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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在南北旧书店觅它不得。不想“文革”后期，我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翻
检一堆线装书，竟然从中抽出一本方型的线装画集，正是久觅未见的《春郊
小景集》（见图34），价二元，急收下。记得那天在旧书店恰好分别碰到林
林和吕剑两位先生，他们也在逛旧书摊。
《春郊小景集》共收木刻作品十八幅，其中三分之一是套色木刻，1935
年5 月1 日作为“现代版画丛刊12”出版。郑可装帧，全部手印，原拓贴在
较粗糙厚实的米色草纸上，定价一元。扉页刻有“献给益坚之灵”字样，包
括目录及自序都是用木刻制成，保持了完整的刀刻风味。（见图35）目次为：
新绿、小鸟、蝶恋花、丽日、桥、踏青人、早春、青山、紫藤、山居、泉石、
细雨、小舟、菜圃、浮云、柳、梅林、村景。自序写于1935 年清明节，原文
如后——
一九三四年春，益坚舍余西归后，余方制作版画。六月以半岁收获，供世评览，因以
本集展出。然以一时抒情之作，未尝有付梓意也。今春重忆旧事，更目看版画日臻发展，
附骥之心悠然复生，稚拙不计，竟以问世，亦聊以纪念益坚及自己过程一阶段耳。
当然，这与鲁迅先生对作者的鼓励也有关系，只是作者出于谦虚而未提
及。益坚是作者已故的妻子，姓梁。这部《春郊小景集》，乃是作者开始从
事木刻运动的一个纪念。由于鲁迅先生对它的热情评价，我以为这也是鲁迅
支持木刻青年的一个见证，是研究中国现代木刻史的一部史料。半个多世纪
过去了，李桦先生既是中国新木刻运动的先行者，也是坚持这一运动的积极
分子。他现在仍执木刀，献身于他热爱的事业。更可贵的是他坚持鲁迅先生
的主张，始终如一地继承木刻与现实结合的传统，发扬为革命服务的精神。
从艺术风格来检验，翻翻他的《春郊小景集》，不难看出他后期作品的风格
和木味刀法，与前期的作品是统一的、互有联系的。
朱自清与《伦敦竹枝词》
朱自清先生的两篇散文即《买书》和《伦敦竹枝词》，从来没有收入他
的集子，也不见于他的文集或选集。朱先生说，买书是他的嗜好之一，就如
抽烟一样。在1935 年1 月出版的《水星》上，朱先生撰文说——
旧历正月里厂甸的书摊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礼去。我住的远，每年只去一个下午—
—上午摊儿少。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来往。也买过些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本是
《伦敦竹枝词》，花了三毛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要稿子，便选了些寄去，加上一
点说明，居然得着五元稿费。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很显然，朱先生喜欢这本小书，至少认为书中有幽默，所以他才交给林语堂
去发表。多年来很想一见此书而未能如愿，不想近日却偶然得之，不胜愉快。
《伦敦竹枝词》由观自得斋刻于光绪戊子年（1888 年），作者署名“局
中门外汉”，著于甲申年（1886 年），已有一百多年了；距朱先生在厂甸发
现此书，也有半个世纪多了。观自得斋主人徐士恺（1844—1903），安徽人。
淡泊官场生活，独爱金石书画，所辑《观自得斋丛书》，辑录宋元明清人的
杂著二十三种，别集六种。《伦敦竹枝词》为别集中的殿后之作，朱先生和
我所见的当是丛书中的抽印本。我猜想作者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并会英文。
朱先生以为本书作者写目睹亲见，真切有味，而且有的见解不错，比当代遗
老遗少们还要高明。至于写伦敦的景物和风俗，朱先生说：“诗中所说的情
形大体上还和现在的伦敦相仿佛，曾到伦敦或将到伦敦的人看这本书一定觉
着更好玩。”我读了这一百首竹枝词，觉得大多言之有物，清新可喜。作者
对于域外的新事物并不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是很难得的。从序歌和结尾的吟
唱中，可见作者的感慨，如前者唱道：“手把花枝唱竹枝，竹枝新谱夜郎词。
故人万里如相忆，夜夜中华梦到时。”（见图36）后者更有讽谕出洋只学域
外皮毛者：“堪笑今人爱出洋，出洋最易变心肠。未知防海筹边策，且效高
冠短褐装。”当然，作者究竟是百年前的古人，诗中也有迂腐和大惊小怪之
处，“过江”一首便有莫名其妙的恐怖感：“水底通衢南北连，往来不唤渡
头船。灯光惨淡阴风起，未死先教赴九泉。”一个习惯了封建皇朝礼仪的中
国人，竟带有欣赏的口吻写道：“英臣见女王皆脱帽鞠躬而已。属岛苏格兰
人皆短裤露膝而见君主焉。”“短衣短帽谒朝中，无复山呼但鞠躬。露膝更
无臣子礼，何妨裸体入王宫。”对于异域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作者不禁赞
许地唱道：“十八娇娃赴会忙，谈心偏觅少年郎。自家原有终身计，何必高
堂作主张。”“赴会”当指交际场合。又如写一对爱侣之幽会，把英语译音
入诗，也很诙谐：“握手相逢姑莫林，喃喃私语怕人听。订期后会郎休误，
临别开司剧有声。”注云：“姑莫林译言早上好也。开司译言接吻也。”又
诗中出现“迈大林”，注云：“译言我的宝贝也。”对于伦敦的雾，别人多
作美景歌颂，作者却写道：“黄雾迷漫杂黑烟，满城难得见青天。最怜九月
重阳后，一直昏昏到过年。”注云：“伦敦居民四百万户，家家烧煤，烟筒
如林，一交冬令，闭塞不通，烟凝不散，日色无光，白昼如晦，不足为异。”
这当然是百年以前的伦敦景观了。据说现在伦敦无雾，也少空气污染。有趣
的是，朱自清先生当年并未提到这首诗，而这位古人却不自觉地表现出反对
环境污染的意识。伦敦的市民，应该感谢这位无名诗人，也许他是同情他们
遭受空气污染的第一个外国人。
张次溪
在北京，研究北京风俗和掌故的作家，人们熟知的有两位，一位是金受
申，一位是张次溪。
两位作家都长期生活在北京，又都热爱北京风土，有志于搜罗、编撰有
关文献，现在都已故去了。解放前后，包括抗战前，他们都是京津报纸副刊
的撰稿人，著作多有。金先生似乎更注重实地调查和民间采风，他写的《老
北京剪影》便是以自身的见闻，为社会上普通求生的人们写照，可以说是系
列散文的写法。他的《北京话语汇》是部具有民俗趣味的小辞典，堪称雅俗
共赏的优秀读物。由老舍先生作序，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多年来在北京
大街小巷实地考察的结果，非常生动有趣，也具有文学和学术价值。张次溪
似乎更执衷于旧籍的搜集和整理。他经年累月地跑琉璃厂的旧书摊，采取人
弃我取的方针，专门搜罗有关的零本小册，积少成多，终于编成略具规模的
几种丛书，比较有名的就有《京津风土丛书》、《人民的首都天桥》（见图
37）等。两书都得到周作人的支持，后者并由知堂作序，是解放初期北京隆
福寺修绠堂出版的。周作人特别推崇书中的“天桥人物考”，认为它叙述了
近百年来天桥艺人的事迹，“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的著作”。当然，六十年
代张先生还发表了笔录的画家齐白石的自传。张次溪同齐白石交谊不浅，这
正是他写作此书的有利条件。张次溪对京戏和戏曲史料也很关心，半个多世
纪以前他辑印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丛书，同属研究北京文化史的范围，
也属于开创性的一项劳动，只是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及。据当年在琉璃厂书肆
的雷梦水先生告诉笔者，这套丛书当时也不过印制了几百部而已。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1934 年冬由北平邃雅斋书店出版，计线装铅印
十二册。1937 年元旦，北平松筠阁书店又出版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
亦为线装铅印，共四册。正编辑入了有关的书三十八种，续编收了有关的书
十三种，都是一向不被人重视而又稀见的书。较早的版本有乾隆间的《燕兰
小谱》、嘉庆间的《日下看花记》等。
这样一部史料丛书的出版，马上引起戏曲界有识之士的欢迎，程砚秋认
为这部书对撰写我国戏剧史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多年来程氏耿耿于怀的是我
国没有一本近代戏剧史，而不能不让日本青木正儿写的《支那戏曲史》专美
于世，他说：“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同样地中国的戏剧史还
非中国人自己来编不可。”这是程氏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写序言时说的
话，其中透露的心情又何止限于撰写戏剧史一例呢。
新文学家的支持
张次溪辑印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见图38），收有李慈铭《越缦堂
菊话》、王韬《瑶合小录》、易顺鼎《哭庵堂赏菊诗》、罗瘿公《菊部丛谈》、
沈太侔《宣南零梦录》等。有些作者已是晚近诗坛的名宿，说明当时的文人
学士已经不再把戏曲视为小道。当然，执笔者消闲的笔墨一时还难以避免，
其间的作品仍有良莠之别。
那么新文学家们的态度又如何呢？五四运动时期个别激进人物反对过旧
戏曲，以为同旧文化、旧道德一样都在横扫之列，甚至提出过消灭旧戏曲的
过激言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却得到著名新文学家们的支持和赞许，张
次溪的劳动基本上得到专家的肯定。这说明当时的文艺界已经纠正了文学革
命时期某些不科学的看法。历史和民间文学研究家顾颉刚为张次溪写序时
说，历史留存下来的戏曲史料极罕见，这是因为“历代鸿博之士视此道为末
技，不屑道。学者不谈，谈者不学，遂至今日”，“晚近风气稍开，国人颇
知一切社会活动皆是表征文化，模声绘色原非仅以娱人也”。顾氏又以为，
自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一书问世，“学者承风，始有穷智毕力以
探求其究竟者”，而张次溪辑佚的史料正是一种开辟性的工作。
郑振铎则认为这部清代梨园史料，其可贵处在于不像过去那样只着眼于
剧本和剧作家探讨，而重视了舞台史和演剧史的方面。他认为各个时代剧本
形式上的变迁，往往是由舞台演出的条件限制来支配的，有时又是杰出的演
员活动，主宰着戏曲技术的发展，甚至“往往有因一二演员的关系而变更了
听众的嗜好与风尚”。这种见解也许是戏曲演员身在其中而不能觉察的，或
者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还不能提高自己的认识，并加以理论的总结。
郑振铎代表了新文学家向戏曲的靠近，科学地提高了人们对戏曲的认识。同
时郑振铎也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他提出：“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持其柔
情以向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性欲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演剧史上一
件可痴心的污点。”顾颉刚也指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所辑入的日下
品花、宣南拾梦之类，大抵文人遣性寄情，逢场作戏之作，“未尝立意以贻
后世，不足以言信史”。这些卓见把戏曲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恰好
是编者张次溪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赵景深也以一位学人的身份评价了这部史料的功过，承认它打开自己的
眼界，并说他在撰写有关戏曲论文时，已经多处吸收了书中的材料。特别是
新发现的剧目，更引起他的研究兴趣，为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
领域。有趣的是这三位写序的新文学家，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文学研究
会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是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
自从张次溪完成这一史料的辑佚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尚无后人来继续
这一工作，难道清代梨园史料已为张氏发掘殆尽？我对此有一点怀疑，恐怕
是没有人再如张氏那样天天跑旧书摊了吧。
焦菊隐与程砚秋
1933 年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印行的《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
（见图39），是一本印制得颇为讲究的精装书。我所收藏的一本似乎可以陈
列在国家戏曲博物馆里，也可以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因为它是两位大艺术
家的友谊见证，表现了一位戏曲演员与新文学家的密切交往。在本书的扉页
上，程砚秋用毛笔写着——
菊隐先生惠存并乞
教正程砚秋敬赠
名后有印章，时隔五十余年，墨色印迹犹新，一手工整的魏碑，也很见
功夫。
程砚秋的这次欧洲之行，主要是去寻求国外的新知识，同时也进行一些
文化交流工作。尽管他没有带着剧团去演出，可是他以演讲加清唱，现身说
法，还是向域外人士介绍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京剧。也可以说这是他准备出
国演出前的一个序曲。1937 年，他准备率领剧团重访欧洲，已经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