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1966 年6 月中岛先生到北
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
我也在其中。他们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
夫人还说看见我，他们很放心了。就在当时我也明白这所谓“放心”是
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我更了解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那个
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
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
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
诚的。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①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
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
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
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
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
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心内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
起东京的友人。我在报上看到中岛的照片和他到中国的消息。我盼望着、
等待着同他们再见。
漫漫的长夜终于到了尽头，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从一些
熟人的口中我还听到不少动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见
都不敢相认的日子里，好些日本朋友四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
有一次“中日友协”的工作同志告诉我，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年近
九十的土岐善■先生到中国访问，听说不让我出来，他说他想不通。在
巴黎的法国朋友也曾使用各种方法打听我是否已遭“四人帮”的毒手。
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
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我不是用美丽的辞藻空谈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却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岛的真实病情。但
是我还希望他的病有转机。我开始给他写信，我去过三封信，他写过三
封回信。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他的病情的严重。他在第二封
回信中告诉我，他“只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办法进行工作。目前只是为
一份杂志写连载文章《昭和时代作家群像》。”过了两个多月他寄来的
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国访问一行五位的名单，他们将
在6 月15 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机返国，他希望我接待他们。小说家水上先
生也是我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曾到他府上作客，去年5 月我又曾到北
① 达摩克里斯的宝剑：根据古传说，这宝剑是用头发悬挂起来的。达摩克里斯奉命坐在剑下，剑随时都会
落在他的头上。
京饭店新楼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畅谈了一个夜晚。同他在上海重逢将是
我莫大的愉快。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时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
北京出席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匆忙中我给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
歉的信，还有一封信是请他带给中岛先生的。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几天，
《人民日报》就刊出了中岛先生的噩耗。我托全国文联打了一个唁电去。
但是对和中岛先生相依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讲什么话呢？再过两天从上
海转来水上勉先生的复信：“杭州出发的前夜接到中岛健藏先生的讣告，
来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转交中岛先生的信函，实在无法制止悲
痛之情。。。”我给中岛先生的信就是访法归来写的那一封，我哪里想
到他的时间竟然是这么短促，连听人念它的机会也没有！一位在北京“作
协”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我见到和水上先生同来的木村女士，她含着
眼泪说：‘中岛先生不会活过一个星期了。’”我开完会回到上海，有
一天同王西彦同志谈起，他接待过水上先生，他告诉我：“同行的木村
女士说，中岛先生病危时，讲过几个人的名字，有一个就是你。”
这一切我为什么早不知道？我为什么从法国回来不马上给他写信？
为什么我不赶去东京探病？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
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迹了。难道这就是结局？难道这本友情的书就从此关
上给锁在书橱里面永远不再打开？不，不可能！死绝不能结束我们之间
的友谊。
我最初看见中岛是在1961 年，那是中国解放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
以后我去他来，我们几乎年年见面，无话不谈，一直到1966 年7 月。他
喜欢酒，又有海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
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着中日两国
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
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
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
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访日，当时两国邦交并未正常化，在
复杂、困难的环境中，中岛先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有力的支持。我深深
体会到，要是没有中岛先生这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么？只有由荆棘丛中、泥泞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
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岛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
义。
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
工作了，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
绝不后悔。”他说。于是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的经验”来。1942 年他当
过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逮捕大批华侨，全
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
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这个著名的
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两国人
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①。他的
确为它献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①
“天鹅之歌”（Swansong）：根据西方古代传说，天鹅临死发出美好的歌声，因此借用它来指诗人的最后
杰作。
昨天日本小说家井上靖先生经过上海回东京，我到机场送行。闲谈
间我想起两年前的事。两年前我也曾来这里送别，客人中除井上先生外，
还有中岛先生的京子夫人，还有其他的日本朋友。不过两年的时间，机
场上仍然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候机室里却似乎冷清得多，我始终感觉到
自己心上那个无法填补的空洞，井上先生和我都在想念那位失去的友
人。
日航班机飞远了。我也回到家里。我静下来，仍然不能忘记失去的
老友。我又找出他今年的来信，读着：“1961 年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同您
一起游览了富士五湖和金泽，那个时候我们在东京还遇见了春雪，想起
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还有东京新宿的秋田家，它的老板娘上了年纪，
去年把店关了。您下次来日本就另外找一家像秋田家那样的地方为我们
的友谊干一杯吧。。”这是3 月16 日信上的话。
敬爱的朋友，我是要来的。但是我在什么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呢？
中日两国的邦交恢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您的五卷新作《回
想之文学》出版了。您的事业正在发展，您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什么您
偏偏死在刚刚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然而您放心吧。大桥架起来了，
走的人越来越多，它是垮不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孙后代会看见的，
一定会看见的，我相信，我坚信。
怀念老舍同志
我在悼念中岛健藏先生的文章里提到1977 年9 月2 日虹桥机场送别
的事。那天上午离沪返国的，除了中岛夫妇外，还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
几位日本朋友。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岛、井上两位赠送的书，回到家里，
十一点半上床，睡不着，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记》，里面有一
篇《壶》，讲到中日两位作家（老舍和广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床上
读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现那两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么善良的人，尤其
是老舍，他那极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极其悲惨的结局，我一个晚上都梦
见他，他不停地说：“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总之，我睡得不好。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宾馆陪中岛先生和夫人去机场。在机场贵宾室里我拉
着一位年轻译员找井上先生谈了几句，我告诉他读了他的《壶》。文章
里转述了老舍先生讲过的“壶”的故事，①我说这样的故事我也听人讲过，
只是我听到的故事结尾不同。别人对我讲的“壶”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
茶壶。乞丐并没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占有这只壶，每天一起用它沏
茶，一直到死。我说，老舍富于幽默感，所以他讲了另外一种结尾。我
不知道老舍是怎样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抱着壶跳楼。他也不会把壶
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
①
下面抄一段井上的原文（吴树文译）“老舍讲的故事，内容是这样的：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富翁，他
收藏有许多古董珍品。后来他在事业上失败了，于是把收藏的古董一件件变卖，最后富翁终于落魄成为讨
饭的乞丐，然而即使成了乞丐，有一只壶，他是怎么也不肯割爱的，他带着这只壶到处流浪。当时，另外
有一个富翁知道了这件事，他千方百计想要获得这只壶。富翁出了很高的价钱想把壶买到手，虽经几次交
涉，乞丐却坚决不脱手。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乞丐已经老态龙钟，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富翁便给乞丐房
子住，给乞丐饭吃，暗中等着乞丐死去。没多久，乞丐衰老之极，病死了。富翁高兴极了，觉得盼望已久
的这一天终于来临。可是谁知道，乞丐在咽气之前，把这只壶掷到院子里，摔得粉身碎骨。”
那天我们在贵宾室停留的时间很短，年轻的中国译员没有读过
《壶》，不了解井上先生文章里讲些什么，无法传达我的心意。井上先
生这样地回答我：“我是说老舍先生抱着壶跳楼的。”意思可能是老舍
无意摔破壶。可是原文的最后一句明明是“壶碎人亡”，壶还是给摔破
了。
有人来通知客人上飞机，我们的交谈无法继续下去，但井上先生的
激动表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诉同行的佐藤女士：“巴金先生读
过《壶》了。”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什么井上先生如此郑重地对佐藤女士
讲话，把我读他的文章看作一件大事。然而后来我明白了，我读了水上
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1967 年）和开高健先生的得奖小说《玉碎》
（1979 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
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在国内看到怀念老舍的
文章还是近两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写于1970 年12 月，那个时候老
舍同志的亡灵还作为反动权威受到批斗。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
放仪式一直拖到1978 年6 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
1977 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我最初听到老舍同志
的噩耗是在1966 年年底，那是造反派为了威胁我们讲出来的，当时他们
含糊其辞，也只能算作“小道消息”吧。以后还听见两三次，都是通过
“小道”传来的，内容互相冲突，传话人自己讲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负
责。只有在虹桥机场送别的前一两天，在衡山宾馆里，从中岛健藏先生
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听见老舍同志的死讯，他说是中日友协的一位
负责人在坦率的交谈中讲出来的。但这一次也只是解决了“死”的问题，
至于怎样死法和当时的情况中岛先生并不知道。我想我将来去北京开
会，总可以问个明白。
听见中岛先生提到老舍同志名字的时候，我想起了1966 年7 月1 日
在人民大会堂同老舍见面的情景，那个上午北京市人民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我和老舍，还有中岛，都参加了大会
的主席团，有些细节我已在散文《最后的时刻》中描写过了，例如老舍
同志用敬爱的眼光望着周总理和陈老总、充满感情地谈起他们。那天我
到达人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