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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种集体的流动——不管是感情的或者是理性的。我们都尊重思想上的自
由。我们容许每一个在本刊上写稿的人，有他自己在文艺上的立场与见解，
除了对文艺的本身忠实的这一点之外，我们没有更大的苛求。”提倡思想的
自由和自由的文艺，这正符合储安平一贯的立场。当然他的忠实于文艺的思
想，也包含了尊重事实和尊重实际的思想。这也是他办刊物的方针。《文学
时代》的封面上公开标榜这是一本“纯文艺”月刊，不想让有政治色彩的社
团来干扰刊物。那么他能办到这一点吗？文艺又怎么能纯到毫无政治色彩
呢。在储安平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他既然说了就一定要贯彻。我
们从储安平编的六期刊物来考查，他所团结的作者确实相当广泛，证明他的
许诺并非虚言。不过话虽这么说，圈子还是有的，思想上的好恶也不可能在
刊物上毫无反映。创刊号上女作家方令孺就透露：“安平立意邀集文章趣味
相同的朋友们创办一种杂志。我想在这内外紧逼的年头，像不祥的云雾包围
我们四周，能借文章来抒写心中的郁气，也算得泪眼中的微笑吧。”这“趣
味相同”的标准当然也很宽泛，至少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吧。比如《文学时
代》里切中时弊的社会言论就不见，注重的还是纯学术的研究。有什么样思
想的编者就会编出什么样的刊物来，这是不言而喻的。那时储安平刚出校门
不久，才二十六岁吧，气魄已经不小了，他的愿望是善良的，刊物的格调也
不低。
看创刊号的作者，便足以反映出编者联系作者的方面。如老舍先生写来
论文《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介绍了作家康拉得的成就，以
及自己在创作上怎样受到这位波兰作家的影响。张天翼发表了小说《中秋》，
反映了农村生活的破败。此外还有陈铨的小说《政变》、林庚的散文《今年
的秋》，以及陈梦家、孙毓棠等人的诗作。以后各期的作者又有王统照、余
上沅、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袁昌英、凌叔华、臧克家、梁宗岱、李长之、
季羡林、林如稷、杨丙辰、赵家璧、罗洪等人。从这个名单，的确看不出这
刊物属于一个什么派别或集团，甚至连编者同新月派的历史痕迹表现得也不
太明显。臧克家的诗是写农村的灾难的，他在《文学时代》第三期上发表了
诗《水灾》。那时他已经开始写小说了，第四期便发表了他的小说《义务打
杂》。田汉的两个独幕剧《号角》和《黎明之前》分别发表在第三、六期上，
剧中人有些就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物，剧本的内容都反映了人民反抗帝国
主义侵略的要求。张天翼还发表了小说《蛇太爷的失败》。储安平也在第四
期刊物上发表了《一只朱古律糖匣子的身世》，小说寓有讽世之意，写法颇
生动。总的看来，刊物比较重视艺术技巧的追求，尤其在诗歌方面更是如此。
所以整个刊物尽管有内容进步的作品，但生活天地仍显得有些狭小，刊物所
能联系的读者当然就有限了。
《文学时代》并不是储安平第一次编辑的文学刊物，早在1931 年，他二
十一岁时还曾编了一个刚一问世便夭折了的文艺杂志。此事见于储安平在发
表方玮德一首遗诗后所加的注言，他说：“玮德这首诗是他在1931 年3 月寄
我的。那时我们有几个朋友正打算出版一个小刊物。这首诗曾经编入那个小
刊物的第一期上。但那个小刊物虽然印好了第一期，因为别的缘故，仍旧没
有搬上市场正式出版。”从编《文学时代》到编《观察》，这十年当中储安
平又经历了严酷的民族矛盾斗争，对于社会实际生活的接触更多了，对于资
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印象更深，因此一旦遇到国民党政府加紧反民主、
进一步实行独裁专制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是一位富有正义
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在编辑《观察》时所表现出的锋芒是令人
瞩目的，他变得逐渐激进起来。
当《文学时代》于1936 年4 月出版第六期的时候，卷首便刊出储安平的
一则启事，上面说：“敬启者，鄙人拟作远行，本刊事务未能兼顾，现已向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辞去本刊编辑之职，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本刊编辑事务当由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另请他人继续负责。此启，储安平谨拜。”稍后，储安平
便到了英国，在域外生活了几年。这大概就是他放弃编辑《文学时代》的主
要原因。但是，即使他不出国，恐怕刊物的命运也不会长久，须知在当时那
样恶劣的环境下，要想维持一本格调正派的纯文艺刊物又谈何容易。请看储
安平在卷后的《告别辞》里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
维持的。我们虽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
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诉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
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储安平一去，《文
学时代》杂志便告结束，没有别人再来接办过这个刊物，恰好出满了一卷。
同时他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再关心文艺了。五十年代初，《观察》停刊以后，
他也不能在新的环境下施展他那编辑杂志的才能。他变得沉默了。待他被打
成“右派”以后，不仅是沉默，连任何人也不愿见。所以梁漱溟先生在六十
年代去访他，多次扣门，他故意听而不闻，更不用说应声去开门了。
“诗及信”
“诗及信”是指程鹤西、废名、林庚三位诗人在三十年代关于诗的书简
小集，四年间共刊出四辑。1935 年1 月，在北平出版的《水星》杂志第一卷
四期，发表了“诗及信”一、二辑，两题并列，类似一个专栏的名目。
第一辑是程鹤西与废名的往返书信。鹤西先生的名字在文坛上久违了，
他现在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院长，一位资深望重的老科学家，但在抗战前，
他的诗与散文同林庚、辛笛、南星等同辈人齐名。不久前，程先生说，他脱
离文坛足有半个世纪多了，然而业余时间仍然喜欢读书、弄笔，完全为了自
娱，不图发表。1987 年他八旬寿辰时，自费印行了一本诗与散文的合集《野
花野菜集》，记录了他从事科学事业以外的文学成绩。书中收有他于战前发
表的不少作品，还有一部分只存其目，原作早已佚失。
鹤西给废名的信和两首诗，都写于三十年代的南京，题为《有赠一》、
《有赠二》，现已收入《野花野菜集》。废名的回信说，他很喜欢这两首诗，
并受到感染，凭着记忆也写下某夜忽然得到的诗的感觉。这首无题的记梦诗，
记他从梦中醒来，灯光下望着入睡的妻、女，“讶着我的坟一样的床”，直
如走进生与死之两个世界。废名于诗的要求很严格，他强调诗要有诗的内容，
而内容是什么又不好说，主要是指意境吧，只要有意境，即使只写某种感觉，
也是有内容的诗。否则光有诗的形式，那不是诗。他自己便身体力行地在写
种种感觉。当时赞成他这理论的诗人恐怕也不少，刊物上就流行这些显得比
较空灵而又神秘的诗。
“诗及信”的第二辑是废名写给《水星》编者卞之琳的信，并附重又改
写的前面那首记梦诗。他用了更加简约的字句来写梦醒后的感觉，共八句，
看去比较整齐，然而又不是方块诗。那时，卞之琳的诗也是注重形式的。晚
年的程鹤西先生承认，当年他的诗颇受废名的影响，无形中丢弃了西洋文学
的影响，开始重视中国古典诗词和佛经，如他在《野花野菜集》的《自序》
中说的“逐渐倾向诗而禅的境界”了。
北平沦陷后的1939 年，《新北京报》的文艺副刊于8 月11 日、18 日发
表了废名给朱英诞的信十二封，是为“诗及信”的第三辑。（见图46）朱是
北京大学的青年诗人，尊林庚、废名为师辈，战前曾经自费印行了诗集《无
题之秋》，由林庚作序。废名后来在所著《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2 月，作者署名冯文炳）一书中，专有一章谈林庚和朱英诞的诗，所据的
就是《无题之秋》中的作品。废名在信中还约朱到“中山公园后门池边柏树
下茶座上”去谈诗，并有信修改诗的字句，以及向朱索取诗集，以便分送外
地的诗友。总之，他很欣赏朱诗里的禅意，亲热地称朱为“朱白骑”、“白
骑少年”。最后的几封信，废名是从故乡湖北农村寄出的，那时他已离开日
伪统治下的北京，仍在信中关切着卞之琳、林庚、程鹤西的消息。直到抗战
胜利以后，废名才重返北京大学，继续在那里讲授新诗。《谈新诗》正是他
战前和战后在北大撰述的一部讲义。至于朱英诞的诗，除废名以外，几乎无
人提及，而且他的诗除《无题之秋》外，再也没有结集，当然更不知道他后
来的诗风有无变化。
“诗及信”的第四辑，是林庚写给朱英诞的十封信，发表在1939 年12
月20 日出版的《辅仁文苑》第二期。信中附有林庚的诗《风林明月章》、《冬
之情曲》等三首，基本上仍是方块诗，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整齐，有的词句显
然迁就了形式，所以废名认为新诗的方块诗是失败了。靠后的几封信，说明
林庚正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教书，仍然关心朱英诞的创作，他说：“近来
诗境进益如何，听兄年来篇什不甚开展，一旦闭目觅句，则又恐易入巧途中，
此宋人终身病也。”这些意见当非泛泛之谈。他们几位诗人的风格和观点有
相近处，但也不尽然，比如废名最终又承认了新诗还是应该有形式。他们当
中的几位都追求新诗里的禅意，这也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有趣的话题，
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所以我认为无论从研究他们几位诗人的创作风
格或关于诗的理论，“诗及信”都是一份有价值的史料。我对他们几位的探
索精神怀有敬意，无论他们的成功或失败之处，都是严肃而有意义的，对后
来者都有启发。此外，这些信当初并非为公开发表而作，其中不少私交中的
琐事，轻松而有情趣，可作散文来欣赏，这也是我一向爱读作家书信的主要
原因。
《玻璃声》
作为学者和神学家的赵紫宸先生，他的译著有《耶苏传》、《圣保罗传》
等问世，1938 年他又自印过一本诗集《玻璃声》，线装铅印本，我从琉璃厂
旧书肆得来。（见图47）
《玻璃声》，作为诗集的名字，叫起来优美动听。是什么意思呢？作者
在本书自序里说：“名家之诗，固可掷地作金声，余之所作，不敢谓金声而
玉振，考其音响，其或有玻璃之声乎？羲和敲日，李贺似闻此声，余取以名
此小书，其真能自谦乎哉？”全书共分三卷，卷一收旧诗，卷二收词，卷三
是新诗。新诗的比重较小，仅二十一首。据知作者还印有一本诗集《打鱼》，
笔者未见，也不知是旧体诗还是新诗。
在新诗卷里，有一首《雪中行》，是写人力车夫的，当然是抱了同情心
来写的。“五四”前后，报刊上颇发表了一些同情人力车夫的诗作，大多数
出于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个别的也有酒足饭饱的闲人故意地在施舍一点怜
悯。但是，多少年来不分清红皂白，我们习惯于苛求以往的诗人，以为他们
大多出于浅薄的人道主义思想，不足道及。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未免偏激。
当时既然有那么多新文学家集中写人力车夫的主题，绝非偶然的现象，如果
从鲁迅、胡适、俞平伯、郑振铎起，一直到像赵紫宸这样的作家，把他们的
诗文都搜集在一起，不失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26 年，作者写了《破碎的国旗》一诗，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沉痛和焦
急。他以写实的手法指出——
在这异族乘隙同胞自戕的时期
旗下的同胞不敢恳求平安
不可避免地在某些诗里，也含有一点宗教色彩。这是他有别于其他新诗
人的地方。
诗集以旧体诗居多，既有诗人早期留学时代的作品，也有归国后在国内
旅行的纪游诗。一些旧体诗也涉及了社会民情，以及贫苦人民的生活。如《为
洋车夫言》，同样是献给人力车夫的——
一百铜元十里程，拼将性命委于尘，
奔来臭汗风沙厉，老去游魂涕泪频。
犹有儿啼从索食，那堪屋漏更藏身？
同胞四万有余万，除却自家孰是亲？
又有一首《寡妇之言》，也是为底层人民鸣不平的——
去岁无端死丈夫，囊中羞涩一钱无。。
可怜最小娇龄女，见在城东卖作奴。
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