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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匆匆地去。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在那里找到。
我不会像我的一个姑母或者嫂嫂，设法进到那所已经易了几个主人的公
馆，对着园中的花树垂泪，慨叹着一个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种的树
上的苦果，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没有跟着那些人走一条路，我当然在
这里找不到自己的脚迹。几次走过这个地方，我所看见的还只是那四个
字：“长宜子孙。”
“长宜子孙”这四个字的年龄比我的不知大了多少。这也该是我祖
父留下的东西罢。最近在家里我还读到他的遗嘱。他用空空两手造就了
一份家业。到临死还周到地为儿孙安排了舒适的生活。他叮嘱后人保留
着他修建的房屋和他辛苦地搜集起来的书画。但是儿孙们回答他的还是
同样的字：分和卖。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聪明的老人还不明白一个浅
显的道理：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
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
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
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长宜子孙”，我恨不能削去这四个字！①许多可爱的年轻生命被摧
残了，许多有为的年轻心灵被囚禁了。许多人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憔悴地
挨着日子。这就是“家”！“甜蜜的家”！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
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于是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依旧是十八年前的那些人把我送到门口，
这里面少了几个，也多了几个。还是和那次一样，看不见我姐姐的影子，
那次是我没有等待她，这次是我找不到她的坟墓。一个叔父和一个堂兄
弟到车站送我，十八年前他们也送过我一段路程。
我高兴地来，痛苦地去。汽车离站时我心里的确充满了留恋。但是
清晨的微风，路上的尘土，马达的叫吼，车轮的滚动，和广大田野里一
片盛开的菜子花，这一切驱散了我的离愁。我不顾同行者的劝告，把头
伸到车窗外面，去呼吸广大天幕下的新鲜空气。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
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忽然在前面田野里一片绿的蚕豆和黄的菜花中间，我仿佛又看见了
一线光，一个亮，这还是我常常看见的灯光。这不会是爱尔克的灯里照
①
1956 年12 月我终于走进了这个“公馆”。“长宜子孙”四个字果然跟着“照壁”一起消失了。（1959
年注）
出来的，我那个可怜的姐姐已经死去了。这一定是我的心灵的灯，它永
远给我指示我应该走的路。
1941 年3 月在重庆
日
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
飞蛾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
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②为着追求光和热，人
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
轰烈烈的死。
没有了光和热，这人间不是会成为黑暗的寒冷世界么？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
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
灰。
7 月12 日
再访巴黎
一个半月没有记下我的“随想”，只是因为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
到法国去访问了将近三个星期。在巴黎我遇见不少人，他们要我谈印象，
谈观感。时间太短了，走马看花，匆匆一瞥，实在谈不出什么。朋友们
说，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过几个月，拿过去同现在比较，你觉得变化
大不大。我不好推脱，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华了，
更美丽了。”这种说法当然“不够全面”。不过我的确喜欢巴黎的那些
名胜古迹，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纪念碑。它们似乎都保存了下来。偏偏五
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朝夕瞻仰的卢骚的铜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
座石像。是同样的卢骚，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拿
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他给包围在
数不清的汽车的中间。这里成了停车场，我通过并排停放的汽车的空隙，
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
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
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五十年
中间我常常记起他，谈论他，现在我来到像前，表达我的谢意。可是当
时我见惯的铜像已经给德国纳粹党徒毁掉了，石像还是战后由法国人民
重新塑立的。法国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样伫立了。
先贤祠前面的景象变了，巴黎变了，我也变了。我来到这里，不再感到
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难道我就心满意足，再没有追求了吗？不，
不！我回到旅馆，大清早人静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
年前问过自己的那句话：“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这个问题
使我苦恼，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时都是
① 本篇及以下《月》、《星》二篇，最初同时发表于1942 年《宇宙风》第一二三期。总题为《梦痕》。
②
中国神话：“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旸谷，渴死。”（见《山海经》）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79 年6 月4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追不回来的。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成形的作品，不能让它成为泡影，我必
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否则我怎样向读者交代？我怎样向下一代
人交代？
一连三个大清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结束访问的日期越近，我越是
无法摆脱它。在国际笔会法国分会的招待会上我说过，这次来法访问我
个人还有一个打算：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
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
到的教育。我在《随想录》第十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在我瞻仰卢骚
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欢迎
会，有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国话朗诵了我的文章，就是《随
想录》第十篇里讲到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大段。法国同学当着我
的面朗诵，可能有点紧张，但是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话我
都听得懂。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我听着，我十分激
动。我明白了，这是对我的警告，也是对我的要求。第一次从法国回来，
我写了五十年（不过得扣除被“四人帮”夺去的十年），写了十几部中
长篇小说；第二次从法国回来，怎么办？至少也得写上五年。。十年，
也得写出两三部中长篇小说啊！
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
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迎面扑
来，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就要走了。但
是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我好像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
有信心。我有这样多的朋友，我有这样多的读者。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话：
“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见
《旅途随笔》）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
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5 月22 日
我与开明
一
去年国内出版界为了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召开座谈会，编
印纪念文集，有几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我患病在家，不能到会祝贺，
想写文章，思想不集中，挥毫又无力，只好把一切推给渺茫的未来。现
在我已经不为任何应景文章发愁了，我说过：“靠药物延
续的生命，应该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费。”但怎样照自己的想法
好好地利用时间呢？我不断思考，却还不曾找到一个答案。
我始终相信未来，即使未来像是十分短暂，而且不容易让人抓住，
即使未来好像一片有颜色、有气味的浓雾，我也要迎着它走过去，我不
①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1986 年5 月13 至17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怕，穿过大雾，前面一定有光明。《我与开明》虽然是别人出的题目，
但“回顾过去”却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清早，我拄着手杖在廊下散步，
边走边想。散步是我多年的习惯，不过现在走不到两圈，就感到十分吃
力，仿佛水泥地在脚下摇晃，身子也立不稳。我只好坐在廊上休息。望
着尚未发绿的草地上的阳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顾。《我与开明》这个
题目把未来同过去连接在一起了。这一段长时间里，我不曾在纸上落笔，
我的思想却像一辆小车绕着过去的几十年转来转去，现在的确是应该写
总结的时候了。
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在
开明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第二本小说的原稿曾经被《小说月报》
退回，他们退得对，我自己也没有信心将原稿再送出去，后来。。过了
一个时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较大的改动，送到开明书店，没有想到很快就
在那里印了出来。这小说便是《死去的太阳》，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所以在谈到开明时我想这样说：开明很少向我组稿，但从第一本小说起，
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开明去，他们都会给我出版。我与他们并无特殊
关系，也没有向书店老板或者任何部门的负责人送过礼，但也可以说我
和书店有一种普通关系，譬如，淡淡的友情吧。书店的章锡琛“老板”
当初离开商务印书馆创办《新女性》的时候，我给这份月刊投过稿（我
翻译过一篇爱玛·高德曼的论文《妇女解放的悲剧》）。后来在我去法
国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这个新书店的职员，他写的那本回忆录《狱
中记》也交给书店排印了。关于我的小说《灭亡》的写成与发表的经过，
我自己讲得很多，不用再罗嗦了。叶圣陶同志就是在开明见到我从法国
寄回来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后，才决定发表它的。索非进开明可能是由
于胡愈之同志的介绍，他和愈之都学过世界语，他认识愈之，我1928 年
初秋从沙多—吉里到巴黎，才第一次见到愈之，这之前只是1921 年在成
都同他通过一封信。我在巴黎大约住了两个月，常常到愈之那里去。愈
之当时还是《东方杂志》的一位负责人，那个时候全世界正在纪念列夫·托
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
《托尔斯泰论》，愈之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在交给他的译稿上署了个
笔名：“巴金”。我寄给索非的《灭亡》原稿上署的也是这个名字。可
是我的小说下一年才在《小说月报》上分四期连载，《东方杂志》是综
合性的半月刊，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发表了。这是我用
“巴金”这个名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灭亡》就在《月报》连载的同一年（1929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为他主编的《微明丛书》的一种。这个袖珍本的
丛书在开明一共出了八种，其中还有索非自己写的《狱中记》等三部，
我写的《死去的太阳》和我译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骷髅的跳舞》，
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后面两部小书都是从世界语
译出的。还有一种《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译的短篇小说和李石曾的旧译
四幕剧《夜未央》编辑成册的，它们是同一位年轻的波兰作家廖·抗夫
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我只知道抗夫写过《夜未央》，
我在十六七岁时就读过它，我的朋友们还在成都演过这本描写1905 年俄
国革命的很感人的戏。1907 年我在巴黎买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
便是小说《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写他自己。1928 年年初我译完《薇
娜》，从沙多—吉里寄给索非，这年 8 月下旬我离开沙多—吉里时就收
到开明出的那本小书。接着在将近两个月的巴黎小住中，作为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