年8 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
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
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
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在1959 年4 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里，还用了这
样一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今天单单念着这个题目，
我就十分激动。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
“1938 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
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里写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写的“第二天早晨”相矛
盾，现在记起来，应当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丛》第二卷
合订本，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题目原来是《江南的记忆》。
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文丛》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当时在桂林就只
编印了这一册刊物。至于《文丛》第二卷第四期还是在广州排好的，刊
物来不及付印，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刊物的
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
我在桂林印出两期《文丛》，后来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文
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
了合订本，印数仅一千册，送了十多本给我。1940 年7 月我离开上海经
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
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
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丛》合订本全烧了。倘使借不到这本书，我
今天还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
以后我在重庆、在上海还看见郭。他重新翻译了契诃夫的剧本。可
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
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国解放后，他起初在武汉，后来在北京工作。
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他讲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偶尔讲两句有
关翻译工作的话，很少谈起散文。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
夜》和《贵族之家》，他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罗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记忆》以后
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了。他为什么沉默呢？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
写出他心里的感情，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呢？可能
是过去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像一个包袱重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举
步艰难。他从事电影艺术书刊的翻译。他响应号召去广州担任华侨学生
的教师，1968 年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
十年以后1978 年，广州暨南大学开追悼会，宣布了对他的历史的审查结
论，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
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
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
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
情！我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发表文章，用了一个奇怪的笔名：丽尼。这是
他幼小时候一个女友的名字，这个外国女孩早早地死去了，为了纪念她，
他写了《月季花之献》、《失去》等散文，还把她的名字的译音作为自
己的笔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主张翻印《文丛》第二卷合订本的友人是雨田，
她几个月后就离开上海，后来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结了婚。抗战胜
利后他们夫妇去了台湾。1947 年我去台湾旅行曾到台北他们家作客，当
时烈文在台湾大学教书。三年前我听说烈文病故，家境萧条，友人建议
为他们的子女教育费用募款，雨田拒绝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见到在报馆
工作的朋友，他证实了这个消息，说雨田表现得很坚强。分别二十二年，
我非常惦记她。台湾回归祖国，我相信这绝不是梦想。我一定会看到它
成为现实。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再到台湾旅行。1947 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
路，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遗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
美丽的南国宝岛，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1979 年2 月9 日
中岛健藏先生
访法归来，我在上海写信给东京的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说：“在
巴黎同朋友们谈起当代的法国文学，我常常想到您，因为您是法国文学
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读过中岛先生一篇介绍罗杰·马丁·狄·加尔
的长篇小说《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但这次我在巴黎经
常惦记中岛先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据说到了后期了。
我知道中岛患癌症比较迟。去年8 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
我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我谈起过去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怕
困难、不畏强暴、长期为两国人民友谊奋斗的中岛先生，表示了深的怀
念，我说看到他多年的艰苦工作开花结果，他应当放心地休息了，我祝
愿他健康长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会在上海机场出现，
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样的等待我有过一次，那是在1966 年7 月在武汉机场同他们夫妇
分别以后，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
喝酒谈心的日子，我相信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我等待着。等了十一年，
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
手：“你好！”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陪同他们活动了几天，还举行过
座谈会，也讲了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积在我心里的话却始终
没有讲出来。十几年来它们像火一样地烧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记过它
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1966 年6 月中岛先生到北
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