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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从沙多—吉里寄给索非，这年 8 月下旬我离开沙多—吉里时就收
到开明出的那本小书。接着在将近两个月的巴黎小住中，作为消遣，我
翻译了全本《夜未央》，回国后交给另一家书店刊行，译本最初的名字
是《前夜》，印过一版，1937 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时我便改用李石曾用
过的旧译名，因为开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个短篇也由我编入另
一本译文集《门槛》了。
请原谅我在这里唠叨，离开题目跑野马，这的确是我几十年文学工
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这样东拉西扯也可以说明我那几年的思想情况
和精神状态：我很幼稚，思想单纯，可是爱憎非常强烈，感情也很真挚。
有一个时期我真相信为万人谋幸福的新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一起出
现；又有一个时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贤祠广场上卢骚铜像前诉说我的痛
苦，我看不见光明。我写作只是为了在生活道路上迈步，也可以说在追
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所以我为了最初出版的书不好意思收取稿
费，我或者把“版税”送给朋友，或者就放弃稿酬。当然开明书店是照
付“版税”的。它是作家和教师办的书店，因此对每一位作者不论他的
书是否畅销，它一样地对待，一种书售缺了，只要还有读者，就给安排
重印。我最初写作不多，后来发表稿子的地方多起来，出书的机会就多
了，向我组稿的人也逐渐增加。我从法国回来，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闸
北宝山路宝光里一幢石库门楼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楼，我住在楼
下客堂间。那些杂志的编辑先生大都知道我是开明的作者，又有个朋友
在开明工作，他们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写好稿子也请索非带出去，
我的小说就这样给送到各种各样的报刊，用不着我携带稿子去拜访名
人，我只消拿着笔不断地写下去。我有话要说，我要把自己心里的东西
倾倒出来。我感觉到我有倾吐不尽的感情，无法放下手中的笔，常常写
一个通宵，文章脱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书桌上，索非离家上班
会把它送出去。我不去拜会编辑，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实姓，我并不
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读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发表和出版的地方，人
们把稿费送到开明书店，索非下班后会给我带来。我一个人生活简单，
过日子并不困难，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准备要是文章
无处发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所以我始终不把稿费放在心上，我一
直将“自己要说话”摆在第一位，你付稿费也好，不付也好，总之我不
为钱写作，不用看行情下笔，不必看脸色挥毫。我还记得有一个时期在
上海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审查，我有半
年多没有收取稿费，却在朋友沈从文家中作客，过着闲适的生活，后来
又给振铎、靳以作助手编辑《文学季刊》，做些义务劳动。此外我还可
以按时从开明书店拿到一笔“版税”，数目虽小，但也可以解决我一个
人的生活问题。
1932 年后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开明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变
化，索非和开明照常替我转信；我的作品不断地增多，也有了来找我约
稿的人。我把稿子交给别家书店出版，开明不反对，后来我把卖给别人
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书收回来送到开明去，开明也会收下，给印出来。
在开明主持编辑事务的是夏丐尊，他就是当时读者众多的名著《爱的教
育》的译者，他思想“开明”，知道我写过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对我
也并不歧视。我感谢他，但我很少去书店，同夏先生见面的机会不多，
更难得同他交谈。我只记得抗战胜利后我第一次回上海，他来找我，坐
了不到一个小时，谈了些文艺界的情况和出版事业的前景，我们对国民
党都不抱任何希望。他身体不好，近几年在上海敌占区吃够了苦，脸上
还带病容。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同我住在一个弄堂里，可是我不
久又去重庆，第二年4 月在那里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锡琛“老板”也不熟，他因为写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被迫
脱离《妇女杂志》，才动手创办《新女性》月刊。他这段反封建的个人
奋斗的光荣历史使我和朋友卢剑波都很感动。剑波先给《新女性》寄稿，
我看见剑波的文章发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两篇，都给采用了。我
同章并无私交，记得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过一顿饭，
却想不起同章谈过什么事情。索非同章处得不好，说他“刻薄”，1946
年去台湾，便脱离开明一直留在那边开办新的书店。全国解放后，1953
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章去哪里工作，我并不清楚，当时我也
很忙，只能应付找上门来的事，后来听说章做了“右派”，这时我记起
了索非的话，我怀疑他是不是讲话“刻薄”得罪了人。想想20 年代的进
步人士到50 年代却会成为“右派分子”挨批挨斗，有些惋惜。有时我也
暗暗地自言自语：“不管怎样，他办了开明书店，总算做了一件好事。”
在50 年代，在60 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间，没有人敢讲这样
的话，也没有人敢听这样的话，那个时候不仅是章老板，还有几个我在
开明的熟人都给“错划为右派”。其中在抗战期间“身经百炸”的卢芷
芬先生甚至给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竟然死在那里，据说他临终前想“喝
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这些人今天也许会在泉下拜读新编的纪念
文集，知道他们曾经为之献身的事业也有好的传统和好的作风，对祖国
的文化积累也有贡献，那么我们也不必为过去的一切感到遗憾了。
二
我还要继续讲下去。
新编的纪念文集中有一幅30 年代的照片和一篇介绍这照片的文章，
作者认为它是在书店成立十年纪念的日子拍摄的。我看不是，那次的宴
会是为了另一件事情，记得是为了减少“版税”。原来的税率是初版抽
百分之十五，再版抽百分之二十。这次书店请客要求修改合同，不论初
版再版一律支付百分之十五。我听索非说，在开明出书拿版税最多的是
英语教科书的编者林语堂，其次就是夏丐尊，他翻译的《爱的教育》当
时是一本畅销书。他们两位同意减少稿费，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我对
稿费的多少本无所谓，只要书印得干干净净，装得整整齐齐，我就十分
满意，何况当时在开明出书的作者中我还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后来在抗
战期间，开明几次遭受较大的损失后，又减过一次“版税”，税率减为
一律百分之十，大概是在1941 年吧，我第二次到昆明，卢芷芬给我看一
封开明负责人的来信，要他跟我商谈减少稿费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开
明已经出了不少作品，跟书店的关系比较密切，书店又是知识分子成堆
的地方，我在内地各个分店结交了不少朋友。书店的情况我也熟悉，它
提出减少稿费，我不好意思断然拒绝。而且我个人对稿费的看法，一直
不曾改变，今天还是如此。读者养活我，我为他们写作。我在这里重提
这件事情，不过说明开明书店毕竟是一家私营企业，为了发展这个事业，
它还要考虑赚钱，它似乎并没有讲过要“为人民服务”。不用说，它即
使讲了，我也不会相信，因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喜欢讲漂亮话的人做
起事来不见得就漂亮。但是我同开明接触多年，我始终保留着好的印象，
有两点我非常欣赏：一是，它没有官气，老老实实，以平等的态度对待
作者；二是，不向钱看，办书店是为了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只想勤勤
恳恳认真出几本好书，老老实实给读者送一点温暖。作为读者，作为作
者，我都把开明看作忠实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位开明负责人便是后来的总经理范洗人，我那些熟人
中他“走”得最早，我也只有在他一个人的灵前行礼告别，那是在1951
年，开明还不曾结束。记得在抗战后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常见
到他，同他一起喝过酒，躲过警报，吃过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
远。那些年我写文章、办书店、讲恋爱，各处奔跑。最后离开广州和桂
林，两次我几乎都是“全军覆没”，1938 年“逃难”到桂林，连过冬的
衣服也没有。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我常常得到开明的支持。可以说，没
有开明，就不会有我这六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当然我也会活下去，会继
续写作，但是我不会编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许多书，书印出来就让敌军
的炸弹和炮火毁掉。一批书刚刚成了灰烬，第二批又在读者眼前出现；
一个据点给摧毁了，新的据点又给建立起来。没有开明，我不可能赤手
空拳在抗战八年中间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说：什么地方只要有开
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着朋友，我的工作就会得到支持，用不着
为吃饭穿衣担忧，只愁自己写不出读者需要的好作品。那些年我经常同
开明往来，我写作，我编印书刊，我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在开明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草原集》。1950
年，老友徐调孚向我组稿，并且要我像从前那样给开明介绍稿子，他们
打算出一些翻译小说（不用解释，大家也知道，出译文比较保险）。调
孚兄是《小说月报》的助理编辑，协助郑振铎、叶圣陶做具体的工作，
1932 年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日军炮火摧毁，他便去开明作编辑，我的
大部分小说的原稿他都看过，也向别处推荐过我的稿子。这次他找我帮
忙，我知道汝龙打算翻译高尔基的小说，就同汝龙商量为开明编了六本
高尔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译稿。1950 年8—9 月，我看完这本书的
校样，给开明编辑部送回去。当时开明总店已经迁往北京，在福州路的
留守处我只见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里的工作。他是著
名的学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后来我和他还常在会场
上见面。他是一个矮胖子，我看见他那大而圆的脸上和蔼的笑容，总感
到十分亲切。这位对中国封建文化下苦功钻研过的经学家，又是五四时
期冲进赵家楼的新文化战士。不知道因为什么，“文革”开始他就给“抛”
了出来，作为头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点名批判。最初一段时期他常常
被各路红卫兵从家里拖出来，跪在门口一天批斗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
时期，这位患病的老学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庙去忍受种种侮辱。后来他
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顾。他比
其他遭受冤屈的开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的灭
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对他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把一切都
推给“四人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而且精力充沛
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赵家楼的大学生那样，那有多好！今天也还需要像他
那样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残余，向封建主义的流毒进攻。不把那些封建渣
滓扫除干净，我们是建设不好四化的。
关于开明的朋友我还有许多话要讲，可是我怀疑空话讲多了有什么
用。想说而未说的话，我总有一天会把它们写出来，否则我不能得到安
宁。1953 年开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朋友顾均正写信告诉我开明已经
找到“光荣归宿”，书店愿意送给我一部分旧作的纸型，由我挑选，另
找出路。我写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给我运来了一箱纸型，我把它们转
赠给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旧作才有机会重见读者。
开明结束，我和过去那些朋友很少见面，但是我每次上京，总要去
探望顾均正夫妇。前两年，我在医院中还写过怀念文章重温我和这一家
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这几十年，谈到知识分子，
我就想起这位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在书桌跟前埋头工作了一生的老友。
这样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正是我们国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为什么，
在新社会里也还有人不信任他们。眼光远大的人愿意做识别千里马的伯
乐，却没有想到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在需要的时候每个公民可以主动地
为祖国献身。开明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书店，它不过做了一点它应当做的
事情，因此在它结束以后三十几年，还有人称赞它的传统，表扬它的作
风。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义的浪潮冲击我们的出版事业，不少人
争先翻印通俗小说、推销赚钱小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