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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二》。“苦水”是当时在辅仁教书的顾随先生的笔名。他是冯至、杨晦
领衔的沉钟社的社友，后来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近年出版有《顾
随文集》。这篇《佟二》近似中篇，写一个忠厚农民全家的惨遇，小说虽然
没有明指日本人和汉奸，但读者一眼便可看出这是影射日伪统治的。顾随教
授的小说从来不曾结集，只有鲁迅先生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选收了他的一个短篇《失踪》。
《北大文学》
1943 年6 月，即沈启无创办《文学集刊》的前三个月，在他支持下的《北
大文学》创刊（见图69），以北京大学文学院北大文学会的名义主编，新民
印书馆印行。当时沈启无正担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院长是周作人。
《北大文学》第一辑的创刊，仅见一篇简短的《编辑小记》，没有说明
这是个定期刊物。刊物为大三十二开，同稍后创刊的《文学集刊》形式一样。
编者讲了三件事：一是创办筹划已久，二是所有稿件“都分别经过文学会的
导师沈启无、钱稻孙、徐祖正、山口四先生审定”，三是“《北大文学》是
一个广义的文学刊物，除了纯文学的创作外也兼收其他研究的文章”。果然
在创刊号里便有《佛家哲学思想略说》（魏善忱）、《扶南史略辑》（蓝文
卿）、《少昊考》（宿白）等三篇哲学与史学的论文。
开头的三篇文艺论文都是教师的作品，如沈启无的《关于新诗》、郑骞
的《论读诗》、朱肇洛的《论默剧》等。此外还有傅芸子的《敦煌本温室经
讲唱押座文跋》、李啸仓的《曲稗小识》、张琦翔的《读红楼梦札记》等。
译文有原田淑人的《关于唐代女子骑马之土偶》和增田涉的《民国三十年来
的文学思潮》。林榕的《简朴与绮丽》，是较早地研究我国现代散文的系列
文章中的一篇，后来连同其他论文都收入他的论文集《夜书》中。他协助沈
启无编过《文学集刊》，亦曾参加《辅仁文苑》的编辑工作，《北大文学》
似乎也有他来效力。除了论文集《夜书》以外，他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远
人集》。
创作部分诗与散文占了较大的比重，作者有沈宝基、黄雨等当时比较活
跃的诗人，又以青年学生的作品为主。南星、李道静发表了散文，小说仅有
闻国新的一个短篇《落花时节》。译作中有钱稻孙译的日本古歌，以及他人
译的托尔斯泰的小说、菊池宽的剧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等等。
作为大学办的校园文艺刊物，《北大文学》属于比较正统的一种类型，
严肃而缺少活力。描绘现实生活的小说，或者说表现中国题材的小说仅有一
篇《落花时节》，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这一侧面，也可以想见当时敌伪当
局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之严，要么是为我所用的纯粹的汉奸文艺，要么就是这
种与现实有距离的纯文艺和纯学术的书斋里的文化。然而，这样的刊物，也
只能维持一期的生命。
沈启无编《文学集刊》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沦陷区出版的文艺刊物中，沈启无主编的《文学
集刊》（见图70）可以说是一种大型的纯文学刊物。它没有打出取媚于侵略
者的诸如“文学报国”之类的口号，也没有贩卖庸俗的低级趣味。创刊号的
《卷头语》里说——
我们羞于喊口号，怕的是事实做不到，变成不负责任的空言。我们愿意担荷这责任，
古典的精义与现代的写实熔为一炉，中外古今之得以闳通，而又各有它的独特。
《文学集刊》是季刊，第一辑于1943 年9 月出版，第二辑于1944 年4 月出
版，总共就只出版了这两期。它的停刊当然与整个时局有关，同时又不能不
让人联想到沈启无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沈启无出身北大，是周作人的学生，
当时是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刊物的出版者是北京新民印书馆的艺文
社，而艺文社的社长是周作人。那时的文艺刊物都以周作人为号召，但《文
学集刊》上却绝无周的文章，也无一句提及周的名字。但，在新民印书馆的
宣传品中却有文字记录，宣传艺文社社长周作人领导了两大文学刊物，一是
《艺文杂志》，一是《文学集刊》，并称后者“是新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
正向大东亚文学的目标前进。
《文学集刊》第一辑似乎以文学评论为主，如俞平伯的《谈西厢记哭宴》、
傅惜华的《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的》、商鸿
逵的《王渔洋的散文》等。小说有袁犀（李克异）的《手仗》，关永吉的《陈
岫和他的朋友》、马骊的《骨头》等。诗歌有南星、沈宝基等人的作品，沈
启无发表了《闲步庵书简钞》和新诗。
《文学集刊》第二辑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小说则有赵荫棠、毕基初等北
方作家的短篇，译诗和译作也占了不少篇幅。俞平伯、废名续有理论发表。
综观两期刊物并无宣传大东亚文学字样，不失为一本严肃可读的纯文学刊
物。至于沈启无在私下追随日本人则是另外一回事。
刊物出版的前一个月，沈启无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曾经到日本参加了
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日本人提出的“扫荡反动老作
家”的事件，表现了侵略者对周作人的不满。周作人断定沈启无在中间做了
手脚，而在这以前他们之间为继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事已经有了矛盾。这可
能就是周作人不支持《文学集刊》的原因。在《文学集刊》第二辑出版的头
两个月，沈启无又化名写文章攻击周作人编的《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他
编的《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家，并讽刺周作人办刊物把稿费全都送给了老
作家。事情闹得很僵，就在第二辑刊物出版之际，周作人在报上发表了《破
门声明》，公开驱沈于门外。声明中说：“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
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
系。”想当年这位沈某曾是苦雨斋中的常客，张口不离恩师的教诲，周某亦
以有沈这样的弟子为骄傲，1939 年元旦周在家中被刺，正好来拜年的沈某也
替恩师挨了一枪，不想如今已形同路人矣。
师生的反目，在周作人的心中留下了阴影。他当时指名点姓地骂过沈启
无，还检讨自己的“知人不明”。参见周作人《关于老作家》和《一封信》、
《文坛的分化》等文。后来又指桑骂槐地写过几篇针对沈某的文章，如《遇
狼的故事》等。此刻，周作人发表作品时常用“东郭”或“南郭生”的笔名，
足证对沈的耿耿于怀。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 年夏，他还写了一篇《关于
东郭》，虽然表面上无所指，其实依然是旧案的余波，念念不忘往日的恩怨。
这篇文稿原拟在谢兴尧主编的文史杂志《逸文》第三期上发表，且在刊物上
发出预告，终因日本投降而未果。原稿在谢先生手里积压近四十年，前几年
才发表在“万叶散文丛刊之三”《霞》上。如果不熟悉周、沈之间的矛盾者，
也许不会明白《遇狼的故事》、《关于东郭》等文章都包含着对沈启无的批
评。
全国解放后，周作人和沈启无都生活在北京城，彼此却无往来。沈启无
任职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中住过“牛棚”，后来病故了。
周作人纪念集
周作人的随笔集《立春以前》于1945 年8 月在上海出版，这是他在沦陷
时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就在这本书中，收有关于《沙滩小集》的一篇序，
写于1944 年12 月。当年我很想找到这本书一读，因为这是为纪念周作人六
十岁诞辰而出版的一本纪念集。直到1945 年4 月，北京谢兴尧编的《逸文》
杂志上还刊有新民印书馆正在印刷《沙滩小集》的消息，并称书内“南北名
家均有祝贺文”，那时已临近日本投降的日子，此书终于不及问世。
《沙滩小集》是由傅芸子编辑的。傅是旧京一位文史学家，主编过《北
京画报》、《南金》、《国剧画报》等刊物，是版本学家傅惜华先生的兄长。
原书初名《汉花园集》，后改《沙滩偶语》，最后才定名《沙滩小集》。周
作人说：“这里沙滩以地名论固可，反正我们这些人在沙滩一带是常走过的，
若广义的讲作沙的滩，亦无不可，在海边沙滩上聚集着少数的人，大概也就
是二三十名吧，站着蹲着或是坐着，各自说他的故事。”看来作者还是以留
在北京的友人为主，其中亦收有周作人的几篇文章，周说：“朋友们的好意
很可感激，大家各写一篇文章来汇刊一册，聊以纪念彼此的公私交谊，未始
不是有意义的事。”从研究周作人的资料来着眼，《沙滩小集》的未能问世
不免是个小小的遗憾，但，当时人们正欣逢抗战胜利，又在讨伐汉奸声中，
出版这样一本书确实也不合时宜。
关于《沙滩小集》的部分内容，我们从傅芸子写的《近年来国学研究在
北京》（刊1945 年1 月出版的《文化年刊》第一、第二卷）一文注释中，可
以觅得若干题目，计有俞平伯《论语孟子之起讫问题》、江绍原《周羲大畜
上爻辞何天之衢新解》、瞿兑之《传说证误举隅》、郑骞《洛阳伽蓝记丛考》、
傅惜华《李卓吾著作考》等篇。看来该集既有散文，也有学术论文。
《沙滩小集》未能问世，但在日本东京却编辑出版过一本日文版的周作
人六十诞辰纪念集，即1944 年9 月由东京光风馆出版的《周作人先生纪事》。
（见图71）本书由自称周的学生的方纪生编辑，当时方正在东京任华北驻日
留学生的监督。书内共收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林芙美子、
佐藤春夫、松枝茂夫、鹤见祐辅、山本实彦、吉川幸次郎等十八篇文章，分
别记述了他们同周的交往或对周的印象；附录周作人谈日本的文章四篇。编
者方纪生除写了序言外，又写了《周作人点滴》，并编制了周的著作年表。
此外，还收有周的墨迹、照片等多幅插图。封面是由武者小路实笃画的一幅
彩色水墨画。该书只印了一千册。方纪生说，在周的六十寿辰前，有人即议
论最好的纪念当然是出版周的全集，或设立文学奖金等，但考虑到时局的关
系恐难成功，遂想到利用自己在东京的条件，取得日本作家的支持，编印了
这本纪念集。他还特别提到出版家为了印制这本书专门用了较好的纸张，其
实现在来看，也不过是极普通的道林纸而已，可见当时日本在决战时期的处
境已经很不妙了。这本书印数不多，又加上日本失败在即，流传到国内的极
少。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日本文化界及一些著名作家究竟是怎样看待周作
人的，这仍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亦无妨有个中译本问世。至于编者方
纪生，我只见过他战前出版的两本译著，即《文学家的故事》和《性风俗夜
话》。北京沦陷期间，他还主编了《朔风》文艺杂志，“文革”以前亦偶有
译著发表。
知堂的旧物
倒退二十年，在北京的旧书店里，若想找几本有名人藏书印记的书还是
不难的。比如有周作人签名或印记的，我就收藏了几种。友人中也曾收过这
类书。
我有一册1936 年10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
选集》，十六开的平装本，原来就是知堂的旧物，扉页上盖着“苦雨斋藏书
印”，我是从西单商场购来的。自从周氏弟兄反目之后，鲁迅购买周作人的
新著多有记载，而且每有议论亦有褒有贬，堪称公允。知堂购存鲁迅著译的
记载则少见，购一本《十竹斋笺谱》，也要借机影射挖苦几句，表现了他心
胸的偏狭，以及对左翼文艺的反感。我存的这本画册，也可以作为他购存鲁
迅编译作品的一例。
明朝人王肯堂的《笔塵》，北平图书馆1930 年6 月线装铅字排印本。我
的藏本正文第一页上有“苦雨斋藏书印”一枚。1936 年2 月，知堂写过一篇
读书笔记，专门介绍此书，收在他的文集《风雨谈》中。他说原来只知道王
肯堂是位医生，没有注意他的著作，直到读了《宇宙风》杂志的新年号《1935
年爱读书》中叶恭绰推荐《笔塵》，才找来一部，“四卷两册实价三元，只
是粉连纸不是机制的，尚觉可喜”。知堂平时所爱读的正是这种明末小品。
按说如我这样的愚者，看看知堂在文中摘引的部分也就够了，不想后来在中
国书店见到此书，书品极佳，价钱公道，且为知堂旧物，我便携之回家了。
当时只看了书中谈书画的部分便置之一边。