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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还是向域外人士介绍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京剧。也可以说这是他准备出
国演出前的一个序曲。1937 年，他准备率领剧团重访欧洲，已经约好宋德珠、
王金璐、俞振飞等名演员同行，还派出联络人员到了巴黎，准备在那里举行
的世界博览会上首演。没想到七七事变突然爆发，他的这一行动计划终于成
为泡影。
1933 年他访问法国时，在巴黎旁听了欧阳予倩同李石曾的一场对话。那
时正是希特勒进一步加紧法西斯行动的时候，欧阳予倩不能同意李石曾一味
宣扬的和平主义思想。而李石曾的主张，对于程氏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李石曾还把程砚秋的某些剧目，作为和平主义的反战剧目来宣扬。欧阳予倩
与李石曾的交锋，不知对程氏有无所动，至少使他知道了这是两种分歧的政
治观点。我们没有材料说明欧阳予倩这位新文学家对一个戏曲演员的具体影
响，但有文字记载的是，当抗战胜利以后，程砚秋在上海重登舞台时，欧阳
予倩曾经为文祝贺，谈到他们当年在国外的相见，字里行间仍然委婉地希望
程氏能结合战后的国内形势，认清不加分析地反战是不全面的。程砚秋有幸
结识了一些进步的新文学家，这对他一生所走的生活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焦菊隐同程砚秋更有过直接的合作关系。1930 年，程砚秋在北京倡办中
华戏曲专科学校，他大胆地邀请焦菊隐担任校长，主持日常的校政和教务工
作，一直到1935 年。这当然显示了程氏的目光和魄力。因为在世人的眼光中，
焦菊隐是洋学堂出身的新文人，出版过诗集，是小说家、翻译家，同梨园戏
班是不搭界的，怎么能由一位新文学家来领导戏校呢？然而，程砚秋毅然同
焦氏合作了，并决心走一条戏曲教育的改革之路。如今早已享有盛名的演员
李玉茹、白玉薇、王金璐、宋德珠、李和曾、侯玉兰等，都是从这个学校走
出来的。至今仍有很多著名的京剧演员，怀念焦先生曾经带给他们的终身受
益的良好教育。
讲梨园掌故，或者谈中国新文学家和戏曲演员的合作，我的这一签名本
可以作为谈助。
《书评研究》
1989 年4 月，重印了萧乾的《书评研究》（见人民日报出版社《书评面
面观》第一辑）。他写了《未完成的梦》作为本书代序。他说在1934 至1935
年，他忽然对书评感起兴趣。恰好他在燕京大学需要交一篇毕业论文，于是
“身在新闻系而心在文学系的我，就找了个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
研究”。1935 年7 月，他用那篇毕业论文即《书评研究》完成学业以后，即
到天津《大公报》去编文艺副刊。他利用那块园地，“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
呐喊过。我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并且还嚷着：‘我们需要两个批
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有趣的是，新印本的《书评研究》
还附录了他当年在《大公报》经手发表的那些书评。这是他组织的一支书评
队伍，如杨刚、常风等都在这本书里重新亮相。萧乾不愧是一名编文艺副刊
的老手，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他还在报纸上组织了讨论，设计了“作家谈
书评”、“书评家谈书评”、“读者谈书评”等三组文章来扩大影响。这里
搜集有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张天翼、艾芜、施蛰存等
人的文章，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为中国新文学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单枪匹马地编一个大报的文艺副刊，竟然取得如此好
成绩，这在今天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事。历史情况尽管不同了，但是当年萧乾
那种富有开创性的劳动精神还是令人神往的。如果我们虚心的话，一定可以
从中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
我收藏有《书评研究》的初版本，那是1935 年11 月商务印书馆作为“百
科小丛书”之一出版的。这套小丛书由王云五挂名主编，小三十二开本，一
律灰色封面，统一的格式。我的藏书是有作家题字的签名本，似乎先寄到了
美国，由受书的友人带回了国内，终于又流散在北京的旧书摊。书上的题字
（见图40）是——
安宅兄：
这书一出版即寄美一册，不知你收到否？兹乘寄上《篱下集》之便，再奉上一册，我
相信你一定有以示我。自你出国，我入报馆后，我们通信太少了，这罪过在我多事。我是
太马虎了，太疏懒了，但我永不能忘记你给我的若干帮助启示。这几年我们各因工作而沉
默，终究我们会把晤长谈的，愈晚，不是可谈的愈多吗？
乾弟
一九三六、四、六、上海
这实际上是一封散佚的作家书简，虽然很短，也能领略到年轻时萧乾的
那种热情劲儿。作家平时习惯于用钢笔书写，还很少看到他使用毛笔，这次
也许是个例外。受书者安宅，是李安宅教授，萧乾青少年时代的伙伴、从事
革命工作的引路人。
萧乾的《篱下集》
萧乾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蚕》，写于1933 年9 月。萧乾出版的第一本
小说集是《篱下集》，出版于1936 年3 月，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丛书之一，
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在萧乾的全部创作中，他的小说不如散文、特写多，字数也赶不上翻译
作品。但是，他的小说起点不低，一开始便是直面社会、描写现实的。他紧
紧地围绕着穷苦人民的生活，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进行了控诉。那时的萧乾
已经进入上流社会，在著名的教会大学读书，再也不是个苦命的小学徒和送
羊奶的小工了。可是他的小说并非躲进象牙之塔里的闲适之作，既无美丽缥
缈的童话，也无迷人的风花雪月，相反地却有下层人民的苦难，还有对虚伪
的宗教、傲慢的洋人的揭露。在萧乾的作品中似乎很少单纯地写风景，《雨
夕》中对雨景的描写稍多，那是为了衬托疯女人的命运，目的还是在写人。
萧乾的小说讲究语言，这从他多年来推崇沈从文先生便可证明。他尽量
不用别人用滥了的形容词。多年前我读他的《矮檐》，写一个母亲清早醒来
去摸身旁孩子的头，他是这样写的：“摸到邻枕的那颗小秃葫芦了。”这不
仅是写人物的动作，而是写出母爱的口吻。母亲希望孩子好好念书，盼着孩
子“那两只小窟窿多认点字”。这些生动、形象的口语，我相信都是生活中
的活语言，是作者在穷街陋巷中得来的。
萧乾从屈辱困苦的生活中走向了自我奋斗的路程，他的小说则植根于苦
难生活而逐渐成熟起来。当然，他也并不满足于自叙传式的写实手法，《篱
下集》中的《蚕》、《道旁》都有他更深的追求，富有象征意味，是哲理小
说的尝试。《篱下集》并没有作者的跋，但在1934 年11 月，他在《水星》
上写了一篇《给自己的信》，作为《篱下集》的代跋，解释着写作小说的经
过和某些得失。此后，他似乎很少再用象征的手法了。
十多年前，作者还住在天坛附近的时候，我去过几次。当他知道我旧习
不改，仍爱搜罗旧书，承他赠我一本1936 年8 月再版本的《篱下集》，又在
扉页上写了如下一段话——
自存本于1978年岁末改为姜存本了。我生命最初的十几年，过的确实是寄人篱下的生
活。我是个遗腹独子，母亲又在七岁时去世。寄住在一位堂兄家中。天不亮我就去织地毯
（织过六年），后来送羊奶。晚上回来替他当小使，擦自行车、扫地等。白天挨师傅揍（都
是铁家伙），晚上吃堂兄的板子，要不就跪砖头。十六岁上，当我在北新书局（当时鲁迅
先生在编《语丝》）当徒弟时，我从那个“家”出逃了。此书有我早年生活的一些影子（但
不是自传），也有当时对人生的一些朦胧看法——《道旁》即是。但主要还是我练的一点
基本功：学习勾勒人物，学习使用形象化一些的语言。笼罩在全书的一个特点是：幼稚。
但沈先生的《题记》却是一篇好文章。无怪乎刘西渭先生评此书时，重点是放在《题记》
上。德明同志，希望你以同情一个孩子的心情来阅此书。
萧乾 78 年岁末
我可不认为《篱下集》幼稚，而且当年刘西渭先生的文章也不是光谈沈
从文先生的《题记》。我特别找出李健吾先生以刘西渭笔名出版的《咀华集》，
李先生说他读了《篱下集》以后“觉得大人小孩都分有我的同情，我的忧郁
和我的思维”，并视萧为当时文坛上出现的一位值得重视的作家。这是半个
多世纪以前的话了，最近我重读了这本书，仍然为书中的人物深深地感动。
我确实“以同情一个孩子的心情”再一次接受了这本书。
《人生采访》
抗战前的北平，有京派文人一说，其实它并非一个有严密组织或任何章
程的文学社团。大体是就地域而言，某些人作品风格有些相近，思想却未必
尽同，因此它的成员也相当宽泛，后来情况的变化更大。萧乾，当时作为一
位青年作家，可以说是从这个圈子里走出来的。他受了沈从文的影响，也是
一位讲究文体的作家，但是他的思想更显活跃，包括文风也如此。他决不想
作一名书斋里的学士，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学徒出身的苦孩子。同时他又接受
了教会学校的教育，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使他更不安于封闭式的环境。他
走向社会，一心要去体验人生的大课堂。抗战胜利后，他整理多年来写就的
散文、报告，编成一本集子，交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
在1947 年4 月。他为这本书拟了一个与内容很贴切的书名——《人生采访》。
它看似平淡而含蕴深厚，意境也很美，如同作者的文字风格。
我很喜爱这部“跑江湖”的记者的“职业文字”，购于1948 年的天津天
祥商场二楼，后来带到了北京。这部厚达五百余页的书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大劫之后，我与作者重逢，深感到相聚的不易，请他在我的藏书上题字。不
想这位老作家竟在书后写了一封信（见图41），简直可以作为创作本书的索
引来看待，今录如后——
德明同志：
你胆子够大的！不但未把此书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反而冒了风险，保存至今，
这使我感动得非写几句不可。写这些通讯时，我还不曾受过一点党的教育，因此，错误必
然比比皆是。唯一想替自己辩护的是，对于那段黑暗的日子，那个旧社会，我从未粉饰过，
歌颂过——更赤裸的暴露在编集子时全淘汰了，可参看桂林烽火社出的《见闻》。主观上
我一直是想站在受苦受难者一边（因为我本来也是其中的一员），用文字把他们的苦难记
载下来。然而囿于自己的世界观，看不到一个可以没有苦难的新天地。因此，这只不过是
一片哀鸣而已。
萧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于天坛南门。
话讲得很诚恳，我看有些求己过苛了。写这封信时很多人的思想还不够
解放，常爱检讨自己，我想如在今天，萧乾不会承认过去的作品一定是“错
误必然比比皆是”了。多年来，我们不是把过去的自己否定得太多、太过分
了吗？
话说《学文》
《新月》杂志是1933 年6 月停刊的，《学文》杂志创刊于1934 年5 月。
（见图42）两个刊物的主编都是叶公超。如果有人说《学文》是《新月》的
继续，这可以理解。若是不问这一背景，只把它当作学人办的一本纯文艺刊
物亦可，而且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这似乎是京派文人的刊物。
《学文》没有发刊词，刊名的由来是引用了“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
的出典，表示业余的性质。卞之琳先生在回忆林徽音女士的一篇文章中说，
这也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卞先生说《学文》出
了三期，否，共出四期，到1934 年8 月止。赵萝蕤教授在《读书》杂志上怀
念她的老师叶公超，说《学文》是闻一多主办，不确，还是讲叶公超较妥。
闻一多是刊物的热心赞助人则不假，《学文》第三期上有则《本刊启事》可
为证明：“叶公超先生行即出国，本刊编辑事务自第四期起暂由闻一多、余
上沅、吴世昌三先生代行负责。此启。”刊物的撰稿人多为知名的教授学者，
也有青年作家。他们是梁实秋、胡适、杨振声、饶孟侃、沈从文、季羡林、
唐兰、孙毓棠、钱钟书、李健吾、闻家驷、陈梦家、方令孺、废名、林徽音、
卞之琳、何其芳、赵萝蕤、曹葆华、臧克家等。叶公超晚年回忆，除《新月》
原班人马，新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